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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虹
从2018年底接下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卓越研究计划——“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研究”项目起，我就希望能够在推进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和新中国人物群像口述史两个项目的同时，培养学生及青年教师围绕当代中国现实，从事社会学经验研究。从社会学学科的意义上看，尽管有许多以理论为生的人尤其是像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和齐美尔这样的理论大家都留下了他们不朽的名声，但从一开始社会学就强调以现实社会为对象，以包括定性和定量两种技术在内的实证方法为手段，提出自己的问题，并运用现有的理论解释社会现象，继而在研究的基础上丰富、修改或提出理论。在今天的专业学科训练中，单纯的理论研究不但不受鼓励，有时甚至被视为“不专业”的表现，除了从哲学转投社会学的学生外，一般不大有人敢在社会学场域中冒独爱思辨、做“扶手椅”中的社会学家的风险。
就我自己而言，从1984年考入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硕士学位起，因那个时代学科空白一片、百废待举，我的兴趣一开始在社会心理学理论和历史之上，所以一直到1993年攻读中国近现代史博士学位时，我完成的主要著述都集中在上述领域。但是，自1993年起尤其是完成了博士课程的学习之后，由于撰写博士学位论文的缘故，从1995年起我开始将原先的社会心理学背景与此时攻读的中国近现代史学位的要求结合起来，在导师蔡少卿教授的支持下，选择了以“近代以来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嬗变”作为自己的论文选题。为了撰写论文，我将社会学的田野研究与历史学的档案分析相结合，开始了自己最初的经验研究生涯。尤其是1995年在北京“浙江村”和昆山市周庄镇（江苏苏州）、1996年在乐清市虹桥镇（浙江温州）的田野研究，应该算是我最早从事的社会学经验研究案例。在此基础上写成的《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1998），不仅使我顺利获得了历史学博士学位，其实也开启了我社会学经验研究的生涯。
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不久，我就应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和杜维明两位教授之邀，前往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和哈佛燕京学社从事访问研究。在此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虽然一方面因远离研究的田野，另一方面因图书馆的英文资料十分丰富，我将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撰写《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第一卷“经典贡献”之上（这部尚未写出第二、三两卷的著作迄今仍是我在理论研究上的巨大压力），但却因访学结识了诸多中国研究领域优秀的学者，除了裴宜理外还包括傅高义（Ezra F.Vogel）、戴慧思（Deborah Davis）、赵文词（Richard Madsen）、怀默庭（Martin Whyte）和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等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领域的大家，这不仅使我在归国后不久就有可能率先开设“中国研究”的博士课程，也使田野访谈及口述史采集等经验研究手段成为我后来最倾心的进入方式。
其实，因为在发生上述转变之时，我也开始指导博士研究生，因此在此后的二十余年中除了王小章、郑震、胡翼青和陆远等少数学生因对理论或历史的兴趣而选择了相关领域的议题（当然，他们的博士论文都获得了学界不同程度的称赞），大多数学生则都是以经验中国的某个议题为研究对象来撰写自己的博士论文。比如，黄菡研究农民对城市及其生活的想象，潘泽泉研究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流动，王咏研究吴地古琴变迁，吴崇萍研究南京的1912与现代性的扩张，周海燕研究改造“二流子”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樊佩佩研究灾难场域中的国家动员，沈捷研究知青记忆的建构和传承，吕斌研究了中日韩三个东亚国家的“文化复兴”，苏媛媛研究了“农民上楼”，连连和其他几位学生则选择了研究中国中产阶层……当然，理论研究或经验分析，本身并不是论文好坏的标准。比如，陆远讨论中国社会学史的论文获得了第一届“余天休社会学优秀博士论文奖”，而樊佩佩和陈昌凯的论文此后同样也获得了该项奖项或提名奖。
提倡以经验中国为题撰写博士论文，自然一方面与社会学的学科性质有关，另一方面则与现实世界的丰富多彩有关。“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这句出自诗剧《浮士德》的歌德名句，在我中学时代阅读《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等马恩经典时就曾一再咏颂，而且多少次不明就里地套进稚嫩的涂鸦之作中。但是，现在想来，理论是灰色的，是指通过对经验世界的抽象而形成的理论，无论如何精辟或博大，其抽象的过程本身就是与经验世界相剥离或相隔膜的过程，这使得再好的理论同多彩的生命世界相比也不能不是枯萎的或灰色的。进一步，有鉴于今日之积累的社会学理论已过于纷繁庞杂，信誓旦旦之间却难掩矛盾重生，以致帕森斯之后就很少有人再以宏大叙事作题为自己的学术生涯续命，因此考量一个人的社会学想象力的主要路径，一如米尔斯所言，自然是看他或她能否将基于经验事实的个体困扰，有效地置于宏观的社会脉络或疾徐各异的变迁背景中加以阐释，即是否具备转化成普遍的“公共议题”的能力。即使我上面提到的胡翼青和陆远，从严格意义上说，他们论述美国芝加哥学派对传播学的影响或中国社会学的传承与断裂的博士论文也都属于经验研究，因为他们的叙事无一不奠基于自德国兰克史学之后就一再受到强调的严谨的史料考辩之上。
正是从上述意义上说，2018年10月我在申报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卓越研究计划时，就为自己也为整个团队的研究留下了相对宽裕的可能——“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研究”，这样的主题在将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置于共同的选择范围之中时，也赋予了从经验中国的研究中延续或提升理论的期许。现在，整整三年过去了，尽管与集体记忆及新中国工业建设、新中国人物群像相关的数十篇论文已经陆续发表，《重建中国社会学——40位社会学家口述实录（1979—2019）》（2021）等口述史著作也已出版并广受好评，但与课题相关的经验研究著作写出估计还有待时日。目前列入的几本著作，无论是陈昌凯对社会变迁与时间焦虑感的研究、胡洁对中国民众的社会心态的研究，还是时昱对广场舞的研究、王健对中产阶层的慢跑实践的研究，抑或是王东美对中国人心理治疗的研究……还基本上都是他们2018年前选定的议题。我也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团队年轻的教师和学生能够完成更多的关切经验中国但却具有社会学想象力的专题性著作，而我们通过这些研究能够进一步达致对当代中国更好的理解与认识。
是为序。
2021年10月1日
于南京紫金山东麓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