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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贫困的结构性分析，使我们有可能探讨减贫策略的决定因素。虽然目前存在很多的政策和倡议，但我们的讨论将集中在三个方面：（1）提供足够的有酬工作岗位以便在经济上支持一个家庭；（2）提供包含关键社会和公共物品的有效社会安全网；（3）为低收入的个人和社区建立资产。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任何减少贫困的总体战略的关键都在于增加人们能够获得使其家庭处于贫困线以上的工作的可能性，正如Bradley Schiller提到的：“充足的和高质量的工作是解决贫困问题最急需和最持久的办法。”（2008：296）
工作岗位不足，在美国与欧洲的表现情况有所不同。在美国，过去40年来的经济在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方面做得相当好，而主要的问题在于这些工作中有许多是低收入或缺乏医疗保障这样基本福利的工作，它造成的结果是，尽管美国的失业率相对较低（平均为4%—6%），但是全职工作并不能确保一个家庭摆脱贫困或远离贫困。例如，Smeeding和他的同事们（2001）发现，25%的美国全职工作者可以被归类为从事低薪工作（低薪工作被定义为薪酬低于全国工资中位数的65%），这是迄今为止有关发达国家分析中的最高百分比，发达国家从事低薪工作的总体百分比为12%。
相比之下，过去40年来，欧洲经济在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方面更为迟缓，这导致了欧洲的失业率远高于美国。此外，工作者失业的时间也更长。但对于就业者来说，欧洲雇员与美国同行相比通常有更高的工资和福利水平，这使得欧洲的贫困率大大降低（Alesina and Glaeser，2004）。
那么，我们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工资水平不足以支撑家庭以及工作岗位匮乏的相关问题呢？两个广泛的举措似乎是必不可少的：第一个是改善现有的工资基础水平，使其能够支持家庭（在美国，这一点尤为重要）；第二个是创造足够多的就业岗位，能够雇佣所有需要工作的人（在欧洲，这一点尤为重要）。
在美国的背景下，我们应该从以下基准入手，即一个从事全职工作的人在一年当中（即在50周内每周工作35小时）获得的收入能够让他们有能力支撑一个三口之家处于贫困线水平以上，这样的家庭可能包括夫妻二人和一个小孩，有两个孩子的单亲家庭或者由祖母、母亲和儿子组成的三代之家。美国三口之家2017年的贫困线被设定为19515美元，因此，要使这样的家庭脱离贫困线，工作者需要每小时挣得11.15美元。
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方法至少有两种：一是将最低工资提高到能够支持家庭处于贫困线以上的水平，然后将其与通货膨胀率挂钩，以便在未来继续让这些家庭处于贫困线以上；二是提供税收抵免（例如收入所得税抵免[EITC]），通过增补工作者的工资使他们当年的总收入超过贫困线。
美国的最低工资标准于1938年10月生效，最初的标准为每小时0.25美元。它的基本概念是，任何雇员都不应低于这一最低工资标准。这蕴含着一个基本价值，即工作者在一天的工作中应获得公平的工资。然而，与社会保障不同，最低工资标准从来都没有与通货膨胀挂钩，最低工资标准的变化必须通过国会立法来实现。国会采取行动向上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往往会耗费数年的时间，这往往会使最低工资标准落后于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美国目前的最低工资为每小时7.25美元，这是在2009年7月生效的标准，但在目前，一个全职工作者一年（50周，每周35小时）总共能挣得12688美元，这个收入远远低于使一个三口之家脱离贫困线所需的19515美元。
如前所述，要使这样一个家庭脱离贫困线，个人每小时至少需要挣得11.15美元。因此，需要将最低工资提高到大约每小时12.00美元，然后将每年的最低工资与通货膨胀率挂钩，以保持其购买力。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每小时12美元可能会在几年内逐步实现，以此分散工资提高的幅度。事实上，许多州现有的最低工资标准远远高于联邦最低工资标准。
将三口之家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至贫困线水平并将其与通货膨胀率挂钩将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第一，它将建立一个不让任何全职工作者陷入贫困的合理底线；第二，它将支持全职工作者供养一个三口之家使其处于贫困线以上；第三，它将强化美国人始终重视工作的价值观；第四，它将消除最低工资标准讨论中的政治争辩；第五，它将以有限的方式解决普通工作者与收入是他们300倍或400倍的首席执行官之间日益增长的不平等问题。
增补和提高低薪工作者收入的第二种方法是通过调整税收结构，特别是通过使用税收抵免来实现。这种税收抵免在美国的主要例子是收入所得税抵免制度，该制度始于1975年，并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了大幅扩张。事实上，收入所得税抵免是美国目前最大的现金反贫困计划，这个计划经常被认为是美国经济政策中较具创新性的一个想法（参见Ventry，2002，关于收入所得税抵免制度的历史和政治背景）。
该计划旨在为低收入工作者提供可退还的税收抵免，特别是绝大多数有子女的家庭。在2018年，如果一孩家庭的收入低于40320美元（或已婚夫妇收入低于46010美元），则有资格申请收入所得税抵免；如果三孩及以上家庭的家庭收入低于49194美元（或夫妻收入低于54884美元），则有资格申请。一孩家庭的最高抵免额度为3461美元，三孩或以上家庭的抵免额度增加到6431美元。该税收抵免金通常是作为上一年整体退税的一部分，可以一次性收到。由于该抵免是可退还的，因此，即使家庭不欠任何税款也会收到该笔款项。
收入所得税抵免的目标是在收入分配的低端提供经济救济和强有力的工作激励。没有工作收入的个人不能获得收入所得税抵免的资格，收入所得税抵免的影响在低水平人群中尤其强烈。例如，一孩家庭的户主每小时收入为7.50美元（她的总收入不到10000美元），而收入所得税抵免能够有效地将她的工资提高3.00美元/小时，达到10.50美元/小时。
收入所得税抵免制度为低收入者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经济补充并鼓励他们工作。据统计，在2016年有2800万美国人从收入所得税抵免制度中受益，它还帮助了大约580万人脱离贫困（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2018）。对于仍处于贫困的家庭，收入所得税抵免帮助他们缩短了家庭收入与贫困线之间的差距。此外，该计划帮助家庭能够购买可以改善他们经济和社会流动的特定资源（如学费、汽车或新的住所）或支付日常开支（Meyerand Holtz Eakin，2002）。
为了让收入所得税抵免制度发挥更大的作用，该计划的长处应被扩大从而为无子女的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援助。绝大多数收入所得税抵免的受益者都是有孩子的家庭，但同时，我们也需要给无子女的家庭提供这些福利。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以确定是否可以整年而不是在纳税季节一次性收到劳动所得抵免（尽管许多家庭确实喜欢这种获取方式）。一些符合收入所得税抵免资格的家庭未能成功申请并利用免税额度，这说明我们有必要更好地教育申报者了解收入所得税抵免的益处；州层面的收入所得税抵免应该被鼓励成为联邦层面收入所得税抵免之后额外的反贫困组成部分。最后，还应该考虑适当增加当前给予家庭的免税额度。（尽管前面提到的大规模扩张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但是联邦收入所得税抵免制度可能会在当前更接近其最佳规模；例如，见Liebman，2002）。
扩大收入所得税抵免的政策以及提高最低生活工资标准并将其与通货膨胀挂钩将大大帮助那些尽管做出了努力却仍然无法使自己和家人摆脱贫困的美国工作者。此外，该政策开始着手解决（尽管方式非常有限）美国收入分配和工资结构的日益不平等以及不公平的问题。
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在许多方面比补充和提高现有就业岗位的工资要困难得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欧盟而不是美国的问题）。无论如何，提供足够数量的工作以满足现有劳动力的需求相当重要。
各种各样的劳动力需求政策都有可能促进更为强劲的工作岗位增长率。可以采取多种方法来实现这一目的：第一种方法，经济政策应该寻求以广泛的方式刺激工作岗位增长，这类方法包括增加政府支出、加强投资的税收激励、实施消费税减税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可以通过使获得信贷变得更容易和更便宜来刺激（Schiller，2008）。
第二种方法是向雇主提供定向工资补贴以刺激就业岗位的增加。尽管这类计划的细节差别很大，但基本的概念都是雇主将获得的货币补贴用于创造职位或雇佣（通常来自定向人群）那些在没有这种激励的情况下可能不会雇佣的个人，这种方法可以针对有可能雇佣低收入和低技能背景工作者的公司和工厂。
第三种方法是通过公共就业服务创造就业机会，正如Ellwood和Welty（2000）在回顾公共就业服务计划的有效性时指出的那样，全面认真的落实公共就业服务可以在不取代其他工作者的前提下增加就业机会，并且可以创造真正有价值的产出，这种方法对于那些长期失业的人来说特别重要。
总体而言，经合组织国家的总体减贫战略必须从一系列增加就业机会的政策开始，这些政策将会在经济上支持工作者的家庭使其处于贫困线以上。在很大程度上，工业国家的贫困是由缺乏工作或者缺乏能够有效支撑家庭的工作造成的，因此，政策必须在经济高度自由的市场环境中解决这些问题。
许多国家（特别是美国）减少贫困的第二个总体战略是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安全网以及提供像医疗保健、高质量教育、儿童照护和经济适用住房这样的关键社会和公共产品。
无论经济增长多么强劲，一些个人和家庭总是会陷入困境。无论是失业、意外残疾，还是一些其他意想不到的事件，人们的生活中总有出现需要社会安全网的时候和情况。在发达国家，社会安全网采用了社会福利国家所涵盖的各种计划和政策形式，而在发展中国家，社会安全网的角色通常由大家庭（几代同堂的家庭）来扮演。
Hyman Minsky（1986）指出，自由市场经济容易出现类似于周期性衰退和经济低迷这样的不稳定时期。在这些时期，安全网计划有助于充当经济的自动稳定器，也就是说，安全网在社会需要时增强，在社会繁荣时减弱。例如，随着失业率的上升，越来越多的人依靠失业保险来度过由于失业而导致的暂时性经济问题。而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善，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找到工作，因此不再需要失业保险。通过这样的方式，安全网计划就可以自动控制经济的内在不稳定性。
因此，社会安全网对于帮助需要援助的个人和家庭以及减轻衰退时期的经济不稳定有重要作用。美国贫困率如此高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Scandinavian nations）贫困率如此低的原因之一就是双方的社会安全网的广度和深度不同。与其他西方工业化国家相比，美国用于援助经济弱势群体的项目资源要少得多（Alesina and Glaeser，2004；Brady，Blome and Kleider，2016；Lee and Koo，2016；OECD，1999）。事实上，美国投入在社会福利项目上的GDP比例比任何其他工业化国家都要小（Lee and Koo，2016）。正如Charles Noble所写：“美国福利制度之所以引人注目，正是因为它的眼界和雄心非常有限。”（1997：3）
相比之下，大多数欧洲国家所提供的大范围的全民社会和保险计划在很大程度上预防了家庭陷入贫困之中，其中包括大量的家庭或儿童津贴，这些津贴旨在向有子女的家庭提供现金援助。同时，失业援助通常可以为失业者在失业后的一年多里提供支持，这远比美国慷慨。此外，还包括提供定期医疗保险以及针对儿童照护的大量支持。
社会政策的差异产生了不同的结果，欧洲和加拿大的减贫幅度很大，而美国的社会政策对减贫只产生了有限的影响。正如Rebecca Blank所说：
美国选择向低收入的家庭提供相对较少的援助带来的是更高的国家相对贫困率。尽管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低收入家庭的人工作更多，但是与欧洲同行相比，他们没有能力弥补政府提供的较低收入支持。（1997：141-142）
因此，美国贫困率如此之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社会安全网的性质和范围。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能够通过政府转移支付和援助政策将其很大一部分经济弱势群体的收入提高到贫困线以上，而相比之下，美国只通过其社会安全网提供了极少的支持，因此导致其贫困率目前处于工业化世界的最高水平。Jurgen Kohl通过总结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如果在西方发达国家令人困惑的各种贫困率和风险背后有一个共同模式，这个模式可能是这样的：贫困程度和相对风险的不同反映了福利国家通过社会政策方案应对社会风险和问题的能力或意愿不同……跨国比较提供了有关完备的社会计划的例子，这些计划囊括了弱势群体的贫困风险和整体社会贫困程度。（1995：272）
除了提供一个社会安全网外，政府还必须为人们获得若干重要的社会和公共物品提供方便的准入渠道和负担得起的价格。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高质量的教育、医疗保障、经济适用住房和儿童照护对于建设和维持公民及其家庭的健康和生产力至关重要。这里的每一个方面都值得用专门的章节来讨论。
与美国相比，欧洲国家提供的医疗保健、经济适用房和儿童照护的机会和覆盖面要大得多（尽管其中许多国家的社会福利正面临越来越大的紧缩压力；Korpi，2003），所有欧洲国家都提供某种形式的国家医疗保障。此外，许多国家还提供无障碍、负担得起的和高质量的儿童照护和保障性住房。美国儿童在小学和中学阶段受到教育质量的大幅波动影响，在欧洲国家则不会如此。
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政策具有减轻贫穷和经济脆弱性的效果。此外，有一种观点认为，某些社会和公共产品是所有人都有权利拥有的，而且使人们能够获得这些资源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会提高公民和社会的生产力。正如欧盟委员会给尼斯欧洲委员会（Nice European Council）的信函所述：
欧洲的社会模式及其发达的社会保障体系必将推动欧洲向知识型经济转型。人力作为欧洲的主要资产应该成为欧盟政策的焦点，大力投资人力和发展一个积极有活力的福利国家对于欧洲在知识型经济中的地位以及确保这一新经济体的出现不会使现有的失业、社会排斥和贫困等社会问题复杂化都至关重要。（Esping-Andersen，2002：18）
为人们获得这些重要的社会和公共产品提供方便的准入渠道和负担得起的价格是任何减轻贫困总体战略的关键所在。
社会政策经常被设计用来减轻贫困的现状。事实上，创造工作和提供社会安全网的策略都是为了改善个人和家庭的当前经济状况。考虑到贫困此时此地会影响到儿童和成人，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
然而，减轻贫困的办法也必须注意长远性和解决方式。特别需要关注的是，无论是在个人的生命历程中还是在家庭所在的社区中，资产的积累都是至关重要的，获得这些资产能够使家庭更有效地运作并达到我们减少贫困风险的目的。积累的资产能够使家庭度过经济贫乏期，同时也有助于增加和强化个人和家庭的发展。资产为未来建立的股份，其效益是收入无法达到的。而不幸的是，获得这些资产的机会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往往是短缺的。
不过，如本书第六章所述，存在着许多旨在增加这些家庭资产持有量不断发展的措施。儿童发展账户的兴起就是这样一种政策。如本书第六章所述，这些账户的目的是建立儿童储蓄以便他们在年满18岁时可以用这些储蓄金来支付教育或其他花费。儿童发展账户一般是从政府提供的初始存款开始，然后往往由州政府将父母的存款与之相匹配，这些计划在美国的大多数州和其他一些国家都有。一个在资产建设概念上投入巨资的国家的例子是新加坡，其于1955年开始建设中央公积金（CPF），它是一个强制性的养老基金，其成员可以在住房、医疗和教育方面使用储蓄金。
正如个人随着资产的获得和增值而茁壮成长，社区也一样。贫困社区往往具有缺乏强大社区资产的特点，如优质的学校、体面的住房、充足的基础设施、经济机会和合适的工作，而这些因素反过来影响着社区居民的生活机会。
加强低收入社区的主要机构对于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增加社区居民的总体机会至关重要，这些机构包括学校、企业和工业、贷款机构、社区中心等。我们可以采用多种策略来加强这些机构以满足社区的需要。在各个学区之间创造更大的资金公平，吸引企业进入低收入社区，开放银行的贷款业务和向经济不景气地区的人们提供储蓄和贷款，都将带来巨大的好处。
实现这些目标的一些技术和政策将包括社区发展战略、草根组织技术、邻里运动（比如激励社区发展公司）以及针对位于特定贫困地区企业的税收激励政策（见第九章）。加强经济贫乏社区的资源和资产以及个人和家庭的资产建设对于全面减轻贫困策略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