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国内生产总值，是经济学最著名的概念之一，曾被美国经济分析局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GDP核算的发展经过了西方经济学家一段跨越几十年的摸索与争论。1929年大萧条时期，西蒙·库兹涅茨调查美国的经济状况，在当时艰巨的条件下，到每一个工厂调研，建立了GDP的核算体系与研究报告。但是关于GDP的核算模式是存在争议的。西蒙·库兹涅茨反对将政府开支纳入GDP，在他看来，政府开支只是重新分配了已有的资源，并没有创造出新的财富。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军费开支猛增，那么，为备战而开展的生产算不算财富，如果政府开支不能算GDP的话，对政府是一种不小的约束。库兹涅茨在进行GDP研究的时候发现，到1932年以私人消费和企业投资为主体的GDP缩水将近一半，而政府开支不减反升。库兹涅茨虽然是因接受政府委托的研究课题而“发明”了GDP，但是他反对将政府作为GDP的贡献者，最终与政府分道扬镳。而大西洋彼岸的凯恩斯从他的经济学主张出发，认为如果需求不够，政府就要创造需求，尤其是以政府举债的形式进行刺激，因此政府的支出当然应该算GDP的一部分。1944年，美国、加拿大和英国举行会议讨论政府开支算不算是GDP的一部分，库兹涅茨并没有被邀请出席。当时的与会代表一致同意了凯恩斯的定义，将政府支出纳入了GDP核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开始援助欧洲实行马歇尔计划，为了使这一计划能够取得像美国“新政”一样的效果，美国需要了解欧洲各国的发展水平，而方法就是统计各国GDP。欧洲得到美国的援助，必须要向美国展示援助的效果，GDP也应该每年有所增长，而政府开支和公众消费是容易增加的，于是欧洲各国发现经济中的公有成分越来越多，GDP水平高越来越等同于国家富强。目前我们使用的GDP核算方式基本依照联合国1953年公布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
1985年之前中国国民经济核算方法主要依据苏联使用的与计划经济相配套的物质平衡表体系（MPS），1985—1992年逐步与联合国推荐的源于市场经济的SNA接轨。MPS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一种，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为基础，以物质产品生产为核心，使用一整套概括的平衡表，描述社会再生产过程各个方面的具体特征，并通过各指标平衡表间的相互联系，综合反映国民经济全貌和各种重要的比例关系。核算内容包括物质产品流量核算、收支流量核算、劳动力资源和使用的核算、国民财富存量核算，以及非物质部门服务流量核算。然而MPS无法系统反映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各项服务活动，越来越无法适应当代宏观管理的需要。同时MPS侧重每个平衡表内部门的平衡，但平衡之间的联系不够严谨。
SNA更为适应现代经济的发展，该体系下的GDP核算被认定为“最不坏的”发展衡量指标。然而，该体系具有以下几大缺陷，限制了其作为发展衡量测度的有效性与准确性。第一，GDP无法体现经济总量与发展的差别，在GDP增长的同时，很多行业很多地方充斥着产能过剩与产品过剩的问题。第二，GDP无法良好体现新技术与新经济的价值，十几年前5000块钱的手机与现在5000块钱的手机对GDP的贡献是一样的，但是新技术革新下的手机带给人们生活与工作的便利远远高于过去。第三，金融危机过后，很多人反思现在GDP充斥着金融泡沫。1953年版本的核算体系未将金融业视为“生产性活动”，只是将其作为企业的中间品投入，所以不归入最终产品核算范畴。1993年新版本引进了一个新概念——“间接计算的银行中介服务产出”，认为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也是创造价值的手段，算入GDP。第四，GDP无法衡量经济的可持续性，追逐经济总值时造成的环境与资源破坏并不计入GDP，但是对发展产生严重负面影响。
GDP的局限性一直是经济学界探讨的问题，很多学者提出了区别于GDP的发展测度指标，而这些指标往往是多维度的，提供经济总量之外的参考。本节研究5个国际组织提出的发展指标，总结它们的价值取向与测度方法，为建立新发展指标体系提供参考。
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创立了HDI，即以“预期寿命、教育水平和生活质量”三项基础变量，按照一定的计算方法，得出的综合指标，并在每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发布。HDI强调人和人的发展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并不仅仅是生产总值。HDI作为综合指数，维度和指标数目较少，所以反映问题有一定局限性。但同时HDI由于计算简便、覆盖国家广、时间跨度长，成为社会科学领域使用最广泛的GDP替代指数之一。
GCI于2004年首次使用，由总部设在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每年公布一次。该指数旨在衡量一个国家在中长期获得经济持续增长的能力。GCI由12个竞争力支柱组成，包括制度、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稳定性、健康与初等教育、高等教育与培训、商品市场效率、劳动市场效率、金融市场成熟性、技术设备、市场规模、商务成熟性、创新，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世界各国竞争力状态提供了解析。
瑞士长期居于全球竞争力排行榜首位。瑞士在公共卫生和初级教育方面基础雄厚，有着相对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高度的灵活性，同时瑞士具有快速吸收新技术的能力、高度成熟的商业模式以及良好的创新环境，对其进一步提升总体竞争力有着很大的帮助。
GCI的构成比起HDI更为复杂，每个维度均由多个数据组成。GCI同时考虑到竞争力对于不同种类国家的内涵不同，因此根据国家发展程度等因素调整每个维度的权重，使横向比较更具有实际意义。例如，对于第十二个维度创新，在竞争力指数中可能占到5%至30%的权重。
GEI由位于华盛顿的全球创业精神暨发展机构于2011年开始发布。企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创业指数是衡量中长期发展与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GEI提供了一个衡量国家创业环境与现况的发展指数，由此我们更好地衡量一个国家的中长期增长动力与就业潜力。GEI由三方面的14个支柱组成，其中创业态度包括机会感知、风险接受、创业技能、人际关系和文化支撑5项子指标，创业能力包括机会型创业、技术吸收、人力资本和竞争4项子指标，创业愿望包括产品创新、流程创新、高增长、国际化和风险资本5项子指标。每个支柱下由关于个人、机构及国家等多层面数据组成，经一定权构成支柱指数与GEI。
SPI由美国非营利机构Social Progress Imperative于2013年起发布，从社会层面衡量发展。SPI测量一个国家可以满足公民社会及社会及环境需求，指标的选择由哈佛、MIT及联合国的多名专家商讨决定。指数涉及超过40个指标，主要测量三个维度：人类基本需求，幸福的基础与机会，每个维度由4个部分组成。人类指数与其他指数最大的不同有两点，第一，指数未使用任何经济变量；第二，指数更多使用结果衡量而非投入衡量。
WHI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联合国共同发布，衡量哪一个国家的人最富有幸福感。WHI衡量标准是根据各地公民的预期寿命、对生活的满意度计算，但也考虑各地人均消耗资源量。如何衡量一国幸福感，WHI有一套非常复杂的标准，这套标准包括九大领域：心理健康、身体健康、时间、教育、文化多样性与韧性、政府、社区、环境多样性与韧性以及生活水准。在每个大领域下，又分别有3—4个分项，比如教育领域下有读写能力、学历、知识、价值观等，总计33个分项。依据WHI的框架，财富并不是幸福决定性因素。《全球幸福指数报告》主要作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赛克斯说过：“国民生产总值并不能代表幸福程度，尽管一般来说国家财富与国民快乐有一定联系，但两者之间没有内在必然关系。美国自1960年开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三倍，但幸福指数却停滞不前。”WHI使用了多项问卷调查数据，区别于传统指数构建。2016年的WHI报告专门研究了中国的幸福感发展，报告显示在中国经济奇迹的情况下，中国的幸福感的增高并没有同比例提升。而且中国在经济发达到一定地步后，幸福指数排名呈现了“U”形发展。
表2.1列举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5大指数中的排名，并分别于GDP进行相关性分析。从得分来看，中国在人类发展、竞争力、创业、社会进步与幸福度上均有进步。各指数，包括不含有经济变量的SPI与中国这几年GDP的变动均呈正相关。其中，中国的GDP与WHI相关程度最高，与GEI相关程度最低。
表2.1 2012—2018年各指数的中国得分
表2.2列出了各指数2017年度排名前十的国家。可以看出，GDP排名高的国家并不一定在其他指数拥有高排名。以北欧四国及瑞士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往往在社会进步、人的发展及幸福度上有更好的排名。而前十大经济体中中国、日本、印度、巴西及意大利均没有在多维度发展衡量指数中进入前十。中国在GDP的排名虽然居于世界首列，但在其他方面排名仍然较低。
表2.2 2017年各指数及GDP排名
本节梳理了主流经济学中替代GDP的经济发展测度指数，以及各指数衡量发展的不同特点。总体而言，通过指数研究发现如下几个问题：第一，指数构建往往要在全面性和数据有效性中做取舍。当数据尽量涵盖更多的方面时，最终指标往往会因为数据降维的需要失去一定有效性。因此学者在使用指标时，一定要明确指数实际覆盖的方面并且明确指标有限的有效性，更多的维度不代表更精确的发展评测。第二，多维度的衡量方式涉及更多的数据，因此数据缺失是一个重要问题。部分指数使用插补方法来补充缺失数据，但是此方法建立在一定一些的现实数据很难满足的假设上。第三，这些指数均在国家层面构建，对于地理区域大与经济结构复杂的国家，有很强的局限性。以美国和中国为例，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现状，适合发展的产业均不相同，单一指数对地方政府制定政策缺乏指导意义。
无论是传统GDP，还是现有的主流多维度的发展评测体系在衡量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时均有一定限度，因此需要构建更切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评测方式。同时，具有中国特色且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指数的构建需要对省、市、县等区域进行区分，这样对当地的研究和政策指导才具有更切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