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一 研究背景

毋庸讳言，在当代社会，与大众身体健康问题息息相关的重要因素中，包含着个体所选择的特定生活方式。由于城市快节奏的生活与充满压力和竞争的工作给人们带来的不良影响，使得如何提升身心健康成为了普通大众所要面对的重要生活问题。一方面在行为方式中，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全球科技的进步，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自动化水平和科技水平逐渐提高，导致身体活动普遍减少，这就容易让个体产生诸如肥胖、心血管以及骨骼疾病等身体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工作中，就如当代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所言，生活在后工业社会中的大众，意味着从事服务业、通信业、教育业等领域工作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在第一和第二产业工作的人越来越少（贝尔，2018），这些职业结构转变的后果之一，就是许多城市居民的体力活动远不如前几代人，身体素质的下降就成为了引发各种身体症状的诱因。因此，在各种不利的内外部因素和环境限制的共同作用下，当代城市大众在维持一种良好的身体状态方面愈发困难，健康仿佛成为了一种珍贵的“商品”，并非每个人都可以自然而然就能拥有。进而，健康和幸福感成为了一种世界革命和一种健康生活方式的流行“商标”（Pisot，2015）。

早在2007年，由上海交通大学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就已经指出，城市大众的身体健康情况不容乐观。根据生活方式转型理论的观点，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民众的生活方式变迁迅速，深受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城市人口最先受到诸如高糖、高热量等快餐食品这类不良饮食习惯的影响（王甫勤，2017）。越来越多的以久坐不动为特点的不良生活和工作方式，明显成为了城市居民所患众多病症的重要诱因之一。其中，身体超重和肥胖已经变成了中国城市快节奏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弗伦奇、格莱博，2012：22-23），中产群体在这一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许多人尤其是中产阶层为了改变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开始主动通过去健身房健身或选择其他运动方式锻炼身体（扬，2016：12）。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由于工作性质和环境限制等原因，中产阶层往往是最缺乏有效的身体运动的群体。与此同时，中产群体的职业构成中，脑力劳动的比重往往更大，这就导致中产阶层容易过度利用大脑的理性思考能力，身心处在紧张和压力之中的时间明显更多。同时，相对于一线普通劳动者的生活条件，中产阶层的饮食也更为丰富甚至过剩，这种状况的最主要的结果就是让肥胖尤其成为了“一个中产阶级的问题”，中产群体正在日益发胖（弗伦奇、格莱博，2012：34）。另外，在广大的社会群体中，中产阶层通常表现得更容易接受新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的改变也就相应地最为彻底，这些也恰巧成为了中国肥胖率增加的重要原因。最终的结果，超重、肥胖、三高等问题深深困扰着当代的中产阶层。

通常意义上而言，身体形象（body image）通常指个体对于自己或他人身体（如外在的高矮、胖瘦、美丑等）的主观评价或者想象，这种想象虽然往往具有高度个体化的特点，但是其形成过程通常会受到个体所处时代中的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比如，早有研究者指出，健身实际上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追求（Glassner，1989）。在充满图像的后现代文化中，健美的身体已经成为一种特殊图像或者说是一种后像（afterimage）（Becker & McCall，1990：227）。有研究者指出男人和女人分别以“体魄”和“美”为中心的文化信仰成为了中产修辞的另一种隐秘形式，健身不仅包含有体魄的强健，更包含有“瘦身”的内容，在中产阶级看来，肥胖是对他们实施的不可忍受的美学上的冒犯（孟繁华，2004）。这就使得中产阶层普遍对良好体型或身体曲线尤为重视，他们会为了改善身体外观而不断付出努力。比如在现实生活中，中产阶级女性成为了美容行业和健身行业中的主力军。同时，随着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参与率的增加，职场中对外表和身体形象的重视也越发明显，这使得男性也开始重视自己的外在形象（Bordo，2000：107-228）。由于外表（appearance）一词本身就涵盖着诸如体型大小、声誉与形象、衣着与站姿以及面部表情许多方面，所以，中产阶级所表现出的健身热情，就可以视为对以身体为表现主体的外在形象的普遍关注，这种关注植根于与就业有关的自我控制的内部机制（Harvey & Sparks，1991）。正如有研究指出的那样，中产阶级更相信能控制自己的健康，通过选择一种适宜或得体的生活方式对身体实施控制（Calnan，1987：83）。此外，中产阶层在传统上就有着对更具健康舒适和文化品位的生活方式的强烈追求，这种特征也明显区别于其他阶层（吕大乐、刘硕，2010）。

从全球范围看，跑步自20世纪开始，就作为一种亚文化，逐渐从少数人的追求发展为有利可图的产业，最后转变为高度流行的运动（Small，2010）。若把目光先从聚焦西方开始，可以发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种非组织的、个人主义的、以健康为导向的体育和娱乐活动——慢跑（jogging）就已经开始盛行。自那以后，以跑步为代表的健身运动就开始逐步商业化。比如，有研究指出，同时期兴起的健身房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提升大众健康，而是为了激发和利用人们保持健康、娱乐和自我提高的愿望（Latham，2015）。

不过，在运动科学的发展史上，人们发现跑步锻炼对身体有益还是20世纪中期以后的事情。英国研究者杰里米·莫里斯（Jeremy Morris）通过对英国运输工人的开创性研究，指出了跑步锻炼有助于身体健康，进而成为了锻炼科学和身体活动流行病学的发起者（Morris et al.，1958）。之后，马拉松、奥林匹克运动会以及公路赛就先于医学研究，最先促进了跑步这项运动的发展，跑步也最终被视为一种有益于健康的体育锻炼形式。

对于我国而言，就像其他现代化的事物一样，体育健身理念和实践同样也是一种舶来品。包含大众跑步锻炼在内的健身生活方式直至20世纪初才被引入国内（徐伟，2013）。实际上，由于健身涉及通过体育运动来强健身体，这就使得这类运动从进入近现代中国的那天起，就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导向的“身体国家化”的特征（邵晓军，2014）。比如，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沪江大学曾经最早成立了以“健身以自强”为口号的健美会，这让体育健身自进入中国的那天起就被赋予了一种国家使命。同样，新中国成立后，在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国家急需大量的劳动力以支持建设的情况下，国民如何拥有健壮体魄成了重要的问题。因此，作为可以强身健体的体育锻炼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途径，包含跑步锻炼在内的体育运动也就具有了极为浓厚的国家意识形态和组织动员色彩。比如，人们耳熟能详的就包括由毛泽东和朱德在1952年为庆祝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所分别提出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普及人民体育运动，为生产和国防服务”的时代话语（吴绍祖，1999）。就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这实际上是一种用于展现国家强盛的具有政治文化内涵的“体育民族主义”（sporting nationalism）（Bairner，2001）。正因如此，这种思想就消解了体育健身本应带有的休闲、消费、娱乐等其他社会文化特征。

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政府和普通大众对体育健身所具有的经济和社会意义越发重视。正因如此，我国新兴的体育产业开始从“体质话语”向“健身话语”转变，进而在这个过程中塑造了众多乐于为自身健康买单的消费者（王斌，2016）。全民参与体育健身运动的热情持续高涨，“运动有益健康”已经被大众广泛接受和认同。虽然现代医学的发展有助于人类寿命的延长，但是人们能否活得更久更健康，更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个体本身的生活习惯或生活方式。大量医学研究也表明，适度、有节律以及规范的锻炼不仅能增强身体活力、心肺功能，还能调节身体循环系统、改善精神状态。从心理健康的角度来说，运动也是预防和治疗一些心理健康问题的有效方式之一。比如，体力活动或身体运动作为治疗抑郁症的一种干预手段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有研究者就通过定性研究发现长跑有助于处理情绪压力（Leedy，2009）。个体在运动过程中，身体会释放多巴胺等多种物质，有利于提高机体免疫力，降低焦虑、抑郁等精神疾病的发病风险（Ritzer，2007）。与之相反，缺乏体力活动则是许多身心疾病的主要诱发因素之一。此外，健身活动也有助于受现代文化影响的个体从日常生活的缺陷中，从专家与业余、自我与身体、男性与女性、工作与休闲等二元对立中解脱出来（Glassner，1989）。鉴于以上原因，经常参加有氧体育锻炼，会让个体的身体和情绪健康产生明显的改善，并且可以从整体上有利于个体身心素养的发展。

根据尼尔森《2015年中国体育人群调查研究报告》显示，中国体育人群的主要特点表现为高学历、高收入以及高职位三个方面，并且有着巨大的消费潜力，经常喜欢在社交平台上“晒”和“秀”出有关运动健身方面的照片；强身、爱“秀”、观赛已经成为体育消费人群的主要标签；相比2007年，参加体育锻炼的城乡居民人数百分比明显增加，人均体育消费有了显著提高，体育锻炼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中的一种时尚生活方式（消费者，2015）。其中，最为明显的一种运动健身现象，就是过去几年中在中国大地上迅速蔓延的城市马拉松健身风潮。由中国田径官方提供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马拉松赛事数量仅为33场，参赛人数50万人，然而截至2018年底，全年已举办800人以上路跑、300人以上越野赛共计1581场，累计参加人次583万（新浪跑步，2019）（见表1-1、图1-2）。马拉松俨然成为了一种大型的城市居民体育休闲活动。

与此同时，由爱燃烧、虎扑跑步、上海跑步者联合发布的《2015年中国跑者调查报告》 的内容显示，马拉松跑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表现出以下特点：大学本科及以上的人占比达68.5%，年薪5万元以上的人占比约72.5%，基本属于高学历、高收入人群（见表1-2、图1-3；表1-3、图1-4）；跑者所从事的职业大部分以互联网、政府、教育、医疗、金融、房地产行业为主（见表1-4、图1-5、图1-6）（爱燃烧，2016）。在一定意义上而言，这些人口统计学特征就明显反映出中产群体已成为城市跑者的主体之一。

随着相关国内跑者调查报告的出炉，与之相伴的便是近年来网络上对跑步健身运动火热背后之原因的讨论。其中，比较典型的有《运动如何营造阶层属性？》《跑步进入中产阶级》以及《马拉松就是中产阶级的广场舞，寻求安慰的新方式》等网络文章。单从网络文章的标题来看，城市跑步健身现象俨然具有了多重社会和文化意义。这些网络文章中的观点主要包括：跑步让中产阶层在空虚生活中找到了有意义的事（济南日报，2016）；中产阶层有足够的物质支撑来维持这种运动仪式，体现出了运动的阶级属性（沈河西，2015）；跑步健身成为了一种生活风尚，是某种社会地位、生活品位和社会认同辨别的符号（苏少，2017）。当代著名青年作家蒋方舟（2017）用更加形象和犀利的语言，把中产阶层热爱跑步健身的原因刻画为：“跑步是一种苦修……你很难想象一个重体力工作者或一个快递小哥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决定在城市公园跑个步……中产选择跑步而非广场舞来锻炼身体，显然是因为跑步更像身份的象征。”

综合以上论述，不难发现，跑步已经成为当代城市大众生活中极为流行的健身活动，而中产阶级（中产阶层，middle class）、身份、认同、信仰、意义等已经成为媒体叙述或阐释跑步这一健身运动现象最为常用的网络关键词。实际上，早有西方研究者就曾对跑步的动机进行过一些学术上的探究，其中的观点主要包括：跑步是一种扩展意义的源泉，人们选择跑步的原因林林总总，成就感（sense of accomplishment）是跑者所追寻的实质利益，健康、健身与社会亲和（social affiliation）也是重要的驱动因素（Major，2001）。因此，为了从社会学层面分析和验证相关调查报告的观点以及网络媒体中所呈现的有关跑步的文化意义，实现对于中产阶层积极参与城市马拉松健身现象的深入理解与思考，笔者认为需要界定、分析并阐明与之相关的一些问题。

二 研究问题

城市马拉松首先是一种体育休闲运动。虽然学界对于休闲这一概念的界定和测量至今未能有明确定论，但主要包括以下方面：是一种特定类型的活动；是摆脱责任之后的时间；一种有意义和令人满意的体验；是一种活动、时间和体验的结合体（克雷伯、沃克、内尔，2014）。目前看来，当代中国的城市马拉松运动一开始就与健身（fitness）一词紧密相连，并且参与者需要积极投入个人精力、闲暇才能获得相应的运动体验，已经明显具有了体育休闲运动的特征。其中，城市马拉松的竞技性已经不再是主导目标，增进健康、改善体型进而提升生活幸福感成为了个体积极参与这一运动的主要目标。在大多数情况下，经常跑步确实会对身体产生积极影响。它能使体型有所改变，这会让个体的外表看起来更具吸引力。这种由锻炼或健身所产生的身体美学效果，成为了许多跑者乐此不疲的重要激励。这就意味着，理想的身体不应该肥胖、超重，个体不应该懒惰，而应该积极通过劳动、运动或者锻炼来获得一种身体上的成就或成果。于是，跑步时间、距离甚至是身体脂肪的百分比成为了衡量这种成果的重要指标。对于大众而言，脂肪之所以难看，主要的原因在于它是无用的，不像肌肉那样具有美感和力量，并且，脂肪过多更是一种表明个体缺乏体育锻炼的最明显标志。在这个意义上而言，身体的功能和美学甚至美德似乎融合在了一起：肥胖意味着粗枝大叶、任意放纵；相反，苗条则是青春、健康、自控的代名词（迪雷、鲁塞尔，2017）。因此，城市马拉松跑者若拥有一副良好的身材，就相当于拥有了高效率、生产力、个人努力、控制力以及突破身体限制和障碍的能力（Pringle，Rinehart，Caudwell，2015）。

换言之，对于广大城市居民来说，当代城市马拉松运动可以预防或降低消极生活情绪，以更充沛的精力应对生活压力，对身体和心灵都具有治愈和提升的力量，已经成为一种“治疗式休闲”（therapeutic leisure）（Caldwell，2005）。比如，早有研究发现，相对于普通大众，跑者的焦虑感、疲惫感更低，精神状态更好（Sparling，Nieman，O'Connor，1993）。长跑可以被视为具有放松心理、有助于冲破逆境的功能的一种愉快方式，可以调节或缓解因生活中的不良事件所导致的消沉、悲伤、痛苦和沮丧等不良情绪。在这种背景下，长跑健身或者说城市马拉松也成为了中产阶层对当代社会中出现的诸如环保意识与环境污染、健康意识与重疾肆虐、身心健康与久坐肥胖等悖论做出的积极回应。

不过，城市马拉松热潮出现的背后，也包含着需要做进一步探索的问题。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可以见到很多人选择各种球类运动、骑行、游泳、散步、塑身等与跑步具有相似功能的体育休闲运动，这些运动也都具有诸如减肥降脂、强身健体、心理保健以及提升生活满意度等作用。所以，这其中最让人不解的问题就是，在拥有如此众多健身选择的城市生活中，中产阶层为何会成为马拉松跑者的主要构成之一？进一步而言，城市马拉松运动的吸引力是否就在于其自身有着其他健身运动少有甚至没有的契合中产阶层自身特点的特征？这就如乔治·瑞泽尔（George Ritzer）曾在其畅销著作《社会的麦当劳化》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他本人之所以关注麦当劳，乃在于麦当劳是其所谓的“麦当劳化”——快餐店诸原则逐渐支配美国以及世界越来越多领域和层面——这一影响广泛的过程中的一种重要案例（瑞泽尔，2014：2）。那么，城市马拉松现象是否也蕴含着作为现代性产物的健身活动背后所隐藏的社会逻辑？在马拉松所具有的各种功能中，究竟是哪些方面使得中产跑者如此执着而又乐此不疲？

鉴于以上分析，如果说人们对健康生活的强调已经成为现代性的一部分（考克汉姆，2014：74），那么，当前国内跑步健身运动的流行或者说城市马拉松的兴起就与现代性的发展密切相关。因此，对城市马拉松现象进行社会学层面上的调查、分析和阐释，就可以为人们更全面和系统地认识和理解大众体育和当代社会、跑者身体和社会文化、社会心态和社会结构等多个方面之间的关系提供一种有效的途径。同时，城市马拉松进而也可以被概念化为深入思考和讨论个体在处理身体、自我和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一个焦点，从而引发健身运动在中产跑者的生活方式建构、价值认同以及个性塑造中的作用问题。所以，阐明中产参与城市马拉松热潮这一现象背后所蕴含的个体心理、社会结构与文化、社会心态等因素，不仅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和引导与之相似的市民健身运动的未来发展，而且有利于丰富与大众健身文化相关的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议题。

综合以上的讨论，本书拟探讨的具体问题包括：第一，具体哪些社会因素影响并促成了城市马拉松健身近年来在城市中产群体中的迅速流行？第二，中产跑者积极跑马拉松仅仅是为了单纯的健身目的吗？换言之，中产跑者的身体究竟是中介还是目的？第三，城市马拉松所拥有的哪些特征持续吸引着中产阶层并让中产跑者乐此不疲？第四，城市马拉松如何建构了中产跑者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第五，城市马拉松究竟为中产跑者赋予了何种生活趣味与精神意义？第六，中产阶层对城市马拉松运动的热衷是否也间接表现了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层面中的个体化进程？第七，中产阶层的城市马拉松健身的流行现象的背后反映出哪些值得批判与反思的社会结构或社会文化问题？ lH+WZxPLnU7UavyF8fv1CujQ2tLQ8VW+YTj/rj9DOJJPwGx6Du95VChW21BS1R2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