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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看来，体育可以作为研究和认识社会的一种常规工具。在其与邓宁（Eric Dunning）合著的《追求兴奋：文明化进程中的运动与休闲》（ Quest for Excitement ： Sport and Leisure in the Civilising Process ）一书中，埃利亚斯就指出当代体育的社会意义是直接联系或者相互依赖于更广阔的社会变革之中，影响着大众对暴力、身体习惯和情感表达的控制，提出了将体育和休闲视为严肃的社会现象加以考察（Giulianotti，2004：151），认为“体育知识即社会知识”（仇军，2017：105）。实际上，当代的体育运动也已经成为消费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众通过体育运动可以学习有关竞争和成功的行为和社会价值观（凯尔纳，2003：75）。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凤凰国际，2017）。在全球化进程和社会转型不断的影响和推动下，中国中产阶级（中产阶层、中等收入群体）开始重新进入中国的社会结构之中，并且人数越来越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构成之一（Yuan，Zhang；Wan，Guanghua；Khor，N.，2011）。随着中产群体规模的继续扩大，体育运动消费也逐渐成为了中产阶层消费文化的重要构成。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学界也逐渐开始关注中产阶级的规模与现状，从概念、历史背景、主要特征、社会功能，直到消费行为、生活方式、教育理想、日常闲暇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但是总体来看，国内社会学研究者对与中产阶层日常生活有关的社会行为方面（如长跑运动、塑身、登山、骑行以及其他健身活动等现象）的正规且深入的研究并不多见。同时，已有的相关研究往往忽略了这一群体背后所包含的一些更加本质性的内容（李春玲，2009），缺乏与之相关的更全面和系统化的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维度的思考。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笔者发现，相对于城市马拉松现象所具有的丰富的社会文化意蕴而言，国内外学界专门以城市马拉松为主题的社会学研究明显缺乏。其中，聚焦于中产阶层参与城市马拉松现象的探讨更为不足。仅有的一些研究主要强调了以下方面：中产阶级拥有相对充裕的金钱和闲暇、有着获取相应知识的能力（Eitzen，1996）；中产阶级喜欢跑步过程中的各种体验（Triathlon，2008）；中产阶级选择跑步的原因是为了逃离日常束缚（Fight，2006）；跑者希望获得一种赋权感（feelings of empowerment）（Smith，2007）；马拉松长跑运动能在一定意义上打破现有的阶层区隔（Tulle，2007；Howe & Morris，2009）；跑步健身是中产阶层的一种身体管理策略（宋庆宇、刘能，2018）等。如果把城市马拉松放到内涵和外延更大的概念——跑步运动中去理解的话，当前国内外研究者对于此现象的研究和探讨主要涉及体育休闲学、身体社会学、现象学哲学、社会心理学四大领域。具体到跑步运动所涉及的社会学问题的探讨，相关研究者主要使用质化研究范式，其中的方法主要包括访谈法、叙事分析、民族志等。
休闲社会学家们认为，休闲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古德尔、戈比，2000）。体育休闲学领域对跑步运动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跑步休闲的历史发展、类型划分、休闲体验以及休闲动机的探讨。在历史发展方面，作为一种休闲健身活动的跑步运动，在当代城市生活中早已成为了十分普遍的现象。其中，业余体育（amateur sport）或者“深度休闲”（serious leisure）已经逐渐在全球范围内流行（Ronkainen，2014）。比如，早在2010年，美国人口中至少单独完成一次马拉松的人数就超过了五十万人（Ridinger et al.，2012）。对于跑步类型的研究，有研究者从大众参与跑步和慈善活动的角度分析，把跑步者划分为四种类型：纯粹的跑者（purist runner）、休闲跑者（leisure runner）、慈善跑者（runners for charity）、娱乐跑者（fun runner）（Nettleton & Hardey，2006）。国外学者史密斯（Stuart L. Smith）通过对参加英国公路赛的个体的研究，把参与者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运动员（athletes），是指可以产生比赛冠军的精英运动员；二是跑步者（runners），是指一周又一周地跑步和训练，远远超过了基本的体育健身的要求，在任何比赛中都没有获胜或表现出色的现实机会的那些人；三是慢跑者或乐跑者（joggers/fun runners），是指那些不经常跑步，只有在天气良好的情况下才会锻炼，更不会参加正式比赛的人。进一步，跑步者和慢跑者在跑步动机和目标上存在差别：跑步者对待跑步十分认真，个人的锻炼水平超出了一般健身活动所要求的基础水平（Smith，1998）。此外，史密斯还指出，为了更好地与慢跑者或日常锻炼者（exercisers）相区别，当代的中产跑者就要想方设法确保他人对跑者身份的认知，并且通过日常运动实践把自己标定为一名真正的或者严肃的跑者。通过以上区分，可以看出，城市中产马拉松跑者早已超出了乐跑者的范畴，明显属于史密斯所言的跑步者。
同时，也有许多研究者采用民族志方法对跑步休闲运动进行了探究，以特殊个案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身份体验等问题。有研究者采用符号互动主义的视角，分析了长期受伤对两名深度休闲跑者认同的影响，探讨了“认同工作”（identity work）的作用（Collinson & Hockey，2007）；有研究者通过对自己参加铁人三项
的自传体民族志的研究，强调了这项活动实际上为个体提供了一种休闲体验，揭示了个人的倾向以及自身在休闲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讨论了铁人体验内部和周围的社会或支持网络，是一种理解自己在做什么和自我感觉如何的方式，代表了一种逃离平凡的努力（McCarville，2007）。
此外，对于作为休闲活动的长跑健身者而言，这项运动不仅关乎如何锻炼以及由此导致的效果，而且也涉及自我的心身幸福感（psycho-physical well-being）这样一种生活状态。在休闲动机方面，一些体育社会学家认为，老年人参加诸如跑步之类的体育运动的主要原因在于获得健康、社交、娱乐、成就感、运动乐趣（Dionigi，2006）；长跑运动为跑者提供了一种进行个人反思的空间（Johnsgard，1985）；跑者持续进行长跑锻炼的目的在于保持体形、发展友谊（Westfall，2012）；跑步也是有助于跑者应对情绪压力的一种有效方式（Leedy，2009）。这些研究都意味着城市马拉松长跑更趋近于一项体育休闲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其本来具有的体育竞技特征，愉悦和幸福、健身和健康、康复和预防等进而成为了长跑的主要功能，大众更倾向于用健美的身体来表征自我。
综上，针对跑步的功能而言，体育休闲领域的研究很好地说明了体育锻炼对于大众身体健康的重要意义，尤其强调了跑步所具有的心理益处，这就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避免把跑步健身单纯视为一种体育项目提供了充分的研究证明。
身体社会学领域聚焦于对跑者的身体规训方式以及由此所凸显的社会文化、社会资本等问题的探讨。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早已指出，身体代表了一种“场域”或空间，这种“场域”会展现不同社会阶层的文化实践，每个阶层都有一个极具特色的活动，特别是体育活动，这个活动可以展示他们的文化和经济状况（文军，2017）。当代英国身体社会学家希林认为，由于身体被作为一种个体化因素，具有分离自身与世界、自身与他人的作用，是社会意义的“接收器”和社会地位的一种象征，所以个体对于身体所采取的管理思路，往往会符合其在社会中的位置，身体为个体提供了一种做自己的感觉（希林，2010）。有研究者通过对越南精英跑者的研究，在探讨老化（ageing）的具身体现（embodiment）和社会变迁问题的同时，指出了跑步有助于增加跑者自身的社会资本（Tulle，2007）。
鉴于跑者可以通过长跑作用于身体进而提升自我的价值，包含长跑在内的许多体育锻炼就被当代社会文化领域的学者们视为一种身体技术（body technique）（Fusco，2006；King，2013）。在有关健身运动的社会学研究中，研究者往往都会采用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理论来分析运动中的身体（Markula & Pringle，2006；Duncan，1994）。福柯曾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分析了权力机制规训下的身体，尤其关注在现代情境中由“规训权力”（disciplinary power）制造出的“驯服的身体”（docile body）。比如，规训可以使个体的动作和手势产生出最佳的效率。规训（discipline）这一概念无疑对体育社会学产生了巨大影响。规训也由此构成了具体而独特的权力形式，成为了支配身体的一种方式，是一种使用规范化程序而非压制手段来投资身体的方式。
在福柯看来，现代人进行体育锻炼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获得一种驯服的身体。因此，就现代规训的本质而言，福柯认为身体本身的生物属性已经渐趋消散，逐渐成为了一种社会建构的且具有高度可塑性的产物。比如，福柯曾经对消费文化中所表征的身体说道：“我们发现了一种新型投入，不再表现为通过压制实现控制的形式，而是通过激励实现控制的形式：‘想脱就脱——但拜托要苗条瘦削、有型有款，肤色健康！’”（Foucault，1980）有研究就通过民族志方法进行了实地调查，探讨了福柯理论与商业健身实践之间的交叉点，用于确定改变主导女性身体话语的可能性，表明了健身实践可以有效地让参与者获得一种驯服的身体（Markula，2004）。还有研究者通过对八名女性超级马拉松跑者进行深入访谈，采用福柯式的理论框架，阐释了超跑运动员的身体如何转变成为超级马拉松所要求的理想身体，以及这些相同的欲望如何为女超跑运动员生产多重和复杂的主体性（subjectivity）（Hanold，2010）。国内大部分研究主要探讨了青年马拉松跑者，指出了其对自我身体的重新掌控、对本群体与其他群体的区分、彰显青年亚文化的功能（曾远力、闫红红，2017）；还有研究者认为，作为一种新型的身体技术的长跑给青年个体带来了身体的舒适、愉悦以及时尚三个方面的作用（陈祥，2017）；也有研究者借助莫斯（Marcel Mauss）的身体技术概念，探讨了跑步运动的本土实践的相关问题（张晓艺，2017）。
鉴于长跑运动有着明确的锻炼方法、原则和身体条件要求，城市马拉松就可以理解为福柯理论意义上的一种身体规训方式。通过这些方法、原则和条件，个体就可以为参加体育锻炼灌输特定类型的身体实践方式。正如有学者提出的那样，福柯所启发的文化研究和后结构主义，对体育这类问题有着重要的影响（Rail & Harvey，1995）。有研究者就通过对女性超级跑者的研究，借助于福柯理论分析框架，指出马拉松运动与中产阶级身体价值观相契合，马拉松产生了中产阶级想要的规训后的身体（Hanold，2010）。中产跑者通过跑步实现了减脂塑身和提升耐力的目标，城市马拉松在其中显然起到了对身体的规训和重塑作用。对于身体管理的议题，其他社会学家也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戈夫曼（Erving Goffman）认为，个体的社会自我部分是由社会身体所展现，对于身体的管理和形塑是个体自我形象的表现核心（戈夫曼，2008）；在吉登斯看来，对身体保持规训是优秀的社会能动者所固有的一种能力，对身体有规律的控制是自我身份认同之个人生平得以维持的基本手段（吉登斯，2016）。鉴于以上原因，作为一种典型的长跑运动的马拉松，身体在其中得到了合适的规训和重塑，其所包含的训练技术和锻炼过程都有助于个体对自我和身体的监控。不断发展与壮大的健身、减肥和养生保健等产业，也助推了上述趋势的演进。
总之，对于跑步背后的社会文化的蕴含方面，身体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对跑步所体现出的身体技术功能进行了深入探讨。不过，由于身体社会学过于强调身体的工具性和被动性，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跑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这也启发了研究者需要引入强调身体意向性的现象学作为一种重要的分析维度。
由于现象学的中心问题是了解主体如何通过感官来触及围绕在其周围的事实（Mellor & Shilling，1997），因此，哲学对体育运动等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于现象学哲学领域。在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存在主义学说中，生存问题需要通过生存活动本身才能清楚表达，即生存上的领会（海德格尔，1999）。边界状态（boundary situation）被概念化为一种时间或者一种紧张情境，这有利于个体觉察自身在世界中的生存境况。这些情境包含诸如死亡、竞争、苦痛或者内疚等因素，对个体的生活理念具有强大的影响甚至改变作用。进而，在对体育现象的分析方面，现象学力图解释个体在体育运动尤其是极限运动中的具身体现及其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法国著名现象学家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的身体现象学就关注了具身体现
，用于研究运动的身体在生活经验中的功能和意义，指出身体主要通过感觉经验来确定它与世界的关系。正是因为“具身体现一方面是塑造一个身体、成为一个身体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塑造一个自我的规划，具身体现和自我体现是两个相互依赖、自我增强的规划”（文军，2017），所以，为了更全面地描述和理解这种具身体现的视角，许多研究者通过把体育运动与身体现象学相结合，对这种特殊形式的运动的身体（sporting body）进行了分析，从而拓展了有关体育经验的现象学，特别是体育运动中个体的感官元素（Hockey & Allen-Collinson，2007）。
进而，很多研究者也都指出了现象学方法对于体育运动研究的重要意义（Allen-Collinson，2009）。就如一些研究者指出的那样，身体感官和具身体现对于想学习或者正在学习任何体育技巧的个体而言，都是取得进步和成功不可或缺的要素（迪雷、鲁塞尔，2017；Allen-Collinson，2011）。于是，个体的身体在此意义上既不是一种工具，也不是一个物体，而是一个感知的主体，甚至是一种具有社会性的亚文化媒介。换言之，极限运动不一定是风险的同义词，个体参与极限运动可能与冒险无关。比如，参与者在参加完极限运动之后，往往会涉及运动对自我世界观的影响、意义的内在转变、回归的感觉、真实的融合以及超越日常的自由等主题。
鉴于以上原因，充分表现着身体多重内涵的城市马拉松运动，也就相应地具有了具身化运动（embodied sport）的特征。研究表明，跑步能让跑者的生活经验更丰富，对自我形象有着更积极的影响（Ziegler，1991）。比如，一些研究者把现象学的思路和方法应用到了跑步的分析中：有研究分析了女性跑者的运动体验（Allen-Collinson，2011）；探讨了女性长跑者和拳击手的身体经验的一些感性元素，分析了未被探索的触觉经验，重点探讨了热身和体温调节两个主题。研究结果表明，热量既是一种本体感受元素，也是一种独特的感知模式，一种跨界（trans-boundary sense）感觉（Allen-Collinson & Owton，2014）；还有研究进一步指出了女性跑者参加马拉松的原因实际上是为了创造一种在身体、心理、情感和精神上都具有变革性的体验（Rupprecht & Matkin，2012）。
就系统训练对身体的影响和所使用的特定类型的工具（设备）而言，两者都会产生一种特殊的身体外观，城市马拉松明显成为了一项特别的具身体现活动。跑者在跑马拉松的过程中，会逐渐形成独特的自我概念，并把自己和其他跑者认定为马拉松爱好者（Hockey，2005）。有研究者指出，长跑运动就是一个表演场，运动技能、健美的身躯以及中产阶层的男性气概在其中被生产并且再生产（Abbas，2004）。马拉松运动成为了个体为生活赋予意义的领域，或者意义之域（province of meaning）。其中的观点主要包括：长跑和马拉松等体育方式是现代性的“禅”，体育哲学是“生于罅隙中的热情”（易剑东、任慧涛，2014）；长跑及马拉松运动给了普通人获取肉体疼痛的仪式化、神圣化途径，使身体运动本身成为一种深刻体验；马拉松的苦行体验让个体接受了存在上的无意义感，增强了具身认知的能力（任慧涛，2017）。从现象学角度而言，这些经验被解释为对时间、他者、空间和身体的超越，参与极限运动意味着是一项更有潜力、有利于提高生活质量的努力（Brymer & Schweitzer，2017）。
同时，跑者在掌握任何一种马拉松长跑技巧的过程中，都会涉及感官学习与具身体现的结合，这种结合也是个体获得更好成绩所不可或缺的条件。马拉松运动中的审美体验在跑者创造意义和实现跑步目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助于以一种非二元论的方式讨论运动中的意义创造（Maivorsdotter & Quennerstedt，2012）。马拉松的最终目的是让跑者在实践层面上意识到跑步经验的本质，通过拥有这些体验和成就，有助于提高个体对自身和世界的理解（Koski，2005）。此外，还有研究者考察了跑者身份经验的历史文化建构，探讨了构成现代跑步者主体性的当前话语，研究了跑者失去控制的体验和孤立等问题（Ronkainen，2014）。
因此，在身体经验和自我意义的关系方面，现象学的探讨无疑具有一定的深度。就像阶层、地位、身份以及经济状况等因素对个体有影响一样，现象学中所强调的身体经验也会对具有复杂身份标签的马拉松跑者产生作用。现象学对人的感知觉和意义的具身体现的强调，为研究者对中产跑者在运动过程中的意义建构机制问题的阐释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分析维度。
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研究主要着力于阐释跑者在跑步实践中的自我呈现、自主体验和社会互动等问题。早期的体育社会学文献中对跑者的刻画，基本上都被描述为抗争敌意世界、时空限制以及身体衰退的一种孤独且悲凉的社会形象（Guttmann，2001）。然而，当代的跑者已经变成了模式化的个体：训练有素、高效、自控（Small，2010）。跑步所带来的自主能力提升的感受，有助于跑者在社会中的个体化进程（Berking & Neckel，1993）。进而，跑步为个体提供了一种超越自我的途径，成为了很多人喜欢的锻炼方式（Abbas，2004）。因此，很多研究强调了跑步所具有的自我实现的功能：城市马拉松运动彰显了个性的存在，凸显了当下积极生活的意义，彰显了跑者对生命意志和人生价值的追求（黄璐、高姊婷，2017）；马拉松火爆的真正原因，乃是由于它使选手的主体性得以回归，为参与者提供了实现自我价值的良好平台，有效满足了人们对于自由的渴望与追求（刘转青、练碧贞，2017）。
同时，现有的一些研究大多分析了跑者的社会心理动机。其中，一些研究者均探讨了长跑的心理和社会益处：通过执着于长跑运动，个体获得了包括健康、健美、接纳、归属感、自尊等大量心理需要（Way，2012）。有研究通过采用心理连续体模型（Psychological Continuum Model）探讨了跑者如何对长跑这项活动变得忠诚。结果表明，跑者在长跑运动中获得了一种行为和心理上的联结，是个体认同的一种反映，持续不断地参加长跑增强了个体的自我概念，进而导致了对长跑的一种更强烈的忠诚态度（Murphey，2014）。也有研究指出，人们通过跑步来改善身体健康、释放紧张情绪、提升心理健康和自我形象，进而增进社会交往，获得个人竞争性的成就（Bridel，Denison & Markula，2016）；跑步有助于维持一种良好的状态和幸福感、为生活赋予目标、提供兴奋、远离负性生活事件、体验和享受社会互动的乐趣（Grant，2001）；跑者是为赋权和幸福而奔跑，尤其对于女性跑者而言，共享活动带来的社会联系被认为是对幸福的重要贡献者（Hays，1999）。国内研究大都指出健康动机是参赛者最为突出的心理动机（毕朝辉，2014；林娜，2016；梁一珺，2016），“快乐”是跑者坚持跑步的重要理由等（迟化、方秀宠、卢景波，2009）；青年群体参与跑步运动的微观原因在于获得积极的身心感受，个体需求以及私人生活的变革是其中重要的社会心理因素（邹华华、于海，2017）；跑步所具有的自我超越致趣是其得以吸引无数人参与其中的核心价值观（唐佳兴、刘平，2019）。
国内的很多研究还探讨了跑步与网络社交心理的关系。有研究者从跑者的身体认知、跑团的社群交往以及跑步空间的变化三个方面，探讨了移动互联网如何重建跑者与自我身体、社群交往和运动空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改变给跑步所带来的影响（何怀志，2016）；也有研究通过分析网络“晒跑”现象，从消费、身体和区隔三个方面，分析了当前网络“晒跑”现象的生成逻辑与后果，尝试为网络社会的问题诊断与治理提供理论支持（王斌，2016）；还有研究认为，跑者对城市马拉松的热爱、自我展示和炫耀、形象管理、促进社会化成长和社交需求等因素共同导致了网络社交媒体与马拉松运动的互动（张一萌、李延超，2017）。
此外，一些研究强调了跑者行为的文化心理功能。一项对南非的克姆雷德（Comrades）马拉松比赛参与者的定性研究结果表明，马拉松长跑、社会风气、亚文化三方面因素对跑者的社会认同的影响具有很强的一致性（Fairer-Wessels，2013）。国内许多研究者从个体心理行为角度分析了青年大学生跑步热的社会心理原因：跑步时尚衍生了现代都市青年人对“自我”的追逐（许慧梅，2017）；跑步是一种携带更多引申意义的“行为叙事”，跑者把身体、道具、动作、语言等纳入了程式化的符号系统中，共同表达着比健身更加复杂的意义，成为了表现生活方式的时尚秀，商业社会的一种仪式包装和时尚展演（张新、李杨、谭中微，2016）；有研究基于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拟剧理论，指出了怀着从众、炫耀心理的跑者，通过马拉松这种独特的表演方式（如外表和举止）在赛场上满足了进行自我展示的心理需要（崔永衡、任振朋，2016）。
综上可以看出，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相关研究对于跑步的心理意义方面的探讨，大多只是聚焦于一种或几种个体心理因素或社会因素的阐释，很少有研究会把社会因素和个体心理进行综合分析。这就使得这一领域的研究结果显得过于琐碎和单薄。不过，当前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相关研究发现，还是为本书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知识基础和问题视角。
当然，除了以上所涉及的四个主要研究领域之外，国内体育学领域的研究也需要一并提及。体育学学科的研究者对城市马拉松现象的探讨，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维度：偏重于自然科学范式的运动生理学维度（梅齐昌、顾耀东、李建设，2015；毛晓锟、张秋霞、王国栋，2017）；偏重于经济管理层面的体育经济学维度（王佳伟，2017；刘元强，2017），比如，有研究者就指出政策放宽、消费观念转变、经济发展是马拉松热的重要驱动（邢金明、刘波、欧阳井凤，2017）；偏重于个体心理状态的运动心理学维度（蒋薇、廖彦罡，2015；杨文杰，2016）。同时，体育学专业的硕士学位论文基本上都只是围绕着城市马拉松参赛者的性别、年龄、职业、收入、锻炼目的等社会人口学方面展开了调查（沈佳妮，2016；黄莹，2016；王泽华，2015），没有对为何会表现出这种社会人口学特征做进一步的分析。由于本书只关注基于社会学视角和理论的分析，研究者对上述方面的具体研究状况不在此展开。
总体而言，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对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城市马拉松的探讨还不够全面和系统，尤其缺乏基于经验资料基础之上的对中产跑者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首先，已有文献往往散落于不同的学科领域之中，研究的问题和结论略显零散。国外的研究主要偏重于从单一维度对跑步现象的解读，尤其倾向于从体育休闲的视角分析跑步所带来的身体益处以及从个体心理学视角来解释跑步所带来的心理益处，缺乏对这一现象背后的社会宏观因素与中产阶层心态的探讨。其次，因为城市马拉松在国内的兴起只是近几年的事情，所以国内研究者对这一现象的理解和分析才刚刚起步，即便是直觉上最相关的体育学学科也缺少足够的文献，社会学学科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根据研究者对相关论文资料的梳理，大多数研究往往只是从社会经济和体育政策层面进行阐释，未能对与之相关的重要社会因素和个体因素展开详细与深入的探讨。再次，由于获得中产跑者个体的经验资料并非易事，为了取样上的方便，在校大学生跑者往往就成为了很多现有研究的研究对象。这也就导致有关跑步现象的研究结论缺乏来自中产跑者的经验资料的支持，造成研究结果缺乏一定的解释力，外部效度不足。最后，仅有的少量研究大多也只是停留在对于表层现象的简单描述和个别文化视角的分析之上，缺少系统性和综合性的阐释和探讨。
鉴于以上原因，本书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全面深入回答以下问题：社会宏观因素、个体微观心理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意义如何影响了中产阶层选择城市马拉松；中产阶层为何会成为城市马拉松跑者群体中的主要构成之一；城市马拉松因何以及如何成为了处于当代个体化进程背景下的中产群体管理身体、建构认同、为自我生活赋予意义的一种运动实践；城市马拉松健身在中产阶层中的流行反映出哪些社会学议题；如何批判地审视这一现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