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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人们的许多经历与贫困有关，但我在早期研究中就论证过，有三类经历尤其体现贫困的本质（Rank，2004），它们每一类都严重损害了个体和家庭拥有宜居生活的能力。这三类经历是：（1）为了日常生活必需品做出重大妥协而不得不做一些事；（2）由于生活的匮乏而忍受高水平的压力；（3）由于贫困状况而使自身的发展和潜能受限。
根据定义，贫穷意味着基本资源的短缺或匮乏。韦氏词典用三种方式来定义贫穷：“1.一种拥有很少或没有金钱、物品或生活来源的状态或条件；2.缺乏必要或理想的要素、品质等；3.贫乏或不足。”向生活妥协就是贫穷经历的典型缩影。
这种状态包括在食物、衣服、居所、医疗保健和交通等基本资源方面的短缺和妥协（Kus，Nolan and Whelan，2016），也意味着缺少很多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一些物品和服务，像使用支票的方便，外出吃午餐的愉快等。简而言之，贫困体现了一种“对必要或理想要素的缺乏”，而这些要素是大多数人都拥有的。
尤其具有危害的是，生活在贫困中往往意味着不得不放弃足够均衡的饮食和充足热量摄入（Barrett and Lentz，2016）。一些大规模的研究表明，生活在贫困中的人常常会出现饥饿、营养不良，或在一个月的某些时刻对饮食做出不健康的调整（Coleman-Jensen et al.，2018）。上述这些风险对儿童和成年人都会产生影响（Food Research and Action Center，2018）。
第二个贫困家庭需要妥协的关键领域是健康。流行病学中最一致的发现是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特别是贫困）会对个人的健康质量产生消极影响（见本书第二章）。贫困与许多健康风险有关，具体包括心脏疾病、糖尿病、高血压、癌症、婴儿死亡率、精神疾病、营养不良、铅中毒、哮喘、牙科问题以及其他各种大小疾病（Angel，2016）。研究结果表明，贫困人口的死亡率约是富裕人口的3倍（Pappas et al.，1993）。正如Nancy Leidenfrost在其文献综述中所指出的，“贫困人口和高收入人口之间的健康差距在健康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几乎都是普遍存在的”。
此外，贫困常常对儿童的健康状况产生消极影响，进而影响他们成年之后的福祉。Bradley Schiller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
处在贫困中的母亲所生的孩子很有可能会在产前和产后都存在营养不良的情况。此外，这样的孩子不太可能接受合适的产后护理、疫苗注射或者甚至不太可能接受眼睛和牙齿的检查。因此，这些孩子很可能在长大后更加容易生病和陷入贫困，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他们甚至会受到器质性脑损伤。（2008：136）
尽管医疗补助、医疗保险和“平价医疗法案”有助于增加美国贫困人口获得医疗保健的机会，但是在对比医疗服务的使用与服务的需要时，低收入家庭的比例最低（Angel，2016）。例如，一些贫困人口没有医疗保险（16.3%），并且就算有保险，保险通常在承保范围方面是有限制的（U.S.Census Bureau，2019b）。
正如健康需要向贫困妥协，能否生活在一个安全和体面的社区对于贫困人口来说也是如此。虽然大多数穷人并不生活在极度贫困的市中心区，但贫穷仍然限制了一个社区的总体生活质量水平（Pattillo and Robinson，2016）。此外，住房市场上的种族歧视进一步限制了少数族裔，特别是非裔美国人的选择空间（Desmond，2016；Massey，2016）。
被限制在低收入社区加上交通不便，贫困者往往要花费更多的金钱和时间购买基本必需品（Caplovitz，1963；Dunbar，1988；Edin and Lein，1997）。更为讽刺的是，这些原本拥有最少资源的人们却往往要为基本物品和服务付出最大的代价，无论是金融服务，还是健康食品开销。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缺乏金融资源造成了一种必须在必需品之间做出艰难选择的局面，这包括在平衡食物、衣服、住所、水电等需求方面做出妥协。众所周知的“要取暖还是要食物”困境多次在研究报告中被提及，这些报告指出贫困人口必须在各种基本需求的满足之间做出优先选择（Bhattacharya et al.，2003）。
简而言之，费力获取并在某些时候放弃我们大多数人认为理所当然的生活必需品和资源是在贫困中生活的一个缩影。它是向生活妥协的一种窘境，也是被排除在简单的生活乐趣外的一种苦涩。显而易见，贫困削弱了人们过上宜居生活的能力。
前面的讨论得出了一个结论，贫困是处于这个阶层的人们肩上的重担。贫困的负担通常是个人必须承受的重负。本质上，贫困会放大日常生活和关系中的压力（Abramsky，2013；Desmond，2016；Edin and Shaefer，2015）。我们每个人一生中都有一系列的问题和焦虑需要处理，例如，我们常常疲于处理好与配偶、孩子、朋友、同事等各种关系；贫困则加重了个人内部的压力和紧张，进而也加剧了他们人际关系中的压力。
以婚姻关系为例，很多研究发现，贫穷和低收入增大了分手和离婚的风险，并且与家暴和儿童暴力有关（见本书第7章）。社会中常常发生由于失业导致人们陷入贫困并因此给婚姻带来巨大压力的情况。研究表明失业会对婚姻关系产生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Edin and Shaefer，2015），但是当它与贫困交织在一起时，便会创造出一种具有特别破坏性的组合。
在许多方面，单亲家庭遭受的贫困压力更大。对于这些妇女来说，她们没有伴侣可以在前文提到的日常危机和窘境中为她们施以援手。此外，大多数单亲家庭的家长从事两份全职工作（在工作单位和家里），而由辛劳工作造成的压力、挫折和疲惫会对照顾和抚养儿童产生消极影响（Gibson-Davis，2016）。
结果，穷人所面对的经济压力导致他们一直处于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痛苦中。流行病学研究证明，这种压力会导致健康状况恶化和发展迟缓。
生活匮乏和贫困生活的压力往往会遏制个人的成长。用树的生长来打个比方，如果一个人不能为一棵树提供适当的营养，同时又创造了压力重重的环境条件，这将会导致它无法发挥其全部的潜能进行生长，并且经常会出现明显的生长迟缓和枝干畸形。
贫困人口也是如此。食物、住所、教育和其他基本资源的缺乏加之贫困所带来的压力造成了个人发展的迟缓，这种发展迟缓有时是显而易见的，但大多数情况下往往隐藏在表面之下。此外，贫困的持续时间越长，贫困的程度越高，消极影响越大，儿童发挥其潜力的能力也会被贫困严重阻碍。
这些负面影响广泛存在于各个领域，其中最显著的可能是对幼儿身心发育的阻碍作用。研究表明，与非贫困儿童相比，美国贫困婴幼儿的身心发育水平（以多种方式测量）要低得多（Mcloyd，Jocson and Williams，2016）。
此外，贫穷的持续时间和程度都加剧了这些负面后果。在关于贫困对幼儿认知、语言能力以及早期学习成绩的影响研究中，Judith Smith和他的同事们发现“贫困的持续时间对幼儿的智商、语言能力和学习成绩都有非常负面的影响，长期生活在贫困家庭的儿童在各项评估中都比从未陷入贫困的儿童低6—9分。此外，长期处在贫困中的消极影响似乎随着孩子的成长而增强”（1997：164）。他们还发现“家庭贫困对孩子的影响因一个家庭是极端贫困（家庭收入低于贫困水平的50%）、贫困还是接近贫困的不同情况而产生很大的区别，生活在极端贫困家庭的儿童比生活在接近贫困家庭的儿童低7—12分”（1997：164）。
同样地，Jane McLeod和Michael Shanahan在一项调查中研究了贫困时间对儿童精神健康的影响，他们发现“即使考虑到当前的贫困状况，贫困时间的长短也是儿童精神健康的重要预测因素。当贫困持续的时间增加，儿童的不安、焦虑和依赖感也随之增强”（1993：360）。
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如果他们继续生活在贫困中，那么在贫困中成长的不利因素会成倍增加。这些不利因素包括上较差的学校（Hanaumand and Xie，2016），处理劣势社区的各种问题（Wilson，2016），生活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家庭（Mayer，1997），健康需求被忽视（Rylkoand Farmer，2016），以及其他许多不利因素。
随着贫困对青少年的不利影响继续增加，当到了20岁时，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有效竞争力往往处于明显的劣势，这反过来又增加了他们成年后经历贫困的风险（Fox，Torche and Waldfogel，2016）。这一代际过程会在本书第五章做进一步讨论。
随着成年后年龄的增长，贫困的阻碍作用虽然逐渐减小但依旧真实存在。这些阻碍作用包括对身心健康、工作效率、公民参与和生活其他方面的负面影响。
可以说，贫穷的第三种苦涩所涉及的是无法充分发挥自己和孩子的潜力，这可能是最难以接受的痛苦。贫穷能够有效削弱我们所有人身上的能力，将这称之为悲剧并非夸大其词，因为这正是人类失去潜能的原因。
正如我们刚刚所讨论的那样，贫困给那些属于贫困阶层的人带来了沉重的代价，然而我们通常很难认识到贫困也给非贫困人口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精神损失，这些损失对个人和国家都有影响。尽管如此，我们依旧未能及时认识到这些损失，通常人们的态度是“我并未发现自己被影响，所以我为什么要担心呢？”。
然而事实上，许多美国人热切关注的问题，诸如犯罪、医疗保健或是劳动生产率问题等都直接受到贫困状况的影响，并随之恶化。导致的结果是，公众最终为贫困的肆虐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儿童保护基金会（Children's Defense Fund）关于儿童贫困代价的报告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遭受贫困影响的儿童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整个社会都会因儿童成年后的不成功而付出代价：企业找不到足够的优秀工作者，消费者花费更多用来购买需要的商品，医院和医疗保险公司付出更多治疗本来可以预防的疾病，教师用更长时间补习和施行特殊教育，普通公民走在街上的安全感更低，州长需要雇佣更多的狱警，市长必须为无家可归的家庭提供住所，法官必须审理更多的犯罪、家庭暴力和其他案件，纳税人必须为本可以预防的问题买单，消防员和医疗工作者必须对不应该发生的紧急情况作出回应，殡仪馆馆长必须埋葬那些本不该死去的孩子。（Sherman，1994：99）
这种对贫困代价的广义认知可以被称为“有见识的自我利益enlightened self-interest”。换言之，通过意识到与贫困相关的各种代价，或者相反地，意识到减轻贫困所带来的各种利益，我们开始明白与贫困做斗争就是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
由于这种联系往往不是那么显而易见，因此这种认识往往需要通过接受教育而获得，贫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贫困被视为一种个体化的状态，只会影响到贫困人口自身以及他们的家庭，或许还有他们的社区。我们很少认为一个陌生人的贫穷会直接或间接影响自身的福祉，直到通过权威知识 [3] 意识到这种影响后，我们开始明白减少贫穷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我们自身的利益。
然而，估算贫困等问题的精确成本极其复杂，数额达到一美元的精确度尤其困难。尽管无数的研究表明，贫困的代价对于社会而言既是真实的也是必然的，但要把所有对社会影响的细微差别和相关成分都考虑进去是极其困难的。
尽管如此，一些人仍然试图估算贫困造成的总体损失（Holzeret et al.，2008）。这方面，最近的一次尝试是McLaughlin和Rank（2018）的研究。在他们的分析中，作者估算了童年贫困对经济生产力的减少、医疗健康花费和犯罪的增加以及儿童无家可归和儿童虐待增长的影响，通过“成本—测量分析”，他们估算出美国因儿童贫困而付出的年度总成本为1.0298万亿美元，占2015年整个联邦预算的28%。此外他们还发现，为减少儿童贫困花费每1美元，将会为美国在贫困的经济损失中节省至少7美元（最多12美元）。
归根结底，贫困，特别是儿童贫困，对美国而言是一个巨大的经济负担，这主要是因为在贫困中生活阻碍了儿童的成长，削弱了儿童的潜力。正如Martin Ravallion所指出的：“在更为贫困家庭长大的孩子往往会遭受比其他孩子更大的个体发展差距，对他们的成年生活有着持久的影响。”（2016：595）此外，由于贫困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欠缺技能，对经济的贡献程度也较低，因而他们更容易犯罪并更为频繁地遭遇医疗问题。最终，这些费用不仅由儿童自己承担，同时也由整个社会来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