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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理念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对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管全局、管根本、管长远的导向，具有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新发展理念的提出，有着深刻的理论内涵、特定的时代背景，本章就新发展理念的定位作用、时代背景和理念演化进行了探讨研究。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发展走上了快车道，40年来平稳有序的增长，迅速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升了我国在国际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2008年以后，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和蔓延，全球经济进入了下行通道。在此国际大环境下，我国仍然能够保持中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稳定器”。
改革开放的前期和中期，我国经济发展多是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依靠资源堆积的快速粗放式增长。进入“十二五”时期之后，随着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工业初级产品产能过剩，前期粗放式增长带来的负面效应逐步显现。从需求侧来看，我国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一直居高不下。2009年，随着“四万亿”计划的推出，资本贡献率一度达到86.5%，2015年仍然保持在41.6%的高水平。净出口贡献率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低迷，近年来一蹶不振，2015年为-1.3%。消费贡献率近十年一般保持在40%—50%，2015年有所好转达到59.7%。由此可见，我国的投资占比常年偏高。从长期来看，这种态势不具有可持续性，投资占比过大是寅吃卯粮，最终的后果是“国进民退”。从供给侧来看，要素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矛盾十分突出。要素资源方面，一方面能源利用率较低，煤炭占比偏高，废水、废气、废渣、二氧化碳排放比重较大；另一方面对土地、劳动力等一般性生产要素投入依赖过重，对人才、知识、科技等高级要素投入比重偏低。产业结构方面，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产业比重偏高，高科技产业、绿色低碳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偏低。
目前我国经济已经步入“新常态”，处于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关键阶段，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土地、劳动力和资源消耗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需求。在此大背景下，只有依靠创新发展才能找寻到新的经济增长极。这也是创新发展理念居于新发展理念首位的根本原因所在。
发展不均衡是世界经济发展各个时期普遍存在的全球性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方面西方国家迅速完成战后重建，经济发展进入正轨；另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仍然面临战乱不断、资源短缺的局面，经济发展踟蹰不前，各国之间的发展水平迅速分化。据世界银行统计，1960年美国的人均GDP为3007美元，布隆迪的人均GDP为70美元，前者约为后者的43倍；2016年美国的人均GDP为57466美元，布隆迪的人均GDP为201美元，前者约为后者的286倍。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并不是个案。
发展不均衡问题不但在国与国之间存在，在各个国家的内部同样存在。图1.1中显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多国基尼系数的变化情况。美国的基尼系数在1990年之前常年保持在0.4之下，近年来有所上升，达到0.44左右；英国从1960年的0.25一路上升至2000年的0.37；德国、日本、印度多年来在0.3—0.4上下波动；墨西哥、巴西常年高位波动；法国、挪威表现较好，呈现下行趋势。总体来看，世界主要国家基尼系数多呈上升趋势，多国已经越过0.4的国际警戒线。
图1.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多国基尼系数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维基百科。
中国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20世纪80年代时，基尼系数基本维持在0.3—0.35，随后一路上扬突破0.4，在2008年达到高点，为0.491，后逐年回落至2015年的0.462。20年来，中国的基尼系数持续高于国家警戒水平。收入分配只是发展不均衡的一个剪影，中国发展不均衡更多体现在区域发展差距、城乡二元发展差距、产业结构失衡、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失调、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不同步等方方面面的问题之上，这些都是我国实施协调发展战略的根本动因。
协调发展注重解决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绿色发展注重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国走上了以重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道路。改革开放之后，依托廉价的劳动力、丰厚的资源禀赋优势，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大大加快，在短短的30多年时间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迈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经济繁荣的背后存在资源、环境问题的隐忧。化工、钢铁、煤炭、水泥、有色金属等传统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奠定了工业发展的基础，也带来一系列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问题。当前，我国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阶段，由资源驱动逐步转变为科技驱动。在新的发展环境下，“三高”传统工业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也不符合广大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期望愿景，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倡导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势在必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经济发展进入了快车道。据英国经济学家Maddison（2007）估算，1950年世界GDP总额约为1820年的7.68倍，用时长达130年；2003年世界GDP总额约为1950年的7.67倍，用时缩短至53年。此外，从图1.2可知，在19世纪之前，世界经济增速非常缓慢，1950年之后，呈现指数型、爆发式增长。这一方面归因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爆发，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相关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归因于20世纪80年代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图1.2 Maddison（2007）估算的世界GDP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Maddison（2007）估算结果绘制。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影响主要从四个方面体现出来。第一，贸易自由化。无论是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还是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都承认在劳动生产率差异的基础上，通过国际分工生产产品并进行交换，可以提高参与贸易各国的福利水平。上述贸易理论在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印证。1947年成立的关贸总协定（现为世界贸易组织）对降低各国贸易壁垒、管辖国际贸易协定、协调国际组织关系、调节国际贸易冲突、形成全球多边贸易一体化格局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二，生产国际化。信息和互联网技术的历史性革命从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缩小了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沟通成本，促使并加快了生产要素的全球化流动速度。通过优化配置人才、资本和技术，促使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和精细化，提高了全球劳动生产率。第三，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从规模上来讲，近30年来，国际资本市场的交易额度不断扩大，金融衍生品种类不断翻新；从速度上来讲，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早已淘汰了交易员手动报价的机制，已经实现了全球各地各市场24小时不间断报价交易。资本流动以跨境金融机构为载体，以资本为纽带，促使各国相互依赖大大加强。第四，科技全球化。科技全球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科技研究开发资源的全球配置、科学技术活动的全球管理和研究开发成果的全球共享。这三个方面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共同构成了科技全球化浪潮的主旋律。
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第一大外资吸引国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据国家统计局测算，按2010年美元不变价计算，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3.2%。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与世界经济的发展紧密相连，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是中国走向富强、民主、文明的必然选择。
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奋斗目标是共同富裕。新发展理念中创新发展是出发点，共享发展是落脚点，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百姓幸福感受最为密切相关。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经济建设水平比较落后，解决温饱，提升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水平成为当时的重中之重。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全面提升，工业化、城镇化速度的不断加快，我国已经总体实现小康，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站在历史新阶段的起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满足了人民群众基本物质文化需求的基础上，人民开始追求美好生活，在教育、医疗、养老、体育、旅游等更高层次的公共服务方面有着更强烈的需求。共享发展理念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致力于推动人民的全面发展，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新发展理念中创新发展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包括理论、制度、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创新。而在早期的经济学研究中，科技创新，或者称为技术创新，是被最早研究的对象。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技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之一。在此方面，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于1956年提出了索洛增长模型。简单来说，该模型将经济增长归因于劳动和资本积累及技术进步。在同等数量规模劳动和资本投入下，产出增速大于劳动和资本投入增速的部分，可以由技术进步进行解释，这部分产出余值又称为索洛余值。索洛增长模型有着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在真实的经济运行系统中，这些假设条件通常不能全部满足。但索洛余值概念的提出，及严格的经济增长范式分析，为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巨大作用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西方学者试图使用数学工具和经济学范式分析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党中央在践行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已经把科学技术的作用上升到了哲学和社会科学的高度。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指出：“在固定资本中，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固有的属性：它既包括科学的力量，又包括生产过程中社会力量的结合，最后还包括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即死的生产力上的技巧。” [7] 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科学是一种生产力。邓小平同志在继承马克思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论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充分实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和科学观。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的创新发展理念，是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继承与深化。在关注技术创新的同时，还强调了理论、制度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创新。全会公报指出：“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同时还在培育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产业新体系、构建发展新体制和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等多个具体问题上给予了纲领性指导。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进一步将创新驱动发展明确为我国面向未来的一项重大战略，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双轮驱动、构建一个体系、推动六大转变”的总体部署，为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三步走”目标提供强大支撑。
以上是创新发展理念的宏观发展，具体到微观层面上来说，县域层面上创新发展的落地显得尤为重要。2017年5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县域创新驱动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基础在县域，活力在县域，难点也在县域。新形势下，支持县域开展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加快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是打造发展新引擎、培育发展新动能的重要举措，对于推动县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由此可见，创新发展理念理论体系已经由宏观向微观过渡，而下一步研究微观县域层面的创新环境和创新能力，对指导宏观层面创新发展理念的完善具有重要作用。
协调发展理念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马克思强调社会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8] 也就是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矛盾运动规律，在二者相适应时期，能够相互促进发展；在二者相矛盾时期，则会相互阻碍发展。协调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可以从根本上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协调发展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化。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同志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指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鼓励沿海地区利用地理条件和资源禀赋优势，引进国外的资金和先进技术，迅速发展经济。随后利用先发优势，带动内地经济腾飞，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先富带后富，共奔致富路，一方面通过发展差距激活劳动积极性，另一方面符合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饱含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精髓。
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三个代表”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新贡献，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概括，充分体现两个文明同群众利益协调发展、共同进步的科学内涵。
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其中，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科学发展观对协调发展的精准阐述，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
习近平提出的协调发展理念与上述精髓思想一脉相承。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坚持协调发展，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实施协调发展战略，可以有效地促进人口、资本和资源的跨区域、跨城乡合理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可以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的协调发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可以富国强军，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
绿色发展理念的核心在于“和谐”二字。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我国古代的先贤至圣已经对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有了深刻的认识。道家老子在《道德经》指出：“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陈鼓应先生将其译为：“所以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也大。宇宙间有四大，而人是四大之一。人取法地，地取法天，天取法道，道纯任自然。”在老子看来，人居于天地之间，是天地之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无论人如何“大”，均需顺应自然规律，受到自然法则支配。儒家孔子在《论语·述而篇》提出：“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意指钓鱼只用一个鱼钩，不用渔网捕捞；打猎只射飞鸟，而不射巢中之鸟。倡导在人与自然的相处中不破坏不违背自然生息繁衍的规律，在可持续发展基本思想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动态平衡。继承道家，融合阴阳、墨、法、儒家部分思想的杂家著作《淮南子》记述：“天地运而相通，万物总而为一。”“不贵难得之货，不器无用之物。”说明人与自然万物是有着共同本源的有机联系的整体，各有其内在价值；节制人类欲望，避免过度勒索自然。由此可见，诸子百家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互利共生具有较为深刻的现实认识，形成较为完备的哲学基础。自西汉以降，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哲学讨论始终未曾停歇，宋明时期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从不同的侧面对“天人合一”进行了论述和争辩，促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讨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及至近现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认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开辟了新的道路。马克思着重考察特定社会形态下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社会条件，而恩格斯注重利用自然科学的发展成果揭示自然界的普遍联系和辩证发展，进而描述人类社会的演化过程，但他们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根本立场是一致的。如马克思提出：“人创造环境，同时环境也创造人。” [9] 恩格斯提出：“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 [10] 马恩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论述奠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和谐发展、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旋律。
绿色发展理念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 [11] ，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想，符合我国当前阶段的国情，深刻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绿色发展重点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和谐共生的问题，在延续并强调坚持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的同时，更加强调发展绿色经济和加强制度建设，推动绿色发展理念成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真正动力。
自明朝以降，处于军事防御目的和维护封建统治阶层利益的要求，中国开始实行海禁政策。及至清朝，海禁政策实行得更为严厉和彻底。顺治十二年（1655年），清政府下令：“沿海省份，应立严禁，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顺治十八年（1661年）又颁布“迁海令”，将沿海居民内迁五十里。400余年时松时紧的海禁政策，导致中国长期“闭关锁国”。经济、文化和科学方面的交流长期中断，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思想无法传播到国内，中国的国力逐步落后于西方国家。在中国“闭关锁国”的同时期，18世纪中叶，欧洲发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蒸汽机作为标志，机器大规模替代手工，西欧的生产力迅速提高。第一次工业革命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为帝国主义殖民扩张奠定了物质基础。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敲开了古老封闭的清王朝大门，中国从此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社会。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相继签署，多个通商口岸被迫开放，中国开始以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身份参与国际经济活动。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社会体制发生了根本变化。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开始奉行独立自主的原则参与国际事务。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国的开放发展从此进入了新的纪元。张燕生（2008） [12] 将对外开放分为三个阶段：1979—1991年是对外开放的初始阶段，主要特征为招商引资和“三来一补”。1992—2001年是市场为基础的外向型经济体制的攻坚阶段，主要特征为汇率、外贸、外资、金融、计划管理体制改革。2001年后是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的开放性经济体制阶段，主要标志是加入国际贸易组织。本书认为，自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召开以来，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第四阶段——从开放型经济大国向开放型经济强国转变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表现是伴随着中国国力的整体提升，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积极性逐步升高，国际话语权逐步加强，逐步走向国际政治经济的中央舞台。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奠定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为探寻经济增长之道、实现全球化再平衡、开创地区新型合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202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开放发展理念的提出，为我国在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前行的过程中，扫清了内外发展的联动障碍，赢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平衡了中国与世界之间的矛盾。我国的开放以互利共赢为基础，与多国在相互促进发展过程中形成牢固的利益纽带，构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目前的开放水平仍有较大的优化空间，“走出去”和“引进来”的水平有待加强。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深化内地和港澳、大陆和台湾地区合作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等方面仍需进一步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总体来看，开放发展理念的提出，是对外开放40年来理论和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十三五”时期我国对外政策的纲领性指导，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的共享发展理念主要体现在剩余价值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之中。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阶层占有大部分生产资料，工人阶层拥有劳动力，资本家凭借对企业的所有权，无偿占有劳动者创造的价值与工资之间的差额，这种差额称为剩余价值。 [13] 剩余价值又可以分为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二者都是通过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时间创造而来。剩余价值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方式，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
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分配方式有着根本的区别。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可以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在第一阶段中，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共同所有，个人“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财产”。 [14] 因此，在社会主义第一阶段中，劳动者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分配社会扣除后的社会总产品，而这恰恰是体现共享发展理念的关键所在。
由于生产资料归全体社会成员所有，而全体劳动者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子集，因此在按劳分配之前，社会总产品应该对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进行扣除。这些扣除项目包括补偿消耗的生产资料、扩大再生产规模的资料、公共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基金等。这部分扣除保障了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权益，体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下社会全体成员对发展成果的共同分享。社会扣除后的社会总产品按照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原则进行分配，进一步保证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在追求社会整体效益的基础上，保证了个人利益的实现。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相关论述，以社会扣除和按劳分配为手段，从效率和公平的角度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共享发展理念。而在西方经济学体系中，福利经济学派对此同样有着较为深刻的研究。福利经济学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剑桥大学教授庇古所创立的经济学派。庇古基于基数效用论提出一个观点：社会的福利水平取决于两个因素——国民收入总量和分配公平程度。国民收入总量越高，社会福利水平越高；收入分配越公平，社会福利水平越大。因此，福利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与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约翰·穆勒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派有着明显区别。后者着重强调增进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不重视价值判断。而福利经济学偏向于规范经济学，具有价值判断导向，更多关注收入分配均衡化，强调从增进经济福利和社实会福利的角度出发，制定经济政策，使得现代经济学研究在注重经济发展速度的同时，更为注重发展质量和分配公平。
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效率与公平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一方面，其对立表现在效率不意味着公平，公平也常常缺乏效率。以帕累托最优为例，在此情况下效率已经实现最大化，而资源分配可能出现极度不公平的情况，社会大部分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当资源分配绝对公平时，社会中每个人得到财富完全相同，绝对平均主义会抑制个体劳动的积极性，进而使得劳动生产率大幅下降。另一方面，效率与公平又存在统一的关系，效率的提高可以促进社会总体财富的增长，可以为公平分配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也可以有力地提升个体劳动的积极性，进而提高经济效益。此外，帕累托最优的理想状态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几乎不存在，通过生产和管理技术的创造创新，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进而同时提高效率、促进公平，实现共享。
共享发展的概念于2015年首次提出，但共享发展的理念始终贯彻于党和政府的施政理念之中。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指出：“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而在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今天，“公平”的含义已经从西方经济体系中单纯的分配公平转换为社会公平、转换为共享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深入开展脱贫攻坚，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平安中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20多年间，党的执政思路发展了转变，从强调效率，到重视公平，再到共享发展，这种转变适应当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情况，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并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辛鸣（2016） [15] 认为新发展理念是党总结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中国近七十年及世界百余年的发展经验，遵循经济社会发展基本规律，从发展方位的战略判断、发展理念的战略创新、发展路径的战略支撑、发展挑战的战略跨越等方面对当代中国发展战略进行的科学构建，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理论的时代创新。施芝鸿（2016） [16] 认为新发展理念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为解决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应运而生的，集中反映了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相适应，同实现“十三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相契合，同人民群众热切期盼在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的新期待相呼应。
成龙（2016） [17] 认为新发展理念是对当下中国诸多矛盾和风险隐患的解析回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经验的概括提升，对世界现代化发展规律的参考借鉴。顾海良（2017） [18] 认为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政治经济学的标志性成果；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性变革的重要指导原则；是正确处理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方法和路径；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根本要义和基本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新发展理念在新时代建设现代经济体系中将发挥主导和引导作用，不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在世界发展问题的探索上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刘伟（2017） [19] 认为新发展理念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深刻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经验，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特点做出了科学阐释，把关于发展的科学思想和理论提升到了新的历史高度，为推动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实践结合而形成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重要组成部分。贯彻新发展理念，重要的在于从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和现代化的经济体制两方面，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
任保平（2018） [20] 认为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发展质量的高级状态和最优状态，是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的经济发展质量状态：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高质量发展的内生特点，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普遍形态，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标。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发展的有效性、充分性、协调性、创新性、持续性、分享性和稳定性的综合，是生产要素投入低、资源配置效率高、资源环境成本低、经济社会效益好的质量型发展水平。在实践上，高质量发展是通过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来实现生产效率提升，以实体经济发展为核心，以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本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为基础，以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为特征。
不难发现，学界普遍认为新发展理念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分析国内外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形成的，是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中国化的新境界。
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五个“着力”，即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着力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着力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21] 。新发展理念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灵魂，深刻体现了人类经济活动的本真价值 [22] ，在深化“发展”内涵的同时，形成发展、改革、开放命题的有机统一 [23] 。
创新发展居于新发展理念的首要和引领地位，坚持创新发展，就是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
纵观人类的发展历史，三次科技革命均是依靠创新实现科技突破发展，大幅度提高了生产力，进而促使经济基础乃至上层建筑发生变化。西方经济学中描述经济增长的索洛模型，提出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本积累、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但只有技术进步才能导致人均产出永久性增长，技术进步所产生的贡献又称作“索洛剩余”。Porter等（2002） [24] 提出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生产元素为驱动力的发展，第二阶段是生产效率为驱动力的发展，第三阶段是创新生产为驱动力的发展。中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进入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关键时期。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因此，创新发展是目前化解“三期叠加”问题，实现增长速度变化、产业结构转化、增长动能转换的关键所在。
坚持协调发展，就是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协调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
协调发展是解决我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重要抓手。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要素流动速度进一步加快，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很难解释新出现的一些经济问题。Krugman（1998） [25] 以区位论为基础，提出通过优化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和产业空间结构，取得经济规模效益，实现可持续发展，并以此为基础形成“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框架。中国协调发展的概念较“新经济地理学”更为宽泛，除了区域协调、产业协调之外，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实现城乡协调；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也是其重要内涵。通过推动全面协调发展，平衡与整合各方利益，缓解国内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状况，能够推动经济全面发展和社会总体进步。
坚持绿色发展，就是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新贡献。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
绿色发展是实现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跨越的必由之路。就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而言，人类经济发展本真复兴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要走绿色发展的道路 [26] 。20世纪50—60年代，西方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加快，重大环境污染事件频发。以Carson（1962） [27] 的《寂静的春天》和Meadows（1972） [28] 的《增长的极限》出版为代表，人们开始思考如何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1972年，联合国首次召开全球第一次综合性环境保护会议——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和《人类环境行动计划》，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上升到国际高度。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绿色发展的概念逐步在国际社会形成广泛共识，在气候变化、环境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多方面开展了有效合作。中国绿色发展的转型进程，整体上是从跳出“马尔萨斯陷阱”到突破工业文明发展极限，再到迈向生态文明的和谐发展的过程 [29] 。这个进程的背后，伴随着我国生产力的迅速提高以及民众绿色发展意识的觉醒。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湖州安吉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两山”理论遵循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经济规律，对绿色发展起到了指导和引领作用，绿色发展也成为对“两山”理论的深刻践行。绿色发展在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的同时，推动中国不断向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迈进。
坚持开放发展，就是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必须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协同推进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努力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局面。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
开放发展是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康庄大道。开放发展的研究雏形可以追溯到对于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从Adam Smith的绝对优势理论到David Ricardo的相对优势理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张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技术进步的新贸易理论到20世纪80年代后注重专业化分工的新兴古典国际贸易理论，认同贸易全球化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的观点在国际学术界一直是主流声音。1947年关贸总协定成立，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其宗旨就是以开放、平等、互惠的原则来降低成员贸易壁垒，增加有效需求，稳步提高收入和生活水平。中国自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不仅在贸易方面一直寻求开放发展，也在不断致力于从封闭型经济转向开放型经济的全面发展。在经历了对外开放的初始阶段（1979—1991年）、以市场为基础的外向型经济体制的攻坚阶段（1992—2001年）、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的开放性经济体制阶段（2002—2012年）之后，中国的开放发展进入了第四阶段——从开放型经济大国向开放型经济强国转变阶段 [30] 。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正在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提升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是我国实现和平崛起的必然要求。这就需要不断深化对外开放发展，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抓手，倡导人类形成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面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
坚持共享发展，就是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做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注重机会公平，保障基本民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
共享发展是走向共同富裕的根本遵循。在西方经济学体系中，福利经济学主要关注社会福利的增进与分配问题。旧福利经济学派基于基数效用论主张国民收入总量愈大、分配愈平等，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新福利经济学派基于序数效用论主张个人间效用无法比较，帕累托改进增进社会整体福利。而在中国倡导的新发展理念中，共享发展不仅仅关注效率与公平问题，更是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体现，直指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奋斗目标——共同富裕。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党的十七大提出“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再到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共享发展”，国家发展思路越发凸显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02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共享发展，将使全体人民得到更高的获得感，生活更为体面、更有尊严。
五大理念各有侧重，但同时又相互联系、相辅相成，构成了完整、统一的新发展理论体系，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方案。在贯彻和落实新发展理念的过程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做到整体与局部的统一、共性与个性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现实与未来的统一，发挥其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作用，使五者真正形成强大发展合力 [31] ，共同促进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1] 《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3月17日），载《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2] 《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2013年11月12日），载《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3] 《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2014年6月9日），载《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2月1日），载《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深化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亚洲美好家园》（2015年11月7日），载《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6] 《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2015年10月29日），载《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9]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1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18日），载《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12] 张燕生：《对外开放的历程、发展经验及前景》，《宏观经济研究》2008年第10期。
[1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5] 辛鸣：《论当代中国发展战略的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1期。
[16] 施芝鸿：《引领全局的发展理念》，《党史文苑》2016年第1期。
[17] 成龙：《“五大发展理念”精神实质探析》，《科学社会主义》2016年第1期。
[18] 顾海良：《新发展理念的新时代政治经济学意义》，《经济研究》2017年第11期。
[19] 刘伟：《坚持新发展理念，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新发展理念的体会》，《管理世界》2017年第12期。
[20] 任保平：《我国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和重点》，《红旗文稿》2018年第24期。
[21] 习近平：《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求是》2019年第10期。
[22] 金碚：《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8年第1期。
[23] 刘伟：《坚持新发展理念，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新发展理念的体会》，《管理世界》2017年第12期。
[24] Porter M.E.，Sachs J.，“McArthur J.Executive Summary：Competitiveness and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02.
[25] Krugman，P.，“What's New about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Vol.14，No.2，1998.
[26] 金碚：《论经济发展的本真复兴》，《城市与环境研究》2017年第3期。
[27] Carson，R.， Silent Spring ，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62.
[28] Meadows，D.， Limits to Growth ，New York：Penguin，1972.
[29] 潘家华：《从生态失衡迈向生态文明：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绿色转型发展的进程与展望》，《城市与环境研究》2018年第4期。
[30] 张涛、姚慧芹：《新发展理念助推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河北学刊》2019年第3期。
[31] 马健永：《论五大发展理念的科学内涵及其逻辑关系》，《经济与社会发展》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