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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名、歧视和社会排斥的综合效应，以及我们从主导和受压迫群体成员的角度所阐述的防卫型另类现象，对人们过上宜居生活的能力产生深刻和久远的影响。这些影响表现在个人、群体和社区的不同层面上，也存在于当代和历史之中。为考察防卫型另类与宜居生活的实证资料，我们首先从Abraham Maslow（1968）的理论出发。该理论认为人类由个人成长的动因激发，有归属感，这些特点反过来又要求人的基本需要必须通过自我实现得到满足。进一步说，我们必须承认宜居生活通常由背景制约并且随文化而异。所以，我们关于防卫型另类影响的实证案例，最好被理解为对已有知识的不同形式的敏感度体现，它们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讨不同人群所理解的关于宜居性的完整含义。我们这里关于防卫型另类影响的讨论将聚焦于当代美国社会两个最基本的宜居性：体质与精神健康，以及经济福祉。
污名、歧视和社会排斥对受压迫群体的机会和能力产生众多负面影响，如住房、就业、体质和精神健康（Link and Phelan，2001；Hatzenbueler，2011）。在体质和精神健康方面，学者们认为，污名是导致疾病、产生健康不平等并使之持久化的最根本的原因。持这种观点的Hatzenbueler，Phelan与Link（2013）认为，污名作为健康的社会性决定因素，通过不同污名化的实际影响对人们的身份特征与健康状况的关系产生媒介作用。这些媒介因素包括：（1）对有型资源的获取程度（如，金融资源、就业、工资、住房）；（2）社会隔绝和社会支持；（3）对污名的心理回应（情绪管控策略和应对技巧，如抑制、反刍思考、吸烟、饮酒、饮食过度）；（4）紧张（由外部事件导致的内在压力，以及由担心拒绝而导致的过度紧张）。污名放大了这些媒介因素并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降低了保护性因素如金融资源和社会支持的积极作用。在这方面，污名化作为防卫型另类的关键成份，通过多重渠道使健康状况恶化，从而降低了人们过上宜居生活的能力。
把防卫型另类与精神健康连接在一起的关键过程，是这些力量如何在个人和群体中内化，变成影响身份发展和精神健康的内在心理认知和情绪。为理解内在化过程，需要辨识导致内在化的两种污名形式。首先，“表现的污名”（enacted stigma）指与社会世界其他人接触遇到的真实和现实的污名，而“感觉到的污名”（felt stigma）指对某个歧视事件将要发生所产生的担心和忧虑（Bockting，2014）。例如，别人对严重精神症状（如自杀的念头和精神变态）的反映所形成的表现污名，会导致感觉污名，让这些有严重精神症状的人撤回所接受的精神健康服务。事实上，表现污名和感觉污名都会加重精神疾病的症状，如增加抑郁的发生次数，加重精神变态症状和自杀的念头（Lysaker et al.，2007；Yanos et al.，2008；Ben Zeev et al.，2012；Oexle et al.，2017）。又如，某些特殊人群如跨性别（transgender）成年人，由于社会对他们身份的污名，童年时代经历的对性别逾越的粗暴和羞辱性惩罚，使这些人将羞耻和恐惧感内化，成年以后也避免接受健康照护或社会服务（Fabbre，2017a；Fabbre and Gaveras，2019）。在这里，表现污名和感觉污名通常与生命过程中出现的吸毒问题和自杀念头相关联（Fabbre and Gaveras，2019）。
种族主义作为防卫型另类的一种形式，提供了一个“表现污名”和“感觉污名”影响健康的强有力例子。Johnson、Pate和Givens（2010）提请人们注意种族主义贬低非洲裔男性的价值、对他们非人性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表现污名和感觉污名形成的。那些在贫穷居民区和社区长大的人，他们对社区暴力的接触加强了这种非人性化（Johnson，Pate and Givens，2000）。这些因素，加上精神创伤，导致了耻辱和焦虑，内在化地形成在社会上“无足轻重”的身份感。Johnson、Pate和Givens进一步说道，这些内在化过程又通过外在化的情绪如气愤，损伤了他们的能力和表现。严重以种族为基础的健康不平等还表现在那些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接受体质和精神健康服务方面。做心理社会评估时，非洲裔美国人比其他种族有更大可能性被检测到精神分裂症，或更严重的疾病症状（Schwarz and Blankenship，2014；Oluwoye et al.，2018）；有事实表明，这是由于照护服务人员的偏见而不是实际存在的群体差异（Schwarz and Blankenship，2014；Oluwoye et al.，2018）。这里，我们将“健康照护者偏见”解释为保护型另类的表现形式；占有主导地位的专业服务者在无意之中受到非洲裔美国病员的经历和价值观威胁，所以他们选择跟病员的现实情况拉开距离，将病员的健康症状污名化。需要补充的是，一项用混合方法对拉丁裔，有精神疾病的人接受初级治疗的经历所作的研究表明，被研究的病员经历到基于种族、文化和明显语言能力产生的综合污名和歧视（Cabassa et al.，2014）。这项研究发现，由于精神疾病和少数族裔的双重作用，初级健康照护者通常忽略或不关心病员对照护提出的意见。反之，那些感到与照护者有更好私人关系或觉得照护者对他们的病情真正关心的病员，却没有这种被污名的感觉。
在生命早期感觉到、并与家庭和同伴关系有关的污名，对以后的生活会产生严重影响。例如，跨性别成人所报告的由家庭成员造成的儿童虐待率明显偏高（Factor and Rothblum，2007；Rotondi et al.，2011a，2011b），他们还有较高的受同伴霸凌的经历（Factor and Rothblum，2007）。由儿童虐待造成的对健康破坏性的影响，如心脏疾病、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在文献中也经常有报道（Felitti et al.，1998）。缺乏家庭支持（Simons et al.，2013），以及被家庭抛弃也对健康产生破坏性影响，包括骇人的无家可归经历，它通常增加了创痛风险、极端贫困以及随之形成的精神健康问题（Koken，Bimbi and Parsons，2009）。这类表现污名通常导致感觉污名，它们让跨性别人群惧怕出现在公众面前，这种惧怕一直持续到年老时期（Fabbre，2014；Gagne and Tewksbury，1998）。携带着儿童期污名的跨性别人群，都经历过与健康照护者的污名化互动，而这些照护者本来是为了给他们提供照护的（Poteat，German and Kerrigan，2013；Snelgrove et al.，2012）。这些经历包括拒绝治疗，在健康照护中的语言骚扰。这些经历造成了他们严重的负面情绪（Reisner，2014，2015）。以上实证研究的发现表明，在生命中某个时候经历到的防卫型另类会产生持续影响。
我们已经列举了若干以表现污名和感觉污名为形式的防卫型另类，通常都与人际互动有关。但是，污名化、歧视和社会排斥的集体力量，也在社会的结构层面表现出来。这里，结构性污名的概念有助于说明它们的功能。结构性污名由下列因素组成，“社会层面的条件，文化规范，以及限制机会、资源和影响被污名者的制度化政策”（Hatzenbuehler and Link，2014：2）。它们的限制性功能取决于主导群体的权力，我们认为这种权力使防卫型另类，作为一个总体概念，在结构层面发生影响。例如，Hatzenbuehler与合作者（2009，2010）发现，生活在歧视性别少数人群的州，产生精神疾病的可能性也增高，包括情绪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和焦虑。性别少数人群的体质健康也受到如何应对这些结构压力的影响，表现在他们的烟草使用和酗酒行为上，这类行为大大增加了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Hatzenbuehler，Slopen and McLaughlin，2014）。进一步看，在高度歧视性别少数群体地区生活的性别少数青年，比生活在这类歧视较少地区的同类青年，有高出20%的自杀企图；这个发现在控制了个人层面的威胁因素如纵酒、同伴受侵害和身体受伤害之后依然存在（Hatzenbuehler，2011）。防卫型另类在结构层面并不是静止不变的。研究者使用动态方法发现，在21世纪00年代一些州通过了婚姻平等法案之后，性少数群体出现抑郁、焦虑和自杀企图的频率明显下降（Hatzenbuehler，Keyes and Hasin，2009）。
宜居性的第二个重要领域是经济福祉。如本书第三章所讨论的，贫困和经济上日益增长的不安全严重影响到人们过上宜居生活的能力。除物质窘困外，在美国，处于贫困之中和有经济需求也很可能遭到污名。此外，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例行地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并且，遭到经济地位更高的人歧视。
在美国的背景中，贫困和那些使用安全网项目的人被高度污名。调查研究一再显示，人们通常将贫困理解成个人和品行上的失败（Eppard，Rank and Bullock，2020；Gilens，1999）。结果，穷人通常被看作懒惰，没有上进动机，以及在生命进程中曾经做出过错误决定。这种看法可以追溯到几百年之前。例如，17世纪初颁布的“英国穷人法”（the English Poor Laws）试图区分两种贫穷：值得的贫穷（deserving poor）和不值得的贫穷（undeserving poor）。值得同情和帮助的人，他们的贫穷被认为非自己之错，这部分人只占穷人的少数，如丧偶的人、较小的儿童、残障人士。另一方面，穷人的大多数属于有健全身体的个人，他们贫穷是因为“工作不够努力”，无法自己让自己脱贫，所以不值得获取帮助。
与这种观点相仿，美国的贫穷主要被看作是个人和品行上的失败。这种个人失败的观点，代表了美国对贫穷的普遍理解。我们把这种基于个人主义的对贫困和穷人的通行观点，解释为美国防卫型另类的通行形式：它“防卫”了从我们经济体系中获利的人的地位，却同时把那些在这个经济中最脆弱的人当作了“另类”。
许许多多社会研究证明，处于贫困中的人深深遭遇到这类污名态度的伤害（Abramksy，2013；Edin and Shaefer，2015）。例如，Mark Rank（1994）在他的著作《生活在边缘地带：美国福利的现实》中发现，遭遇污名和鄙视，对穷人和领取公共援助福利的人来说是家常便饭。这些经历，包括在超市使用“补充营养援助计划”（即食物券）的经历，到那种不断遭到监视和盘问时所产生的感觉。例如，一位29岁的母亲这样描述她被医务前台估判时的第一感觉：当看到医疗资助卡后，几位收银人收回了友善。几次我都觉得她们在打量我，也许我带着项链或别的什么。我不认为我看上去像陈规式的福利母亲，但我觉得她们在细细盘查并思考着什么。一种很微妙的感觉。（Rank，1994：139）
在另一个防卫型另类的案例中，Rank发现福利项目使用者很小心地把他们自己的情形与那些通常认可的“典型福利项目使用者”区别开来。结果，当问到为什么他们会使用福利资助时，大多数都会引述一些并非他们自己能控制的事件，如暂时丢掉了工作、健康急迫事件、家庭破裂。与此相对，当问到为什么福利项目使用者会使用资助，我们听到的都是关于福利的一些陈规看法，如个人懒惰、无进取动机、药物滥用或酗酒等。这种把自己与通行的污名形象拉开距离的做法，不仅存在于“典型”的福利项目使用者中，而且也存在于其他一些被污名化的群体。这种拉开距离的做法，正回应了Schwalbe的看法，防卫型另类整合了这样的过程，那里“人们接受由主导群体形成的贬低某种身份的合法性，然后说，事实上‘这只适用于其他一些人，而并不适用于我’”（Schwalbe et al.，2000：425）。
研究发现，这一类污名体验形成了美国贫困人口的扩散（Desmond，2016；Hays，2003；Seccombe，1999）。进一步说，这类污名化与系统地将穷人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紧密相关。例如，在欧洲，贫困通常被看作一种内在排斥功能，并被看作是社会剥夺的一种形式。而在美国，这种排斥形式导致的是广泛的可怕结果，如较低的投票率，穷人对社区事务的较少参与，以及缺乏政府立法者对低收入人群的关心。如本书第三章所讨论的，贫困的人文含义强调的是剥夺和排斥的概念。Amartya Sen（1999）认为，贫困既代表了缺乏自由，又反映了对人充分发展能力的一种障碍。这个观点解释了经济福祉是如何从根本上与防卫型另类联系在一起，从而达到维系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等级目的。
最后，许多研究表明，贫穷人口遭遇各种形式的歧视。它们包括，在犯罪起诉时更有可能遭到指控并被判处更长时间的监禁（Reiman，2004），就业和房屋市场歧视（Desmond，2016；Feagin，2014），为基本生活品支付更多（Caplovitz，1963），在借贷和信用上遭遇匪夷所思的利率（Caskey，1994）。综合在一起，以污名化、歧视、社会排斥形式表现出来的对贫穷人口的防卫型另类，对这些最脆弱的人口形成健康和福利状况毁灭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实际上是一个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因为美国收入分布最富的5%比那些最穷的10%，可以期望多活9年（Jencks，2002）。
进一步说，如Mark Rank较早时的著作（2011，2014）所言，在贫困和社会安全网方面产生的污名、歧视和社会排斥，隐秘地让人接受一种现状，即，美国这样一个物质富裕的社会还存在高度贫困的现状。从理论上我们可以进一步说，这种对高度经济不平等的接受实际上是通过防卫型另类来维持和加强的，通过使用污名、歧视和排斥来贬低穷人，把他们与那些从高度物质财富中获利的人拉开距离。这个防卫型另类的过程很大程度上是无意的和看不见的，通过在美国社会广泛传播的信条——贫穷是个人和品行上的失败——来实现。正因为此，联邦和州政府都不承担责任，都不为降低贫困、挑战现状做出努力。事实上，保守派长期流行的观点是，政府的扶贫项目会把问题变得更糟，会让穷人更依赖于这些项目。在罗纳德·里根担任总统期间，他成功地辩解了这一点，他说，“我们打一场抗击贫困的战争，结果贫困赢了”。从那之后，这个观点就被保守主义长期奉行着。
将防卫型另类看作是维持不平等和让贫困永久化的手段，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穷人在向上的社会流动中面临如此巨大的挑战。我们也理解了，为什么与其他经济发达国家相比，美国有如此之高的贫困率和不平等。这些现象很大程度上是由极端脆弱的社会安全网和缺乏普遍福利造成，包括缺乏健康照护、儿童照护、低收入者可以承担的住房优惠等福利。不实行这些社会支持的一个关键原因，是经济特权集团的防卫心理，是他们希望，通过这些做法与那些受美国经济结构最负面影响的人保持社会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