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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DH的报告建议美国各州采取如下措施应对健康社会性决定因素方面的问题：（1）改善日常生活条件，即人们出生、成长、居住、工作并变老的社会经济环境；（2）解决权利、金钱以及资源方面结构性不平等；（3）评估干预项目，扩充知识库，增强大众对健康社会性决定因素的认知。重要的是，CSDH要求各州，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找到并使用以证据为本的提升、维持健康平等的实务项目（Commission on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2008）。恳求人们吃健康食物或做更多的锻炼是不够的。降低健康不对称并从整体上改善所有人的健康状况，要求我们解决健康社会性决定因素方面的问题。有效应对健康的社会性决定因素，要求我们从源头着手，找到复杂的解决方法。找到这些方法是有难度的，因为它要求跨部门的方法和巨大的成本，包括州政府的承诺以及花费政治资本。
在改善低收入家庭的经济条件方面，一些学者（Kim et al.，2015；Sherraden et al.，2016）开发并推广了儿童发展账户（CDAs）项目，以帮助这些家庭积累资产（见本书第六章更详细的讨论）。已有数据证明，即使个人较低水平的储蓄，依然能在较长时间内帮助累积资产。俄克拉荷马州已采用这个项目并实行了普遍的儿童发展账户项目（俄克拉荷马儿童SEED项目）。数据表明，与控制组相比，参加SEED OK项目的家庭更可能为他们的子女开一个“大学储蓄账户”（Nam et al.，2013）。这些适中的投资，让参加SEED OK项目的家长对子女有了更高的教育期望（Kim et al.，2015）。还有学者认为，实施“婴儿债券”可以帮助降低在财产方面的种族不平等（Hamilton and Darity，2010）。Hamilton与Darity建议，美国可在儿童发展账户这个平台上进一步提升规模，对财富最低的25%儿童注入5万—6万美元。他们辩护道，这个规模的投资对解决根深蒂固的、历史遗留下来的财富方面的种族不平等起到关键作用。这种金融资源上的逐步注入，将对许许多多贫穷的美国家庭起到改革性的作用，并有可能改善总体健康和整个国家的福祉。
有一项名为“有条件现金转移”（CCT）的国际性政策干预项目，已显示出改善社会健康的积极效应。CCT项目20世纪90年代首先在墨西哥发起，之后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开发了各自的CCT版本。在拉丁美洲国家，主要对符合条件的贫困怀孕妇女发现金，条件是她们必须使用预防性健康服务，参加健康教育课程，保证学龄儿童入学读书。研究表明，拉美的CCT项目提升了妇女的能力，改善了儿童的健康、营养和教育（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Development，2011；Lagarde，Haines and Palmer，2007，2009）。类似的还有孟加拉的试验性补助金券项目，该项目显著提高了妇女到有资质的服务提供者那儿接受产前、分娩和产后服务（Nguyen et al.，2012）。为保证所有人的健康生活，来自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与实务工作者的合作至关重要。
有效应对健康的社会性决定因素，必须开发更有解释力的社会理论，找到产生疾病的社会经济的基础性原因，找到解决健康不对称问题所需要的在不同层面和系统之间的干预项目。多层面的视角，可以帮助解决个人、家庭、社区、组织和政策等不同层面的问题。例如，我们已经知道，个人与社区社会经济地位的交互影响是死亡率的显著性决定因素。
要在健康生活习惯方面开发有效的干预项目和政策，社会工作实务人员任务艰巨。工作压力和家庭责任，使个人通常没有时间或精力做出某些生活习惯的改变，以延长寿命并改善生活质量。弱势群体成员最需要这方面的干预和信息，但这些人却又最难触及和影响到。这方面，社会工作教育者还要继续努力，通过课堂内外现实生活的例子，提高学生面对这类挑战的能力，将课堂知识用到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中。此外，发展有效的社区伙伴关系，有助于学生学习并同时满足社区机构和组织的需求。
健康的社会性决定因素整合于个人对资源的获取之中，并通过不同的机制影响到多方面的疾病结果。从源头上理解这些机制的性质，最好的办法就是与社区的利益相关者结成伙伴关系。社区参与和基于社区的参与式研究方法，把研究和社会变化结合在一起，已被证明是有效的；这方面，有一些以教堂为基础的糖尿病预防项目可以参考。让利益相关者参与进来的做法，同时还让社区成员感到这些干预项目是他们“自己的”项目，保证了项目的可持续性。
应对健康的社会性决定因素，需要多部门和多层面的配合协调。这里，结成伙伴关系很重要。伙伴关系可以帮助有效解决健康的种族不对称问题（Gehlert et al.，2014）。由于有各种因素阻碍个人达到最优健康水平，有必要与健康照护机构之外非传统的伙伴结成合作关系。对健康的影响，在人们踏入健康照护系统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存在于我们的家庭、学校、工作场所、居民区、社区之中。所以，为解决健康不对称、降低不平等、实现健康平等，需要建立多重伙伴关系。
一些组织，如总部设在加州奥克兰的“政策链接（PolicyLink）”组织，已经领导并开发了改善各类居民区经济、社会和健康地位的多重机构发展策略。PolicyLink在他们的网页上（www.policylink.org）提供了一系列有助平等的工具，包括平等发展工具包，旨在开发社区机遇以实现结果平等。PolicyLink通过“平等高层会议”及例行网络研讨会等不同渠道，展示了全国不同社区在这方面的原创性工作。
Robert Wood Johnson基金会致力于建设一种“健康文化”。该文化的目标，就是建立跨越社会人口（如种族）的优质健康和福祉（www.rwjf.org）。为实现健康文化，该基金会已做出实现健康平等的行动计划。这个计划要求对个人和家庭提供健康选择，提升政府、商业、个人以及组织之间的合作，达到建立健康社区的目的。为达到这个目的，该基金会使用“健康文化奖金”宣传并评估美国不同社区为实现健康平等的目标所做的工作。
此外，必须重视那些影响人们在逆境中成功的因素。尽管在健康方面存在种族不对称，许多人活下来了并取得成功。清醒地认识到居民区中有利于社会经济弱势人群的资源非常重要。例如，社会联络程度是影响个人、社区风险以及抗逆力的一项主要因素（Cattell，2001）。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是降低压力、整合资源的关键渠道（Krause，2006；Link and Phelan，1995）。官方的社会服务机构也许不能满足不利社区的需要，非正式的关系网却是个人赖以生存的渠道。提升社区中已经存在的有机社会关系网，可以加强居民区的信任度、安全感、集体效力以及人际交往规范（House，2002；Leventhal and Brooks-Gunn，2000；Rose，2001；Sampson，Raudenbush and Earls，1997）。加强社区与其他部门如商业或政策制定者等方面的联结，可以为社区赋能，通过倡导性活动获得居民过上成功生活所必需的资源（Israel et al.，2006；Israel et al.，1994）。这方面，我们仍然需要开发社会理论，指引我们探索抗逆力因素和影响健康的多层次因素，克服困难实现跨部门利益相关者的联合。
“健康人2020”（Health People 2020）运动的目的，就是传送信息，并在全国、州和地方的各级层面上改良健康政策和实务。它的另一重要目的就是提升公众、个人和社区认知，提高他们对预防慢性疾病、发病率、致残率以及过早死亡的认识。通过健康保险覆盖获取健康服务，是一项卫生政策的方法，以帮助个人取得有质量的预防和治疗服务。
“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ACA）已经提高了那些低收入和无保险人群获取健康照护的能力（Koh and Sebelius，2010）。这个法案同时帮助非营利卫生组织扩展它们的社区津贴项目。ACA法案还要求健康照护组织制定社区的需求评估和健康改进计划，指导这些组织对所服务社区在慈善照护之外做投资。通过对社区投资，鼓励整体人口健康，这是全国的最高利益。
提供证据为本的照护对降低健康不对称起着重要作用。获取有品质的健康照护、并由专业卫生人员提供服务，是预防并发现疾病的关键。从业人员和他们的助手可以通过最新的、以证据为本的临床操作指南提升大众的健康行为。临床人员必须知晓个人为得到健康照护而存在的经济障碍，为病员推介处方津贴项目或Medicaid/Madicare报销的治疗方案（Gottlieb，Sandel and Adler，2013）。
在地方和州层面上实行公共政策，包括对烟草和低营养食品（如软饮料）征税，以及法定的食品标签制度。相似地，烟草使用政策规定了对烟草制品的获取，禁止烟草广告和烟草商赞助，以及禁止在某些环境吸烟（如工作场所，餐馆，公共交通，及大众场所；Jacobson and Brownell，2000）。城市规划的倡议项目，如建设步行与自行车通道、增设相关灯光，已经改善了现存的环境并提升了社区体质锻炼（Halpin et al.，2010）。其他的例子包括一些地方和州采纳的“区域法律”，对快餐店选点做出规定，并要求公立学校必须在它们的食堂提供健康食品。
从全球范围看，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制定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FCTC），以帮助发展中国家降低烟草使用、并在这方面采纳以证据为本的策略（WHO，2003）。2015年，联合国采纳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有三项旨在保障健康生活并到2030年提升所有年龄人的福祉（UN，2015）。联合国建议成员国关注健康不平等，找到去除不平等的方案，包括降低母婴死亡率。大多数成员国现在都有了公共政策，降低烟草使用，禁止儿童婚姻以及对妇女施暴。例如，2011年尼泊尔的烟草控制和规范法案遵循了绝大部分FCTC条款，如禁止对孕期妇女和18岁以下人销售烟草制品（Ministry of Health and Population，2012年）。私立基金会，如盖茨基金会不仅关注为所有儿童打预防针的方案以根除脊髓灰质炎和疟疾，并且注意提升健康社会性决定因素有关的价值观，以消除健康结果上的差距。盖茨基金会最近承诺了8000万美元，以增强妇女和女孩能力，消除性别差距，帮助中低收入国家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尽管我们这里讨论的为降低健康不对称、提升健康和福祉的努力不可能涵盖全部，它们提供了这个领域多层次公共卫生方法的基本思路。设计预防和干预项目时，必须考虑目标人口、目标行为以及它们的社会、政治和环境背景。在影响个人的保护性因素方面获得更多信息，将有助于设计多层面的干预项目。那些在不利社会环境中成功抗逆的个人经验，也是宝贵财富，能够为有创意的解决方法提供思路（Walsh，1996，2016）。对各种因素的审慎思考，有助于找到与文化调适的健康项目。一些公共卫生研究学者认为，与文化调适的项目是改进健康最有效的手段（Kreuter et al.，2005；Sanders Thompson，2009）。
必须把健康的社会性决定因素的视角，整合于科学政策的制定、特别是对国家研究基金侧重点的确定上。如前所述，对个人和社区的侧重通常错误地划归到对卫生专业人员的侧重上。同样，对机构的基金侧重，如对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侧重会被错误地当作对社区需要的关注（Syme，2008）。例如，在社区工作中，一些为健康的社会性决定因素投放的社区资金，往往投到经济机遇、学校质量和安全等方面，而不是某些疾病或影响疾病的条件。结果，在开发项目解决健康不对称的时候，很多干预项目通常无法满足社区成员的需要，解决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社会工作教育工作者必须关注从生物到社会层面的所有影响因素。导致不健康的社会问题是多维度的。我们必须准备一支队伍，他们会使用宽泛而整合的方法，以解决面临的问题。在社会鼓动方面配合研究和实务，是显著提升人口健康有意义的做法。通过这些努力，我们可以让更多的人过上宜居生活。
[1] “健康不对称”原文是health disparity。这是本书作者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指健康资源在不同群体（不同族裔及收入悬殊群体）之间占有的差异，或分布的不均衡。我们将disparity统一译作“不对称”。
[2] 一英里，约1.6千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