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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去传统化:中产热衷城市马拉松的社会动因

社会生活的内容不能通过纯心理学的因素,即个人意识的状态来解释。实际上,集体表象所表现的是集体对作用于它的各种物的思想反映。集体的组成不同于个体,而作用于它的物也具有不同的性质。既不表现同样主体,又不表现同样客体的表象,不可能基于同样的原因。为了理解社会对自身和其周围世界的表象方式,我们必须考察的是社会的性质,而不是个人的性质。

——埃米尔·迪尔凯姆(1995:13)

对于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当代个体化理论家们认为个体化是大众从特定的约束中解放出来的一种形式。这些特定的约束表现于传统组织和机构对个体的要求,即人们根据历史上确立的标准和解释方式来理解自我经验。在这种意义上而言,个体化时代中的传统,在决定大众行为的具体内容和正当性方面上的力量逐渐减弱,也就是个体化理论家们所谓的“去传统化”。这也就意味着个体在对自我的生活规划方面,从来自传统组织和他人的约束转向了自我监督和自我反思(Lash,1993)。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出现了明显不同于改革开放前的变化。城市化使得传统的共同体(如乡村、宗族、传统组织等)逐渐解体,原有的价值观受到极大冲击。与此同时,各类人群在快节奏的生活压力下,社会心态逐渐表现出了焦虑、自恋等特点,人们的物质消费欲望急剧膨胀。与之相伴的是,全球化进程也带来了各种文化思潮(如健康主义、消费主义、新自由主义等)。因此,身处急速流动和变迁的社会大环境中的个体的日常行为选择,或多或少地间接表现出个体化进程中的“去传统化”特征。中产阶层对城市马拉松的热衷就在一定层面上反映了个体化进程对运动健身领域的影响。

国外学者早已指出,获得对跑步的理解不能只是观察跑者而不去考虑这一运动现象所产生的社会和文化背景(Bale,2004:9)。甚至有研究者通过考察美国健身文化得出了健身更多的与历史背景和文化建构的理想有关的结论(Linden,Berg,2015)。对于目前的研究现状,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有关运动、体育锻炼和老龄化研究主要都是来自于运动科学或运动心理学领域,缺少对社会文化背景的考虑(Dionigi,2006)。法国著名思想家居伊·德波(Guy Debord)在其《景观社会》中提出了景观一词来形容社会现象中的壮观、华丽、喧闹的消费景象或现象。虽然德波并未给景观(spectacle)一词赋予明确的定义,但是强调了景观是可以展示出来、可以观看的一种景象,是社会中的人们一种主动有意的展演。根据当代学者张一兵的看法,景观一词可以理解为“被看”“去看”(张一兵,2006,代译序:10)。在此层面上,赛场上的马拉松跑者就成为了“被看”的对象,又是积极“去看”的主体。进而,当代城市马拉松的流行尤其是赛事现场的火热场面,明显就成为了一种缤纷绚丽的运动景观。这种长跑景观具体表现为线下赛事密集,参赛人数剧增,赛事新闻和转播频繁,线上评论者众多。因此,对于这种运动现象的深入分析,就需要考察作为一种景观的城市马拉松热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

同时,由于网络媒体的加持和助推,城市马拉松也成为了美国学者凯尔纳(Douglas Kellner)所谓的一种媒体景观。在德波的景观理论的基础上,凯尔纳指出媒体景观是指“那些能体现当代社会基本价值观、引导个人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并将当代社会中的冲突和解决方式戏剧化的媒体文化现象,它包括媒体制造的各种豪华场面、体育比赛、政治事件”(凯尔纳,2003:2)。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积,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德波,2006:3)。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当代围绕着形象、商品和戏剧性事件而组织起来的媒体和消费社会中,各种与运动相关的商品极大丰富,通过现代各种先进、即时传播和通信手段,当代的城市马拉松在城市生活中也进一步表现为线上或者线下的各种视频、图像、文字符号等形式,迅速成为了当代城市生活的一种“健身景观”。

这种运动景观的形成,自然离不开以马拉松为典型代表的长跑健身活动的规范化。不过,究竟是哪些社会原因驱动着城市居民尤其是中产阶层参与到跑步休闲这种健身景观中来的问题,或者让一般人听起来就顿感筋疲力尽的马拉松长跑如何成为了一种轻松愉快的休闲活动的问题(Shipway & Holloway,2010),虽然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国内研究者的注意,但往往只是局限于文化、身份等其中某一类视角的分析(卢天凤、王玥,2018;曾远力、闫红红,2017),始终缺乏相对全面和深入的阐释。相对于国内,国外一些研究则曾从个体和社会层面提出了一些观点。在个体层面,有研究指出了人们选择跑步健身的原因包括:先前的跑步经历;来自家庭成员或朋友的邀请;个体想通过参与一种便捷、灵活的锻炼形式来促进健康;跑步开始于个人一种随性的社会活动而非专注的锻炼;跑马拉松主要是受到个体所拥有的社会网络的影响,比如家庭网络、朋友网络、同事网络;个体为了一种成就感、满足社交需要、维持健康和幸福感,提升先前的比赛成绩,避免心理问题;跑步是一种生活方式或习惯,一种内在享受,已经不受外在因素的影响,更多情况是证明自己还没有变老的一种方式(Goodsell,2013)。

在社会层面,国外有研究者专门分析了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的跑步热潮。研究指出跑步热潮的出现主要由三个方面的因素引发:首先是经济方面的原因,随着居住条件的提升和财富的增加,让普通大众有了更多可支配的自由时间;其次是电视传媒的发展,主要在于电视机的普及,让大众能更加快捷有效地获得信息和图像,进而为个体提供了一种能分享成千上万的观众的参与感的途径;最后是人口因素,在婴儿潮期间成长起来的一代普遍具有质疑和挑战权威的特点,跑步传达着一种新的叛逆意义,成为了表达自我决定(self-determination)的新形式(Latham,2015)。此外,当代休闲社会学家戈比(Geoffrey Godbey)认为,大众的休闲活动得以增长的原因在于:由于技术的应用而导致的物质产品的不断丰富;为了减轻家庭劳动强度而设计的家用设备的出现;家庭或社会机构对个体生活各方面的规范和约束都趋于弱化;对享乐态度的转变;个人教育水平的持续提高;各行业体力劳动强度的降低;可自由支配的收入日趋增加;工作条件的极大改善;妇女和弱势群体选择机会的增加(戈比,2000:29-30)。

综合以上的分析,有关城市马拉松兴起原因的现有研究的主要问题点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首先,虽然在当代城市环境中,包括跑步在内的各种健身活动已经普遍存在,但人们对这些活动为何广泛流行的深层原因知之甚少。其次,身体健康实践并非仅仅是实现身体美的一种方法,这种活动也常常包含着复杂的身体管理和治疗体系,往往与跑者所处的社会环境相适应。当代社会中的整个城市环境布局,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人们进行身体活动的机会,比如汽车代替了步行,电梯和自动扶梯代替了楼梯,网络和电视替换了更多的体力劳动和娱乐,有研究者指出慢跑这类健身活动就是对现代人久坐不动的习惯的一种日常缓和(Latham,2015),但国内研究欠缺对于这些方面的分析。最后,社会中所流行的各类体育运动或生活习惯有助于人们维系人际关系和社会互动,并能让个体发现自己所在的行动领域的意义。国内的相关研究也未能对此进行深入分析。同时,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在吉登斯所言的以“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为代表的两种脱域类型、时空分离等机制的影响下,社会抽象系统就会对个体日常生活的选择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吉登斯,2011:18-39)。因此,城市马拉松运动作为一种公认的、连贯的健身实践,需要研究者从社会经济、阶层心态、社会文化以及大众传媒等更具结构性和宏观性的社会因素层面来深入探讨这一运动景观的形成原因。 lF1b84M8voTDaDli9W1SSIrROdQ81a98ycwtTMxS8LSpXDDK7hHTp8sX1OLfRx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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