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
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畅读海量书库
扫码下载掌阅APP

第二节
贫困是宜居生活的障碍

虽然人们的许多经历与贫困有关,但我在早期研究中就论证过,有三类经历尤其体现贫困的本质(Rank,2004),它们每一类都严重损害了个体和家庭拥有宜居生活的能力。这三类经历是:(1)为了日常生活必需品做出重大妥协而不得不做一些事;(2)由于生活的匮乏而忍受高水平的压力;(3)由于贫困状况而使自身的发展和潜能受限。

一 向生活妥协

根据定义,贫穷意味着基本资源的短缺或匮乏。韦氏词典用三种方式来定义贫穷:“1.一种拥有很少或没有金钱、物品或生活来源的状态或条件;2.缺乏必要或理想的要素、品质等;3.贫乏或不足。”向生活妥协就是贫穷经历的典型缩影。

这种状态包括在食物、衣服、居所、医疗保健和交通等基本资源方面的短缺和妥协(Kus,Nolan and Whelan,2016),也意味着缺少很多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一些物品和服务,像使用支票的方便,外出吃午餐的愉快等。简而言之,贫困体现了一种“对必要或理想要素的缺乏”,而这些要素是大多数人都拥有的。

尤其具有危害的是,生活在贫困中往往意味着不得不放弃足够均衡的饮食和充足热量摄入(Barrett and Lentz,2016)。一些大规模的研究表明,生活在贫困中的人常常会出现饥饿、营养不良,或在一个月的某些时刻对饮食做出不健康的调整(Coleman-Jensen et al.,2018)。上述这些风险对儿童和成年人都会产生影响(Food Research and Action Center,2018)。

第二个贫困家庭需要妥协的关键领域是健康。流行病学中最一致的发现是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特别是贫困)会对个人的健康质量产生消极影响(见本书第二章)。贫困与许多健康风险有关,具体包括心脏疾病、糖尿病、高血压、癌症、婴儿死亡率、精神疾病、营养不良、铅中毒、哮喘、牙科问题以及其他各种大小疾病(Angel,2016)。研究结果表明,贫困人口的死亡率约是富裕人口的3倍(Pappas et al.,1993)。正如Nancy Leidenfrost在其文献综述中所指出的,“贫困人口和高收入人口之间的健康差距在健康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几乎都是普遍存在的”。

此外,贫困常常对儿童的健康状况产生消极影响,进而影响他们成年之后的福祉。Bradley Schiller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

处在贫困中的母亲所生的孩子很有可能会在产前和产后都存在营养不良的情况。此外,这样的孩子不太可能接受合适的产后护理、疫苗注射或者甚至不太可能接受眼睛和牙齿的检查。因此,这些孩子很可能在长大后更加容易生病和陷入贫困,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他们甚至会受到器质性脑损伤。(2008:136)

尽管医疗补助、医疗保险和“平价医疗法案”有助于增加美国贫困人口获得医疗保健的机会,但是在对比医疗服务的使用与服务的需要时,低收入家庭的比例最低(Angel,2016)。例如,一些贫困人口没有医疗保险(16.3%),并且就算有保险,保险通常在承保范围方面是有限制的(U.S.Census Bureau,2019b)。

正如健康需要向贫困妥协,能否生活在一个安全和体面的社区对于贫困人口来说也是如此。虽然大多数穷人并不生活在极度贫困的市中心区,但贫穷仍然限制了一个社区的总体生活质量水平(Pattillo and Robinson,2016)。此外,住房市场上的种族歧视进一步限制了少数族裔,特别是非裔美国人的选择空间(Desmond,2016;Massey,2016)。

被限制在低收入社区加上交通不便,贫困者往往要花费更多的金钱和时间购买基本必需品(Caplovitz,1963;Dunbar,1988;Edin and Lein,1997)。更为讽刺的是,这些原本拥有最少资源的人们却往往要为基本物品和服务付出最大的代价,无论是金融服务,还是健康食品开销。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缺乏金融资源造成了一种必须在必需品之间做出艰难选择的局面,这包括在平衡食物、衣服、住所、水电等需求方面做出妥协。众所周知的“要取暖还是要食物”困境多次在研究报告中被提及,这些报告指出贫困人口必须在各种基本需求的满足之间做出优先选择(Bhattacharya et al.,2003)。

简而言之,费力获取并在某些时候放弃我们大多数人认为理所当然的生活必需品和资源是在贫困中生活的一个缩影。它是向生活妥协的一种窘境,也是被排除在简单的生活乐趣外的一种苦涩。显而易见,贫困削弱了人们过上宜居生活的能力。

二 贫困的压力重担

前面的讨论得出了一个结论,贫困是处于这个阶层的人们肩上的重担。贫困的负担通常是个人必须承受的重负。本质上,贫困会放大日常生活和关系中的压力(Abramsky,2013;Desmond,2016;Edin and Shaefer,2015)。我们每个人一生中都有一系列的问题和焦虑需要处理,例如,我们常常疲于处理好与配偶、孩子、朋友、同事等各种关系;贫困则加重了个人内部的压力和紧张,进而也加剧了他们人际关系中的压力。

以婚姻关系为例,很多研究发现,贫穷和低收入增大了分手和离婚的风险,并且与家暴和儿童暴力有关(见本书第7章)。社会中常常发生由于失业导致人们陷入贫困并因此给婚姻带来巨大压力的情况。研究表明失业会对婚姻关系产生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Edin and Shaefer,2015),但是当它与贫困交织在一起时,便会创造出一种具有特别破坏性的组合。

在许多方面,单亲家庭遭受的贫困压力更大。对于这些妇女来说,她们没有伴侣可以在前文提到的日常危机和窘境中为她们施以援手。此外,大多数单亲家庭的家长从事两份全职工作(在工作单位和家里),而由辛劳工作造成的压力、挫折和疲惫会对照顾和抚养儿童产生消极影响(Gibson-Davis,2016)。

结果,穷人所面对的经济压力导致他们一直处于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痛苦中。流行病学研究证明,这种压力会导致健康状况恶化和发展迟缓。

三 发展迟缓

生活匮乏和贫困生活的压力往往会遏制个人的成长。用树的生长来打个比方,如果一个人不能为一棵树提供适当的营养,同时又创造了压力重重的环境条件,这将会导致它无法发挥其全部的潜能进行生长,并且经常会出现明显的生长迟缓和枝干畸形。

贫困人口也是如此。食物、住所、教育和其他基本资源的缺乏加之贫困所带来的压力造成了个人发展的迟缓,这种发展迟缓有时是显而易见的,但大多数情况下往往隐藏在表面之下。此外,贫困的持续时间越长,贫困的程度越高,消极影响越大,儿童发挥其潜力的能力也会被贫困严重阻碍。

这些负面影响广泛存在于各个领域,其中最显著的可能是对幼儿身心发育的阻碍作用。研究表明,与非贫困儿童相比,美国贫困婴幼儿的身心发育水平(以多种方式测量)要低得多(Mcloyd,Jocson and Williams,2016)。

此外,贫穷的持续时间和程度都加剧了这些负面后果。在关于贫困对幼儿认知、语言能力以及早期学习成绩的影响研究中,Judith Smith和他的同事们发现“贫困的持续时间对幼儿的智商、语言能力和学习成绩都有非常负面的影响,长期生活在贫困家庭的儿童在各项评估中都比从未陷入贫困的儿童低6—9分。此外,长期处在贫困中的消极影响似乎随着孩子的成长而增强”(1997:164)。他们还发现“家庭贫困对孩子的影响因一个家庭是极端贫困(家庭收入低于贫困水平的50%)、贫困还是接近贫困的不同情况而产生很大的区别,生活在极端贫困家庭的儿童比生活在接近贫困家庭的儿童低7—12分”(1997:164)。

同样地,Jane McLeod和Michael Shanahan在一项调查中研究了贫困时间对儿童精神健康的影响,他们发现“即使考虑到当前的贫困状况,贫困时间的长短也是儿童精神健康的重要预测因素。当贫困持续的时间增加,儿童的不安、焦虑和依赖感也随之增强”(1993:360)。

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如果他们继续生活在贫困中,那么在贫困中成长的不利因素会成倍增加。这些不利因素包括上较差的学校(Hanaumand and Xie,2016),处理劣势社区的各种问题(Wilson,2016),生活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家庭(Mayer,1997),健康需求被忽视(Rylkoand Farmer,2016),以及其他许多不利因素。

随着贫困对青少年的不利影响继续增加,当到了20岁时,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有效竞争力往往处于明显的劣势,这反过来又增加了他们成年后经历贫困的风险(Fox,Torche and Waldfogel,2016)。这一代际过程会在本书第五章做进一步讨论。

随着成年后年龄的增长,贫困的阻碍作用虽然逐渐减小但依旧真实存在。这些阻碍作用包括对身心健康、工作效率、公民参与和生活其他方面的负面影响。

可以说,贫穷的第三种苦涩所涉及的是无法充分发挥自己和孩子的潜力,这可能是最难以接受的痛苦。贫穷能够有效削弱我们所有人身上的能力,将这称之为悲剧并非夸大其词,因为这正是人类失去潜能的原因。

四 贫困的经济代价

正如我们刚刚所讨论的那样,贫困给那些属于贫困阶层的人带来了沉重的代价,然而我们通常很难认识到贫困也给非贫困人口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精神损失,这些损失对个人和国家都有影响。尽管如此,我们依旧未能及时认识到这些损失,通常人们的态度是“我并未发现自己被影响,所以我为什么要担心呢?”。

然而事实上,许多美国人热切关注的问题,诸如犯罪、医疗保健或是劳动生产率问题等都直接受到贫困状况的影响,并随之恶化。导致的结果是,公众最终为贫困的肆虐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儿童保护基金会(Children's Defense Fund)关于儿童贫困代价的报告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遭受贫困影响的儿童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整个社会都会因儿童成年后的不成功而付出代价:企业找不到足够的优秀工作者,消费者花费更多用来购买需要的商品,医院和医疗保险公司付出更多治疗本来可以预防的疾病,教师用更长时间补习和施行特殊教育,普通公民走在街上的安全感更低,州长需要雇佣更多的狱警,市长必须为无家可归的家庭提供住所,法官必须审理更多的犯罪、家庭暴力和其他案件,纳税人必须为本可以预防的问题买单,消防员和医疗工作者必须对不应该发生的紧急情况作出回应,殡仪馆馆长必须埋葬那些本不该死去的孩子。(Sherman,1994:99)

这种对贫困代价的广义认知可以被称为“有见识的自我利益enlightened self-interest”。换言之,通过意识到与贫困相关的各种代价,或者相反地,意识到减轻贫困所带来的各种利益,我们开始明白与贫困做斗争就是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

由于这种联系往往不是那么显而易见,因此这种认识往往需要通过接受教育而获得,贫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贫困被视为一种个体化的状态,只会影响到贫困人口自身以及他们的家庭,或许还有他们的社区。我们很少认为一个陌生人的贫穷会直接或间接影响自身的福祉,直到通过权威知识 [3] 意识到这种影响后,我们开始明白减少贫穷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我们自身的利益。

然而,估算贫困等问题的精确成本极其复杂,数额达到一美元的精确度尤其困难。尽管无数的研究表明,贫困的代价对于社会而言既是真实的也是必然的,但要把所有对社会影响的细微差别和相关成分都考虑进去是极其困难的。

尽管如此,一些人仍然试图估算贫困造成的总体损失(Holzeret et al.,2008)。这方面,最近的一次尝试是McLaughlin和Rank(2018)的研究。在他们的分析中,作者估算了童年贫困对经济生产力的减少、医疗健康花费和犯罪的增加以及儿童无家可归和儿童虐待增长的影响,通过“成本—测量分析”,他们估算出美国因儿童贫困而付出的年度总成本为1.0298万亿美元,占2015年整个联邦预算的28%。此外他们还发现,为减少儿童贫困花费每1美元,将会为美国在贫困的经济损失中节省至少7美元(最多12美元)。

归根结底,贫困,特别是儿童贫困,对美国而言是一个巨大的经济负担,这主要是因为在贫困中生活阻碍了儿童的成长,削弱了儿童的潜力。正如Martin Ravallion所指出的:“在更为贫困家庭长大的孩子往往会遭受比其他孩子更大的个体发展差距,对他们的成年生活有着持久的影响。”(2016:595)此外,由于贫困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欠缺技能,对经济的贡献程度也较低,因而他们更容易犯罪并更为频繁地遭遇医疗问题。最终,这些费用不仅由儿童自己承担,同时也由整个社会来承担。 fBLX6fRb6MBcHSfDccw8ybdpIn10P5/3mvRIhTtMIGjVkKmqlKP8F19qo8F1/2lp



第三节
理解贫困背后的机制

鉴于贫困带来的损失和痛苦,我们必须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贫困?在本节中,我们认为美国的贫困主要是经济和政治层面的失败,而非个人层面的失败(Rank,1994;2004;Rank,Hirschl and Foster,2014)。

当然,在美国,人们强调个人能力的不足是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贫困人口常常被认为缺乏动力,工作不够努力,没有获得足够的技能和教育,或者在他们的生活中做出了错误的决定,这些行为和特征被视为是导致人们陷入贫困并使他们持续处于贫困状态的原因(Gilens,1999;Hunt and Bullock,2016)。事实上,这正是我们以往了解这个国家大多数社会问题的方式,也就是个体病理学的方式(O'Connor,2016)。

与此相反,我们的观点是,贫困的根本问题在于事实上并没有给所有人提供足够多的可以获得的机会。虽然贫困人口确实存在个人的缺点,例如缺乏教育或技能,这有助于解释谁更有可能被排除在获得好机会的竞争环境之外,但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他们在一开始就缺少这样的机会。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转向研究经济和政治结构。正是由于这些结构缺乏给美国人提供必要支持和机会的能力,导致他们难以摆脱贫困。

最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体面工作的数量与寻找这类工作的劳动力数量之间的不匹配。在过去的45年里,美国经济创造了越来越多的低薪工作、兼职工作,以及缺乏福利的工作。据估计,2018年美国大约40%的工作都是低薪的,也就是说,这些工作的时薪不到16美元(Gould,2019)。当然,除了这些低薪工作,还有数百万美国人一直处于失业状态。

例如,在过去40年中,美国每月的失业率平均在4%到10%之间(U.S.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2019),这些数据代表了处于失业状态而正在积极寻找工作的个人,但并不包括因为受挫而放弃寻找工作或正在从事兼职工作但希望找到全职工作的人。因此,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失业率代表了一个月内的失业人数,而如果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一年中某个时间段出现失业的可能性上,那么失业人数和比例会更高。例如,美国2017年的月平均失业人数约为700万人,这代表着4.4%的失业率。然而,有1560万美国人在2017年的某个时候经历了失业,这代表了8.6%的年失业率(U.S.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2018)。

除了缺乏高薪工作外,美国也未能提供其他大多数发达国家通常都会提供的儿童照护、医疗保健和住房保障等类型的全民保障,这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家庭面临经济萧条和贫困的风险。

在这里我用音乐椅的比喻来说明这种情况。设想在这个游戏中共有十个玩家,但始终只有八把可用的椅子,那么谁更有可能出局?那些更可能出局的人往往具有一些使他们在争夺椅子时处于劣势的特征(比如灵活性较低、速度较慢、音乐停止时位置较差等),我们可以轻易找到这两个人在比赛中失利的原因。

然而,由于游戏的设置决定了两个玩家出局,个人特征只解释了哪一些玩家出局,而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一开始就有输家。最终,这两个玩家因为游戏没有给每个人提供足够的椅子而输掉了比赛。

我们在过去犯的一个重大错误是把谁输掉比赛的问题等同于为什么游戏事先设置了输家的问题,事实上,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因此,无论是缺乏技能和教育还是生活在单亲家庭中,这些特征都有助于解释哪些人面临更高的贫困风险,而贫困一开始就存在于社会中并不是由这些特征所导致的,而是因为经济和政治结构并没有为社会提供足够的机会和支持。

通过仅仅关注个人特征,比如教育,我们可以对人们更有可能找到收入丰厚的工作进行调控,但如果没有足够的体面工作,则仍然会有人失业。

简而言之,我们正在进行一个大型的音乐椅子游戏,游戏中玩家比椅子更多。

对这一动态过程的认识标志着人们的思维与过去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过去40年的社会政策在降低贫困率方面基本上是无效的。在过去,我们把注意力和资源集中在通过各种福利改革措施激励或抑制那些玩游戏的人上,或者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通过各种职业培训项目提升他们在游戏中的技能和竞争能力,但与此同时却并没有寻求对游戏结构的改变。

当社会总体贫困率实际上升或下降时,它的上升或下降主要是由于结构层面的变化,即增加或减少了椅子的数量。经济表现尤其具有历史意义。为什么?因为当经济扩张时,劳动力和他们的家庭可以获得更多的机会(游戏中的椅子),而当经济放缓和收缩时,类似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情况就会发生。个人的不足或动机的上升或下降对于解释贫困的上升和下降是毫无意义的,相反,贫困人数的增加或减少却与经济状况的改善或恶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同样,各种社会支持和社会安全网的变化也会对家庭脱离或靠近贫困的能力产生重大影响。当这些扶贫措施通过20世纪60年代的“向贫困宣战”倡议以及经济繁荣而增加时,贫困率显著下降。同样地,当20世纪60—70年代扩大社会保障福利时,老年人口的贫困率急剧下降;相反,当社会支持被削弱和侵蚀时,正如过去40年儿童项目的情况,老年人的贫困率上升。

承认贫困是一种结构性的失败也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美国与其他经济发达的经合组织国家相比有如此高的贫困率。与其他国家相比,这些贫困率与美国人的积极性和努力程度无关,而是与美国经济所产生的数百万的用以应对全球竞争的低薪工作有关。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相比,美国的社会政策在经济上对家庭的支持力度相对狭小。

从这个角度来看,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之一是增加劳动力市场的机会,并提高对美国家庭的社会支持。通过这个方式,我们能够为那些玩游戏的人提供更多的椅子。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减轻贫困的一些策略。 s0DxghBhAO2XOdvwckhhQydJKTF5XW+Z++Qo0cX3u0wHzaVXdN34//9vgF5HgxcO



第四节
减贫策略

关于贫困的结构性分析,使我们有可能探讨减贫策略的决定因素。虽然目前存在很多的政策和倡议,但我们的讨论将集中在三个方面:(1)提供足够的有酬工作岗位以便在经济上支持一个家庭;(2)提供包含关键社会和公共物品的有效社会安全网;(3)为低收入的个人和社区建立资产。

一 提供足够的有酬工作岗位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任何减少贫困的总体战略的关键都在于增加人们能够获得使其家庭处于贫困线以上的工作的可能性,正如Bradley Schiller提到的:“充足的和高质量的工作是解决贫困问题最急需和最持久的办法。”(2008:296)

工作岗位不足,在美国与欧洲的表现情况有所不同。在美国,过去40年来的经济在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方面做得相当好,而主要的问题在于这些工作中有许多是低收入或缺乏医疗保障这样基本福利的工作,它造成的结果是,尽管美国的失业率相对较低(平均为4%—6%),但是全职工作并不能确保一个家庭摆脱贫困或远离贫困。例如,Smeeding和他的同事们(2001)发现,25%的美国全职工作者可以被归类为从事低薪工作(低薪工作被定义为薪酬低于全国工资中位数的65%),这是迄今为止有关发达国家分析中的最高百分比,发达国家从事低薪工作的总体百分比为12%。

相比之下,过去40年来,欧洲经济在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方面更为迟缓,这导致了欧洲的失业率远高于美国。此外,工作者失业的时间也更长。但对于就业者来说,欧洲雇员与美国同行相比通常有更高的工资和福利水平,这使得欧洲的贫困率大大降低(Alesina and Glaeser,2004)。

那么,我们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工资水平不足以支撑家庭以及工作岗位匮乏的相关问题呢?两个广泛的举措似乎是必不可少的:第一个是改善现有的工资基础水平,使其能够支持家庭(在美国,这一点尤为重要);第二个是创造足够多的就业岗位,能够雇佣所有需要工作的人(在欧洲,这一点尤为重要)。

在美国的背景下,我们应该从以下基准入手,即一个从事全职工作的人在一年当中(即在50周内每周工作35小时)获得的收入能够让他们有能力支撑一个三口之家处于贫困线水平以上,这样的家庭可能包括夫妻二人和一个小孩,有两个孩子的单亲家庭或者由祖母、母亲和儿子组成的三代之家。美国三口之家2017年的贫困线被设定为19515美元,因此,要使这样的家庭脱离贫困线,工作者需要每小时挣得11.15美元。

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方法至少有两种:一是将最低工资提高到能够支持家庭处于贫困线以上的水平,然后将其与通货膨胀率挂钩,以便在未来继续让这些家庭处于贫困线以上;二是提供税收抵免(例如收入所得税抵免[EITC]),通过增补工作者的工资使他们当年的总收入超过贫困线。

美国的最低工资标准于1938年10月生效,最初的标准为每小时0.25美元。它的基本概念是,任何雇员都不应低于这一最低工资标准。这蕴含着一个基本价值,即工作者在一天的工作中应获得公平的工资。然而,与社会保障不同,最低工资标准从来都没有与通货膨胀挂钩,最低工资标准的变化必须通过国会立法来实现。国会采取行动向上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往往会耗费数年的时间,这往往会使最低工资标准落后于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美国目前的最低工资为每小时7.25美元,这是在2009年7月生效的标准,但在目前,一个全职工作者一年(50周,每周35小时)总共能挣得12688美元,这个收入远远低于使一个三口之家脱离贫困线所需的19515美元。

如前所述,要使这样一个家庭脱离贫困线,个人每小时至少需要挣得11.15美元。因此,需要将最低工资提高到大约每小时12.00美元,然后将每年的最低工资与通货膨胀率挂钩,以保持其购买力。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每小时12美元可能会在几年内逐步实现,以此分散工资提高的幅度。事实上,许多州现有的最低工资标准远远高于联邦最低工资标准。

将三口之家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至贫困线水平并将其与通货膨胀率挂钩将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第一,它将建立一个不让任何全职工作者陷入贫困的合理底线;第二,它将支持全职工作者供养一个三口之家使其处于贫困线以上;第三,它将强化美国人始终重视工作的价值观;第四,它将消除最低工资标准讨论中的政治争辩;第五,它将以有限的方式解决普通工作者与收入是他们300倍或400倍的首席执行官之间日益增长的不平等问题。

增补和提高低薪工作者收入的第二种方法是通过调整税收结构,特别是通过使用税收抵免来实现。这种税收抵免在美国的主要例子是收入所得税抵免制度,该制度始于1975年,并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了大幅扩张。事实上,收入所得税抵免是美国目前最大的现金反贫困计划,这个计划经常被认为是美国经济政策中较具创新性的一个想法(参见Ventry,2002,关于收入所得税抵免制度的历史和政治背景)。

该计划旨在为低收入工作者提供可退还的税收抵免,特别是绝大多数有子女的家庭。在2018年,如果一孩家庭的收入低于40320美元(或已婚夫妇收入低于46010美元),则有资格申请收入所得税抵免;如果三孩及以上家庭的家庭收入低于49194美元(或夫妻收入低于54884美元),则有资格申请。一孩家庭的最高抵免额度为3461美元,三孩或以上家庭的抵免额度增加到6431美元。该税收抵免金通常是作为上一年整体退税的一部分,可以一次性收到。由于该抵免是可退还的,因此,即使家庭不欠任何税款也会收到该笔款项。

收入所得税抵免的目标是在收入分配的低端提供经济救济和强有力的工作激励。没有工作收入的个人不能获得收入所得税抵免的资格,收入所得税抵免的影响在低水平人群中尤其强烈。例如,一孩家庭的户主每小时收入为7.50美元(她的总收入不到10000美元),而收入所得税抵免能够有效地将她的工资提高3.00美元/小时,达到10.50美元/小时。

收入所得税抵免制度为低收入者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经济补充并鼓励他们工作。据统计,在2016年有2800万美国人从收入所得税抵免制度中受益,它还帮助了大约580万人脱离贫困(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2018)。对于仍处于贫困的家庭,收入所得税抵免帮助他们缩短了家庭收入与贫困线之间的差距。此外,该计划帮助家庭能够购买可以改善他们经济和社会流动的特定资源(如学费、汽车或新的住所)或支付日常开支(Meyerand Holtz Eakin,2002)。

为了让收入所得税抵免制度发挥更大的作用,该计划的长处应被扩大从而为无子女的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援助。绝大多数收入所得税抵免的受益者都是有孩子的家庭,但同时,我们也需要给无子女的家庭提供这些福利。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以确定是否可以整年而不是在纳税季节一次性收到劳动所得抵免(尽管许多家庭确实喜欢这种获取方式)。一些符合收入所得税抵免资格的家庭未能成功申请并利用免税额度,这说明我们有必要更好地教育申报者了解收入所得税抵免的益处;州层面的收入所得税抵免应该被鼓励成为联邦层面收入所得税抵免之后额外的反贫困组成部分。最后,还应该考虑适当增加当前给予家庭的免税额度。(尽管前面提到的大规模扩张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但是联邦收入所得税抵免制度可能会在当前更接近其最佳规模;例如,见Liebman,2002)。

扩大收入所得税抵免的政策以及提高最低生活工资标准并将其与通货膨胀挂钩将大大帮助那些尽管做出了努力却仍然无法使自己和家人摆脱贫困的美国工作者。此外,该政策开始着手解决(尽管方式非常有限)美国收入分配和工资结构的日益不平等以及不公平的问题。

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在许多方面比补充和提高现有就业岗位的工资要困难得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欧盟而不是美国的问题)。无论如何,提供足够数量的工作以满足现有劳动力的需求相当重要。

各种各样的劳动力需求政策都有可能促进更为强劲的工作岗位增长率。可以采取多种方法来实现这一目的:第一种方法,经济政策应该寻求以广泛的方式刺激工作岗位增长,这类方法包括增加政府支出、加强投资的税收激励、实施消费税减税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可以通过使获得信贷变得更容易和更便宜来刺激(Schiller,2008)。

第二种方法是向雇主提供定向工资补贴以刺激就业岗位的增加。尽管这类计划的细节差别很大,但基本的概念都是雇主将获得的货币补贴用于创造职位或雇佣(通常来自定向人群)那些在没有这种激励的情况下可能不会雇佣的个人,这种方法可以针对有可能雇佣低收入和低技能背景工作者的公司和工厂。

第三种方法是通过公共就业服务创造就业机会,正如Ellwood和Welty(2000)在回顾公共就业服务计划的有效性时指出的那样,全面认真的落实公共就业服务可以在不取代其他工作者的前提下增加就业机会,并且可以创造真正有价值的产出,这种方法对于那些长期失业的人来说特别重要。

总体而言,经合组织国家的总体减贫战略必须从一系列增加就业机会的政策开始,这些政策将会在经济上支持工作者的家庭使其处于贫困线以上。在很大程度上,工业国家的贫困是由缺乏工作或者缺乏能够有效支撑家庭的工作造成的,因此,政策必须在经济高度自由的市场环境中解决这些问题。

二 提供有效社会安全网以及获得关键社会和公共物品的机会

许多国家(特别是美国)减少贫困的第二个总体战略是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安全网以及提供像医疗保健、高质量教育、儿童照护和经济适用住房这样的关键社会和公共产品。

无论经济增长多么强劲,一些个人和家庭总是会陷入困境。无论是失业、意外残疾,还是一些其他意想不到的事件,人们的生活中总有出现需要社会安全网的时候和情况。在发达国家,社会安全网采用了社会福利国家所涵盖的各种计划和政策形式,而在发展中国家,社会安全网的角色通常由大家庭(几代同堂的家庭)来扮演。

Hyman Minsky(1986)指出,自由市场经济容易出现类似于周期性衰退和经济低迷这样的不稳定时期。在这些时期,安全网计划有助于充当经济的自动稳定器,也就是说,安全网在社会需要时增强,在社会繁荣时减弱。例如,随着失业率的上升,越来越多的人依靠失业保险来度过由于失业而导致的暂时性经济问题。而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善,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找到工作,因此不再需要失业保险。通过这样的方式,安全网计划就可以自动控制经济的内在不稳定性。

因此,社会安全网对于帮助需要援助的个人和家庭以及减轻衰退时期的经济不稳定有重要作用。美国贫困率如此高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Scandinavian nations)贫困率如此低的原因之一就是双方的社会安全网的广度和深度不同。与其他西方工业化国家相比,美国用于援助经济弱势群体的项目资源要少得多(Alesina and Glaeser,2004;Brady,Blome and Kleider,2016;Lee and Koo,2016;OECD,1999)。事实上,美国投入在社会福利项目上的GDP比例比任何其他工业化国家都要小(Lee and Koo,2016)。正如Charles Noble所写:“美国福利制度之所以引人注目,正是因为它的眼界和雄心非常有限。”(1997:3)

相比之下,大多数欧洲国家所提供的大范围的全民社会和保险计划在很大程度上预防了家庭陷入贫困之中,其中包括大量的家庭或儿童津贴,这些津贴旨在向有子女的家庭提供现金援助。同时,失业援助通常可以为失业者在失业后的一年多里提供支持,这远比美国慷慨。此外,还包括提供定期医疗保险以及针对儿童照护的大量支持。

社会政策的差异产生了不同的结果,欧洲和加拿大的减贫幅度很大,而美国的社会政策对减贫只产生了有限的影响。正如Rebecca Blank所说:

美国选择向低收入的家庭提供相对较少的援助带来的是更高的国家相对贫困率。尽管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低收入家庭的人工作更多,但是与欧洲同行相比,他们没有能力弥补政府提供的较低收入支持。(1997:141-142)

因此,美国贫困率如此之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社会安全网的性质和范围。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能够通过政府转移支付和援助政策将其很大一部分经济弱势群体的收入提高到贫困线以上,而相比之下,美国只通过其社会安全网提供了极少的支持,因此导致其贫困率目前处于工业化世界的最高水平。Jurgen Kohl通过总结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如果在西方发达国家令人困惑的各种贫困率和风险背后有一个共同模式,这个模式可能是这样的:贫困程度和相对风险的不同反映了福利国家通过社会政策方案应对社会风险和问题的能力或意愿不同……跨国比较提供了有关完备的社会计划的例子,这些计划囊括了弱势群体的贫困风险和整体社会贫困程度。(1995:272)

除了提供一个社会安全网外,政府还必须为人们获得若干重要的社会和公共物品提供方便的准入渠道和负担得起的价格。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高质量的教育、医疗保障、经济适用住房和儿童照护对于建设和维持公民及其家庭的健康和生产力至关重要。这里的每一个方面都值得用专门的章节来讨论。

与美国相比,欧洲国家提供的医疗保健、经济适用房和儿童照护的机会和覆盖面要大得多(尽管其中许多国家的社会福利正面临越来越大的紧缩压力;Korpi,2003),所有欧洲国家都提供某种形式的国家医疗保障。此外,许多国家还提供无障碍、负担得起的和高质量的儿童照护和保障性住房。美国儿童在小学和中学阶段受到教育质量的大幅波动影响,在欧洲国家则不会如此。

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政策具有减轻贫穷和经济脆弱性的效果。此外,有一种观点认为,某些社会和公共产品是所有人都有权利拥有的,而且使人们能够获得这些资源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会提高公民和社会的生产力。正如欧盟委员会给尼斯欧洲委员会(Nice European Council)的信函所述:

欧洲的社会模式及其发达的社会保障体系必将推动欧洲向知识型经济转型。人力作为欧洲的主要资产应该成为欧盟政策的焦点,大力投资人力和发展一个积极有活力的福利国家对于欧洲在知识型经济中的地位以及确保这一新经济体的出现不会使现有的失业、社会排斥和贫困等社会问题复杂化都至关重要。(Esping-Andersen,2002:18)

为人们获得这些重要的社会和公共产品提供方便的准入渠道和负担得起的价格是任何减轻贫困总体战略的关键所在。

三 资产建设

社会政策经常被设计用来减轻贫困的现状。事实上,创造工作和提供社会安全网的策略都是为了改善个人和家庭的当前经济状况。考虑到贫困此时此地会影响到儿童和成人,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

然而,减轻贫困的办法也必须注意长远性和解决方式。特别需要关注的是,无论是在个人的生命历程中还是在家庭所在的社区中,资产的积累都是至关重要的,获得这些资产能够使家庭更有效地运作并达到我们减少贫困风险的目的。积累的资产能够使家庭度过经济贫乏期,同时也有助于增加和强化个人和家庭的发展。资产为未来建立的股份,其效益是收入无法达到的。而不幸的是,获得这些资产的机会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往往是短缺的。

不过,如本书第六章所述,存在着许多旨在增加这些家庭资产持有量不断发展的措施。儿童发展账户的兴起就是这样一种政策。如本书第六章所述,这些账户的目的是建立儿童储蓄以便他们在年满18岁时可以用这些储蓄金来支付教育或其他花费。儿童发展账户一般是从政府提供的初始存款开始,然后往往由州政府将父母的存款与之相匹配,这些计划在美国的大多数州和其他一些国家都有。一个在资产建设概念上投入巨资的国家的例子是新加坡,其于1955年开始建设中央公积金(CPF),它是一个强制性的养老基金,其成员可以在住房、医疗和教育方面使用储蓄金。

正如个人随着资产的获得和增值而茁壮成长,社区也一样。贫困社区往往具有缺乏强大社区资产的特点,如优质的学校、体面的住房、充足的基础设施、经济机会和合适的工作,而这些因素反过来影响着社区居民的生活机会。

加强低收入社区的主要机构对于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增加社区居民的总体机会至关重要,这些机构包括学校、企业和工业、贷款机构、社区中心等。我们可以采用多种策略来加强这些机构以满足社区的需要。在各个学区之间创造更大的资金公平,吸引企业进入低收入社区,开放银行的贷款业务和向经济不景气地区的人们提供储蓄和贷款,都将带来巨大的好处。

实现这些目标的一些技术和政策将包括社区发展战略、草根组织技术、邻里运动(比如激励社区发展公司)以及针对位于特定贫困地区企业的税收激励政策(见第九章)。加强经济贫乏社区的资源和资产以及个人和家庭的资产建设对于全面减轻贫困策略至关重要。 s0DxghBhAO2XOdvwckhhQydJKTF5XW+Z++Qo0cX3u0wHzaVXdN34//9vgF5HgxcO

点击中间区域
呼出菜单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