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坚持不懈地将个人困扰转译为公共议题，并针对形形色色的个体，将公共议题转译成人文意涵的表达，这就是社会科学的政治任务，也是所有通识教育者的政治任务。

——赖特·米尔斯（2017：262）

现代性（modernity） 一词常被社会学研究者们用于指代工业革命之后的社会。在以现代性为主导特征的社会中，许多传统的人际交流模式、生活规范和价值观都逐渐被新的方式和观念取代。当全球化的市场机制实际上控制了所有人的活动之后，人们的工作时间根据“机器节奏”来划分，每个人相应地就有了一定的空闲时间。当代英国社会学家希林（Chris Shilling）认为，研究现代性的理论家们早已达成了共识，即，虽然当代社会生活正逐渐去神圣化，但是科学所制造的确定性，却未能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真正取代过去传统或宗教所给予人的确定性。换言之，虽然科学技术如今已大大增强了人们对于生命和自然的控制，但是却没有提供一种可以有效规范和引导个体生活的价值观。与此同时，当代社会中的生活意义也正逐渐趋向于私人化，这就为身处其中的个体留下了需要独自承担的一项重要任务，那就是“确立并维持所需的价值，从各自的日常生活中找出意义”（希林，2010：2）。基于以上原因，作为现代性的实验田的城市，逐渐成为了当代人进行自我冒险的运动场（Berking & Neckel，1993）。

著名社会学家贝克（Ulrich Beck）和吉登斯（Anthony Giddens）都曾指出，晚期现代性是对以人类能动性（human agency）所创造的不可预测或者不熟悉的风险、意识或无意识上的反应为特征。从社会的宏观水平再到微观状态，不确定性的风险可以说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风险包含着生物学的、社会的、技术的因素。进而，生活在全球化时代中的个体，意味着需要面对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多的风险。同时，这些风险也往往都是由个体自身来承担。生活在其中的城市大众，往往会积极选择更加健康或者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对自己的生活施加反身性的影响和控制，以便应对这些潜在的风险。与此相应的是，社会学研究领域也在经历着理论方法和研究问题上的转向。早有研究者指出，当代有影响力的社会学研究成果，越来越倾向于探讨看似不重要的日常生活现象，比如有关爱、亲密、友谊、饮食、流行音乐、购物、性、时尚、焦虑、风险、不信任、健康和健身、骑行等之类的话题（Sztompka，2008）。吉登斯甚至提出了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这一概念，用来表达有关大众如何在一个曾经一切都是自然或传统的然而现在却要依靠自我选择和自我决定的世界上生活等问题，这些都被其认为是有关生活方式的政治（吉登斯，2000：14）。

实际上，这类研究的背后同时反映了随着人类社会的变迁与发展，人们所重视的生活价值观的变化（见图1-1）。这也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现代性是现代社会中的一种特殊人生体验方式，流动的、碎片化的外部世界都可以被吸纳进个体的内心，进而使得外在世界成为个体内心世界的一部分。在米尔斯（Wright Mills）看来，闲暇时光具有让个体从工作的专制性严肃中解脱出来的自由感（米尔斯，2012：226）。在此意义上而言，身处当代社会或者说是从现代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晚期的城市大众，为了在身体和心理上获得更多的自由感受，越发倾向于利用自身可掌控的自由时间或日常闲暇，选择各类消费形式和消费行为（包括物质、精神、运动等方面），发展更加有益的生活方式，以便提高应对生活风险的能力以及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