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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对健康不对称的定义是：在美国一些具体人群中存在的健康差别，即在疾病的发生、流行、死亡、疾病负担，以及其他一些负面健康问题上存在差别。这些人群包括非白人、农村、低收入以及其他一些未接受服务的人群（如性别方面的少数人群，移民群体）。人口层面的健康不对称是可以改变的，而不应当视作自然存在的现象。所以，健康不对称是可以避免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政策和实务来改变，它要求系统地把社会与经济的劣势人群置于未来健康的考虑之中（Braveman，2006）。
CSDH采用了一个概念框架，把健康不平等看作主要由三个因素来决定：（1）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包括政府的管控、政策、文化、社会规范和价值观；（2）社会地位，包括教育、职业、收入、性别、种族；以及（3）对健康照护系统的获取程度（CSDH，2008）。在这个框架中，这三项结构性的因素决定了健康不平等。它们影响到人的一生多方面的疾病结果。最近的研究支持贫困的跨代影响，以及它对健康造成的后果（Adler and Stewart，2010；Johnson and Schoeni，2011；Wickrama，Conger and Abraham，2005）。
健康的社会性决定因素是健康预防措施的关键，因为它们影响到疾病的多重结果，特别是不对称地影响到那些在社会和经济上最不利的人群。在美国，社会经济因素决定了健康方面的种族不对称，因为它们影响到有利于健康保护的资源分配，如获取健康食品和健康照护的方便程度（Borrell et al.，2013；LaVeist and Wallace，2000；La Veist et al.，2011；Link and Phelan，1995）。简言之，占有较多资源的人保持了较好的健康行为。有较高教育和收入的人更可能使用健身房或寻找其他有利健康的运动。特别要注意的是，研究支持这样一种观点，不对称的健康结果通过受教育程度的差异而扩大。有较高文化程度的人比其他人更可能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适时采用预防性照护，并注意从医学发明中获利（Goldman and Smith，2011；Jemal et al.，2008；Olshansky et al.，2012）。与此同时，拥有较多的资源，如高收入和较高社会资本，可以用来避免生病的近端和远端原因，避免过早死亡。保险未覆盖的药品和治疗手段，当然是很多个人与家庭无法使用的。
同样地，美国的高种族隔离限制了健康资源的分配，如对新鲜食品的获取，安全的健身场所以及方便地获得预防性健康照护。不仅健康的、买得起的食物供应链不容易获取，而且在某些地区聚集了很多快餐店和售卖高热量食品和无营养价值食品的商店。被称为“食品沙漠”的场所总是聚集于低收入、非白人居民区。美国农业部将这些地区定义为低收入地区，在城市地区要一英里 [2] 之外才能找到全服务杂货店或超市，在农村社区十英里之外才能找到全服务杂货店或超市。
尽管促进公共卫生的运动催促人民进行体质锻炼，但在高犯罪率居民区生活的人只能做室内运动或坐式运动，而不是在社区走路、跑步或骑自行车。在较贫困居民区生活的人面临较高的贫困率和社区暴力，这些特征反过来又削弱了居民区的信任度和组织程度（Balfour and Kaplan，2002；Cattell，2001；Stoddard et al.，2011）。
为消除健康不对称，必须把健康平等当作首要目标。健康平等的概念，要求所有人都能够达到尽可能的最优健康状态，无论何人，都不应当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或其他社会环境的原因而在健康方面处于不利地位。这一点与我们在第一章所讨论的宜居生活的概念是相通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目标是要让所有人有能力实现他们的所有潜能。
Margaret Whitehead及合作者辩护道，健康平等的目的就是创造机遇、清除障碍，让所有人都能充分实现健康潜能（Whitehead，Dahlgren and Gilson，2001）。根据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DHHS）的说法，健康平等是指让所有人都达到最好的健康状态。由于不平等的存在，不是所有美国人都能达到优化的健康状态（DHHS，2010）。所以，越来越多的研究提出了有说服力的看法：健康是人权，所有人都有在他们所处的社会获取最高水平的健康的权利（Brudney，2016；Castillo et al.，2017；Chapman，2015；Christopher and Caruso，2015；Dauda and Dierickx，2012；Friedman et al.，2013；Gostin et al.，2016；Hunt，2016；Rumbold et al.，2017；Saunders et al.，2010；Tasioulas and Vayena，2015）。关于健康是人权的概念，要求我们从社会正义的眼光来看待健康平等。这一点，我们已经在第一章中讨论过，并且将它视为社会工作标志性的视角。
通过对健康的社会性决定因素的讨论，我们已经看到，是有可能同时在个人、社区和社会的层面改善健康的。回应健康的社会性决定因素，关键是要预防不健康的结果，并使各类人群有可能过上宜居生活。
这并不意味着应对宽泛的、人口层面的社会因素是一件容易的事。无疑，对一位社会工作者来说，改变案主个人行为远比改变现存的结构性障碍直接和容易。但是，在居民区、社区乃至全国的层面上做出改变，是“全国社会工作者协会”的《伦理准则》（2017）所要求的。事实上，如果社会工作者不从宏观上做出改变，我们就只会简单地指责不健康的受害者（Piven and Cloward，1978）。
健康的社会性决定因素通过不同的渠道和机制影响福祉。这类因素在全国和世界范围的不同居民区和社区随处可见。以场所为基础的资源，如学校，对有品质食物供应链的获取，以及安全的休闲场所，是影响健康各个方面的关键因素。《健康事务》（ Health Affairs ）2014年有一期关于健康的社会性决定因素的政策摘要，它总结了五类决定健康的因素：遗传学，行为，社会环境，环境和物理影响，医疗照护（Health Policy Brief：The Relative Contribution of Multiple Determinants to Health Outcomes，2014）。报告同时强调，需要关注健康的多重决定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影响。它特别提出关注健康的不同层次的影响，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到全社会。
思考健康的社会性决定因素的另一个角度，是考虑“基础性原因”。Bruce Link与Jo Phelan（1995）把这些健康的基础性原因描述为：可用于规避风险的资源或最小化因素，在一段时间中影响到多重健康结果的因素，以及当风险轮廓（risk profiles）发生变化时导致不同健康结果的因素。如果干预项目只关注具体的疾病或影响这些疾病的条件而忽略了健康的基础性决定因素，疾病或影响这些疾病的条件最终就会转向那些最弱势的人群，那些缺乏社会经济资源和力量的人群。Leonard Syme（2008）争辩到，处于最弱势群体的人最终将取代那些被认为处于最大风险中的人群，无论这些风险是指某种疾病还是影响疾病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