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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第一章对城市马拉松现象的阐述和分析，本书尝试以个体化作为这一现象缘起背后的社会学理论基础，采用社会心理学中的认同概念和理论作为具体分析视角。通过把中产跑者的身体、认同和自我在城市马拉松运动中的建构问题作为后续章节的潜在聚焦点，进而实现对中产阶层参与城市马拉松现象的一种深入和多层面的解析。
体育现象作为社会现象中的一种，众多学者和研究者早已对其进行了社会学意义上的探究。目前来看，体育社会学作为社会学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其所涉及的讨论议题主要包括：体育与社会化；体育亚文化；体育政治经济学；体育与社会分层；体育与越轨；体育与传媒；体育暴力；体育、身体与情感；体育政治与国家认同；体育与全球化等（Young，2012；Maguire，2013）。具体而言，体育社会学对有关大众如何参与体育运动，期间面临的障碍以及性别、阶级、种族等因素如何在体育运动中发挥作用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思考与探讨（Hall，1991）。进而，社会学中的诸多理论也就被广泛应用于对体育现象的研究和解释中。通过把相关社会学理论引入到体育现象的研究领域，研究者既可以把有关大众参与体育生活的历程放在更大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结构中阐释，又可以更好地了解个体生活中存在的局限性和可能性。在此意义上而言，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就可以让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体育现象并非一种自然而然的存在，而是在更多时候表现出了一种社会建构（Maguire，2014：95）。
基于以上原因，城市马拉松健身运动也就在社会学意义上值得研究者进行更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上一章的内容也已经说明，中产群体被城市马拉松所具有的体育精神和心理意义所吸引，表现出了对马拉松长跑健身的热衷，这种现象也被各种商家、企业组织、社会团体所利用。换言之，城市马拉松热潮背后实则具有重要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心理意义。同时，和体育相关的社会学理论既可以用于指导过去和现在的体育文化的比较，也可以让研究者能够设想体育在未来的发展方向与变化趋势（Molnar & Kelly，2012）。因此，在进行各章的具体分析之前，有必要先简要介绍当前主要的一些体育社会学理论，这不仅能让研究者看到各种理论取向之间的联系和差异，而且有利于激发出读者关于体育现象的社会学想象力。
功能主义理论强调对社会实践或社会机制所具有的功能的辨别与研究，并根据其所具有的功能来确定这种社会实践或者机制对整个社会的有效运行的作用。这一理论的前提在于，研究者可以通过对某类社会事件所表现出的“功能”而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功能主义者把社会视为一个由各种相互关联的部分所组成的系统，其中的每一个部分的功能都有助于满足系统的需求，从而维持和促进社会秩序。
具体到体育领域，功能主义取向的研究者往往把体育运动视为一种社会制度（social institution），认为体育现象乃是对整体社会的一种反映（Maguire，1995）。其中的转变可以被视为一种制度化过程，即随着时间和情境的变化，运动行为及其组织方式变得越来越标准化和模式化。鉴于此，功能主义理论有助于人们理解有组织的体育运动的发展史，运动在社会化进程中如何发挥了重要作用等问题。进而，体育在历史上经常被视为一种可以发挥宗教功能的方式，其作用在于可以作为一种将人们联系在一起的社会黏合剂（Coles，1975）。换言之，体育运动能反映社会价值，具有统合和维持社会的作用，可以强化社会以及其中的阶层结构（仇军，2010：120）。
冲突理论取向认为，现代社会是以建立在经济、社会以及文化资源的不平等分布基础之上的社会区隔为主要特征。这种特征的出现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社会中获益一方和受损一方之间的冲突。马克思主义理论关注社会中的经济资源分配不均衡、社会阶级在社会中的作用，以及权力是如何建立在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基础上等问题，欧洲的社会学者越来越倾向于采用相关理论来解释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的冲突和不平等（Bairner，2001）。在此意义上而言，大众参与体育运动及其相关的消费活动就可以反映出社会中的阶层关系问题。因此，冲突理论家主要关注体育现象如何促进了经济和资本方面的发展和扩张，以及如何有助于社会精英团体的权利和益处。比如权力精英在体育方面的主导地位，体育制度就被相应地用于维护相关群体的利益，体育消费也可以被视为分散工人阶级注意力的一种方式，使他们不敢采取更具批判性的行动反对其中的不平等（Carrington & McDonald，2008）。换言之，资本和经济利益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体育运动本身，破坏了体育中的游戏元素。
这一理论取向由于采用了经济水平作为基线，认为所有的社会生活都是由经济因素所决定，进而忽视了诸如文化、种族、性别等其他结构性因素对大众参与体育运动的影响。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人们越来越关注体育在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关系中的作用。从身份政治、消费行为、身体和全球化的角度审视体育的后现代研究已经非常流行（Bramham & Wagg，2016）。
不同于宏观理论对社会结构的强调，符号互动理论主要关注个体。符号互动理论很重视个体的经验，研究者可以通过审视个体在日常社会中与他人的互动进而分析社会行为及其深层意义。这一理论取向的基本假设认为社会主要是通过人们之间的社会互动来创造和维持。其中的代表人物戈夫曼（Erving Goffman）就发展出了有关社会活动的大量概念，比如前台和后台、剧班、演员、剧本等。虽然这种象征性的互动主义方法在社会学研究中并不占主导，但却为体育运动的意义和功能提供了一种基于微观水平上的解释。这种方法聚焦于小规模的社会环境，考察了人们在互动中所进行的意义、身份以及亚文化的建构与创造，强调人们如何通过表达、解释和意义交换来构建自我和群体的社会世界（Klein，1993）。这种取向在探讨与特定体育亚文化相关的意义和身份政治时具有明显的优势。
此外，符号互动论的研究者主要采用诠释学和质性研究方法对体育运动进行分析与探讨。研究者致力于呈现出被访谈者的观点，尤其对与体育运动相联系的社会过程感兴趣，比如人们如何通过某种体育运动形成一种认同感，体育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的相似点、背后的意义以及大众舆论反应等。这一理论有助于研究者理解运动中所存在的各种关系。不过，由于这一理论过分强调了个体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社会结构因素所导致的体育运动中的不平等问题。
德国新马克思主义学者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对工作意义和互动意义之间的区别的忽视，发展出了批判理论。这一理论主要强调现代社会结构、组织、系统中的权力不平等、文化和社会团体之间复杂的内部关系。批判理论试图揭示出有关事物是如何形成、在未来的可能性，构成社会世界的文化、价值、思想，即文化如何被生产与再生产，同时也关注权力关系，即权力如何在文化生产与再生产中运作，也重视意识形态斗争，进而最终“将人类从奴役他们的环境中解放出来”（Horkheimer，1982：244）。以批判理论为主要取向的体育社会学研究者，往往对人们在赋予其所参与运动的意义时的叙事和想象十分关注。这一理论把体育运动视为一种社会结构，随着权力关系、叙事、话语的变迁而变化，人们可以通过故事、图像、新的术语以及广告图片等来建构对世界的理解。此外，体育在社会中可以反映经济的基本结构，培养有产者的精神，同时反映和加强了社会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仇军，2010：120）。
女性主义理论强调性别在分析社会现象时的核心作用，尤其是女性经验的独特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整体方法在西方社会和学术界越来越受到重视。因为体育运动普遍建基于具有主导地位和影响力的男性气概之上，导致其中有着很多针对女性的不平等现象。由于男性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传统性别观念和女性的社会结构处境在体育运动中的深远影响，女性主义研究者因此更关注妇女在体育运动中是否享有平等的机会和待遇。随着女性主义方法的流行，在90年代，一些学者把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方法相结合，运用阶级和性别分析，指出了有关体育在反映社会不平等方面的同时，却在某些情况下加剧了不平等的问题。有研究者指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不仅仅是从获得地位或资源的角度出发，而是要重新认识体育的意义和功能（Hall，1996）。
体育社会学领域的研究者的研究兴趣包括运动如何再生产性别化的思想以及与性别、身体等主题相关的实践，尤其关注运动如何卷入到有关男性气概和女性气质思想的生产中。例如，研究者在参与观察中发现，跑者一方面在积极参与长跑健身活动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在日常生活中大量购买运动服、鞋类以及其他相关的运动产品。其中，女跑者所穿跑鞋的颜色常常是粉色或彩色，男性的多是黑色或亮色；女性运动服装常常以贴身的款式设计以便凸显女性身体曲线，而男性的运动着装则更注重宽松和自由。因此，这些运动装备也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强化了男女跑者的不同性别气质。
40余年来，中国经济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相伴而来的则是大众生活变得更加不稳定和碎片化。例如，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为主，离婚率的上升，单身社会的出现，工作变化更加频繁，人员流动更加普遍。这种状况发展的结果之一，就是人们在生活中表现出了越来越多的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倾向。换言之，随着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身处其中的大众而言，个体化成为了一种主要的时代发展趋势，继而也就可以成为探讨当前各种群体现象的社会文化背景。个体化理论家们普遍认为，由于20世纪社会现代化所带来的变化，人们的生活已经从家族、村落、部族等这些曾详细规定个体行为方式的传统共同体的束缚中逐渐解放出来，与这种自由的获得相伴的结果就是个体要为自己的生活承担更大的责任。与此同时，人们也更加依赖于包括福利、教育、市场等方方面面的现代制度和结构。
回溯社会学研究传统不难发现，个体化很早就是古典社会学家们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他们都普遍认为某些社会结构的出现与个体的崛起有直接关系。其中，韦伯（Max Weber）认为，由于新教改革或新教伦理的作用和影响，现代人才普遍拥有了个体意识、责任感和个人成就感（韦伯，2010）；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则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指出了个体化出现的可能，他所提出的社会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的逐步转变，也可以归为一种个体化进程（涂尔干，2017）；齐美尔（Georg Simmel）则把培育自我差异性的大城市视为个体化出现的关键条件（Simmel，1972）。
在当代，个体化也被众多研究者视为战后最重要的社会文化发展趋势之一。当代社会学家贝克、吉登斯和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等认为，由于现代性本身正在经历深刻的变化，人们进入了现代性的新阶段：所谓晚期现代性、反思性现代性或第二现代性。这也就导致了当代的个体化进程已不同于一个世纪前。个体化理论家在承认古典理论的重要性的同时，也指出了这些理论对于理解当代个体化现象的不足。古典社会学家假设早期现代性存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个体通常采用社会规定好的身份角色来指导自己的言行。个体化理论家则认为，当代社会中的个体，不再能很好地维持已确立的社会角色或依赖传统的确定性，需要从社会机构或组织提供的大量生活选项中构建自我认同。这些选项有时相互竞争甚至充满矛盾，这就导致个人在定义身份和塑造生活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无法预知当前的选择和策略会在何种程度上产生自己所期望的结果。也正因如此，古典社会学家研究和描述的是个体拥有相对稳定的、可预测的一种生活传记时代，个体的身份与互相联系、完整一致的社会管理紧密相连（Peter，1994），然而，当代个体化理论家则是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时期试图理解个体的本质。
虽然个体化对于现代性有着重要意义，但是学界对个体化的本质并无统一结论，存在着很多争论和分歧。比如，虽然鲍曼、贝克和吉登斯等人的理论观点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但还是存在一些不同。其中，吉登斯认为处于个体化时代中的个体需要努力让自我认同维持一种线性发展；鲍曼却认为由于现代性是流动的，个体不存在一种稳定和线性发展的自我认同；贝克则在鲍曼、吉登斯等人有关个体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个体化的四种特征：去传统化（detraditionalisation）；个体的制度化抽离和再嵌入；被迫追寻“为自己而活”，缺乏真正的个性；系统风险的生平内在化（贝克、贝克-格恩斯海姆，2011）。在阎云翔看来，贝克的个体化理论中的制度化抽离与再嵌入就表现为个体的自我认同更多是由生活方式和自我理解来确定，系统风险的生平内在化就是个体在面临自由与不确定性时引发的风险内化或心理化（阎云翔，2012）。
虽然不同理论家在观点上存在不一致，但是对于个体化进程和个体的关系问题，贝克、鲍曼和吉登斯都强调了这一进程的不可抗拒性。贝克认为个体化过程不是由个体自主决定，而是注定要个体化；鲍曼所谓的个体化是指将个体从“给定身份”转变为“自我任务”，并要求个体承担完成这一任务的责任和后果，个体化是命运，而不是选择（鲍曼，2002：45）；吉登斯则认为处于个体化进程中的个体别无他法，只能选择如何生活和行动（Giddens，1994）。换言之，贝克、鲍曼和吉登斯都强调个体化不是源于个体主动意识的一种选择或偏好，而是现代制度强加给个人的东西。特别是现代国家的各种社会福利保障，已经取代了诸如家庭、社区、社团等许多传统机构，成为了个体建构认同的源泉之一。
因此，结合以上论述，个体化可以有三个方面的蕴含。首先，个体化具有一种“去传统化”的含义，是一种脱嵌（disembedding）的过程：个体逐渐丧失了对传统制度的依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传统机构和文化习俗的作用就此凭空消失，而只是失去了它们在传统社会中所具有的对个人的强大控制和影响力。传统纽带和社会形式（社会阶级、核心家庭）被继发性机构与制度替代，使得个体依赖于流行风潮、社会状况、经济趋势及市场行情（Beck，1992：135）。在此层面上而言，个体也会寻求其他可以依赖的实践方式，以弥补因脱离传统而失去的保障。因此，个体化也是一种制度化的抽离后的再嵌入。其次，随着传统的社会文化和组织对个人态度和行为影响的下降，个体具有了更大的选择自由，现代社会制度更倾向于为个体提供多种服务或利于个体采取行动的条件，个体不再向传统机构或组织寻求行为准则，而是越来越多地依靠自己做出选择。这就导致个体化具有解放（emancipation）的含义。最后，由于每个人很可能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这些不同的选择都可以用来定义不同的自我，个体化也就包含有被迫“为自己而活”的意义，这就导致个体化具有了异质化（heterogenization）特征（Beer，Koster，2009：55）。
当代有关个体化主题的论述，吉登斯、鲍曼和贝克三人的相关探讨以及相应的理论观点尤为深入和系统化，同时也更具有影响力。因此，接下来的内容分别简要阐述他们各自对当代个体化进程所提出的一些基本观点。
1.吉登斯的“自我认同”
吉登斯认为，个体的自我认同和生活方式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反思计划”。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必须积极地选择、维持和修正有关自己的认同叙事。每一个人都会在不断流动的社会生活中，创造性地组织有关自我的生活方式的传记。“我该如何生活？”之类的问题必须在日常行动中得到回答。这通常被吉登斯解释为个体的自我探索和自我掌控，或者类似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Maslow）所谓的自我实现。这种自我反思产生了相应的后果：一方面是生活方式取代了过往传统和组织文化，为自我认同的特定叙事提供了物质和实践形式；另一方面，随着生活方式选择的日益增多，人们对生活进行自我规划的倾向也越来越强烈。随着既往传统对个体命运影响的衰退，个体必须要把自己对未来的预期与他们对自我认同的叙述整合在一个连贯的统一体中。
虽然许多人认为现代生活的理性化和孤立会导致个体的自我分裂和迷失，但是吉登斯却认为，这种做法实际上可以促进个体化。通过将不稳定的、未解决的以及超出个人控制范围的问题转移到行动背景中进行规划，个体就能让这些问题变成与其他活动不同的、封闭的轨迹的周边事件，当代人的自我认同因此就可以形成一条轨迹。在吉登斯看来，个人的生活轨迹依赖于与社会机构以及其他人的互动，通过反思更广阔的社会环境，自我需要建立一种连贯的轨迹（吉登斯，2016）。
同时，晚期现代社会中大众的自我和身份主要是通过有意尝试各种生活实践从而获得发展，用于保持自我的方向感和进步感。个人可以通过从事具有反身性的生活规划，反思自己的生活史、情感、抱负和潜力，从而实现对自我连续性的度量，考虑选择与自己的抱负和目标或多或少相一致的生活方式。然后，个体会构建一个明确的行动计划，计划通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重新审视并做出调整，这些调整通常不会破坏生活规划所产生的传记连续性和轨迹感。
吉登斯同时也指出生活传记的完善是个体建构自我认同的一种正常和典型的模式。处于晚期现代社会中的个体，通过在抽象系统提供的各种机会中做出选择，可以获得克服当代生活焦虑和困境的能力，建立起自己连贯的人生轨迹。吉登斯曾经将传记视为一种个人生活的规范，采用“本体安全感”的观点来描述那些没有保持自我传记连续性的个体。本体论上不安全的个体以“时间经验的不连续性”来看待生命，将时间解释为一系列离散的时刻，每一个时刻都将先前的经验与随后的经验分离开来，这样就无法维持连续的叙事（吉登斯，2016）。
此外，吉登斯认为自我认同反映了个体自我反思性的兴起，即：个人要在自己的内心寻找意义和成就的源泉，致力于身体状态的改善。自我认同也依赖于对他人的信任，其中包括他人会接受并认可自己的身份这样一种信念。因此，自我认同的兴起与人际关系的兴起密切相关。吉登斯认为，晚期现代性没有明确的过渡仪式，意味着生活会转变成为“认同危机”或“决定性时刻”，在这些时刻，既定自我认同的相对稳定性受到破坏，相应的社会组织和机构会鼓励和支持个体克服转变的焦虑，并帮助个体拼凑出新的生活方式和自我形象。对于个体而言产生一个连贯的自我认同确实也是一个困难的挑战。此外，因为生活机会、经济环境、职业特点都会影响着自由选择各种生活方式这种权利的获得，所以社会中的各个阶层并不能共享一样的权利。
2.鲍曼的“流动的现代性”
鲍曼认为，流动的现代性总是伴随着“脱嵌”的过程。在流动的现代性中，社会结构不再长期保持其形态，比如，曾经被人们认为是常态的终身工作早已消失。这背后的驱动力就包括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这两种力量都要求人们不断改变自己的品味、习惯、身份、从属关系甚至职业。鲍曼因此就指出，认同问题并不会在前现代出现，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的内容和意义均受到教会等类似机构的严格规定。当代的个体认同问题是在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所谓的传统共同体分崩离析之后创立新的替代品的尝试，实际上也是个体重新寻求自我归属感和维持自我意识的结果。这种结果让个体被迫把自己的身份和认同视为自我需要主动去打造的一项规划而非社会给定的任务，现实中已经不存在任何稳定的参照群体来适应个体的自我认同（鲍曼，2018）。
与吉登斯认为个体的自我认同是一种线性轨迹的观点不同，鲍曼认为，在一个没有可预测的结构和规范的风险社会中，身处晚期现代社会的个体永远无法获得连贯和完整的认同感。换言之，由于现代晚期社会生活缺乏确定性，导致现代人很难创造并保持生活方式的一种连贯性，个体不得不接受自我生活传记的这种不连续性。对鲍曼而言，自我认同是人们生活中的一场持续斗争，个体会在建立的过程中体验到相当大的矛盾甚至痛苦。鲍曼曾借用埃利亚斯的“有缺陷的拼图游戏”的隐喻，指出人们总是试图把有关自我的身份元素拼在一起，但是越接近完成，个体越会意识到很多碎片已经丢失（Bauman，2004：48）。
鲍曼也阐释了个体在寻求自我认同过程中的纠结、矛盾和不满。随着文化、经济和社会变化速度的不断加快，个体需要不断处理甚至改变现有的身份，补充或接续新的传记叙事。同时，全球化进程也无法容忍各种僵化模式的存在，这就进一步迫使个体需要适应各种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变化。这些都会让个体在解决自我认同问题方面变得越来越困难。在一定意义上而言，认同既是个体化导致的一种问题，也是个体实现归属和拯救的一种尝试。不过，个体也并非完全乐意尽快确定和维持自己的某种认同，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自我要在灵活多变的时代中放弃很多选择，相当于把自己过早束缚在了一种固定状态中。
此外，鲍曼也认为，虽然当代社会中的个体都面临着不断流动和自我改变的需要，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能具有相应的对生活传记进行再造的资源和能力。有效的改造往往只发生在那些有相应的能力和资源进行定期调整的阶层或群体身上。换言之，在流动现代性中可以产生改变的关键机制，是个体所具有的“逃离”造成束缚和压力的环境或生活状态的能力。也正因如此，在流动的现代性中，个体有关自我主张的自由得到了增强。当代社会赋予了个人增强逃避约束、关系和结构的能力，在此意义上它与新自由主义理念产生共鸣，即个人自由包括从随意安排中“退出”的能力。
综上所述，鲍曼对晚期现代社会中的个体认同的流动性进行了阐释，指出了当代权力和不平等的一些重要特征。然而，他的分析夸大了公共领域的消亡，排除了影响个体化的其他重要方面，比如持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以及流动现代性对社会再生产的影响等。
3.贝克的“风险社会”
贝克的观点可以被视为对吉登斯和鲍曼有关个体身份和认同问题的折中路径。虽然吉登斯和鲍曼都认为个体要对认同问题负主要责任，但是贝克却指出了包括认同在内的许多问题仍然属于结构性问题，这就意味着它们超出了个体的自我掌控的范围。晚期现代社会制度要求人们为自己的命运负责，迫使自我成为个体努力和关注的焦点。换言之，个体化实际上是个体从原有的生活方式中脱嵌，而后再嵌入到新的生活方式中。个体在这一过程中不得不选择、构建乃至创造自己的生平传记，也就是所谓的个体（the individual）成为个人（an individual），或者仅仅成为个人——成为权利（和义务）的对象（贝克、吉登斯、拉什，2001：12），个体的自我生平成为了“自助传记”（do-it-yourself biography），把自我作为生活的中心，成为个人能力、兴趣、人际和关系等方面进行规划的中心场所（Beck，1992：135）。
贝克认为，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个体化的到来让人们从传统所规定的社会形式和承诺中解脱出来，然后重新融入到新的生活方式中。个体在新的生活方式中必须独自生产或拼接自己的生活传记。第二现代性用大众流行的知识和语言形式重塑和取代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这也为个人提供了一种自我反思的能力，个体也会通过自我的行动对其进行确认；社会的流动性和竞争性的增强，将个体从其出生地和亲属关系网络中剥离出来，迫使他们“掌控自己的生活”；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文化强化了个体的“自我实现”和“个性”。此外，贝克强调，个体化并非仅仅是一种有关主体性、自我认同或态度的现象，也不能只是被理解为主观现象，它还是一种改变客观生活状况和传记的结构现象，“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不是自治，而是自主自决的人生轨迹，可能还有自主自决的道德”，个体化不仅影响了自我意识，而且也影响了“真正的阶级”，个体化已经成为第二现代性的结构（贝克、贝克-格恩斯海姆，2011）。
贝克同时指出，在没有集体或大众努力克服这些问题的情况下，个人不可能找到结构问题的解决方案，个人被迫需要在自己的生活传记中寻找有关创造性地处理矛盾和紧张的最佳方法。在这种背景下，个体就要对自己的生活采取实验性的态度，创造并测试一系列生活实践，以便找到能够在矛盾和不确定的世界中提供舒适和满足的生活方式（Howard，2007：39）。然而从根本上而言，个体在这一过程中还是依赖于相关机构的支持和指导，例如劳动力市场、消费谋生以及其中包含的标准化与控制的约束（Beck，1992：131）。贝克认为福利国家在促进传记实验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因为相应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为个体打破或者摆脱不想要的关系免除了后顾之忧，从而有能力按照自己的生活议程行事。
因此，贝克将“基本安全”（basic security）视为当代个体化的基本前提。虽然社会各种机构为大众提供了多种支持，个人可以在寻求个体化的应对策略时采用这些支持，但是由于晚期现代社会对个体造成的困境和不确定性，个人生活实践总是面临着失败的风险，自我认同也面临可能崩溃的持续威胁。总之，对于贝克而言，后现代的分裂的生活意味着自我认同的形成总是需要一定程度的“自助”（do-it-yourself）（贝克，2011：3）的创造力。
虽然吉登斯、鲍曼和贝克对个体化的论述存在一定的差别，但是它们都指出了处在第二现代性社会中的个体难以获得连续和稳定的身份角色和自我认同，都会不得不参与到定义自我和建构认同的实践过程中。
1.理论共同点
通过对以上三位个体化理论家观点的简要论述，可以看到，认同问题已经成为处于个体化进程中的大众生活的主要关注点，也是影响个体生活最重要的社会心理因素之一。生活在晚期现代社会中的个体，由于无法获得稳定而连贯的角色和地位，会被迫积极参与到定义自己是谁、如何生活以及与他人的关系的活动之中。当代个体通过反身方式积极建立和完善自我的身份和角色，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和组织机构的需求，并应对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紧张和压力事件。
进而，对于鲍曼、贝克、吉登斯等个体化理论家而言，个体生活中日益重要的认同问题乃是现代性的结果之一，是个体和社会为应对后现代的疏离效应而进行抗争的一部分，其中确定性被流动性、碎片化以及自由选择所取代。吉登斯对自我认同的描述强调个人需要保持连贯的生活轨迹，以应对现代性晚期的不确定性；鲍曼持有非线性个体化的观点，认为个体实际上是回避连续性，而倾向于自由处理陈旧的自我叙事；贝克提出了一种折中的观点，即建议个体进行“传记实验”，以发展新的个人策略，缓解当代生活的紧张和矛盾。基于以上论述方向上的差异，一些研究者通过将个体化命题和个体选择、自我认同和反身性传记等词组合在一起，进而把个体化理论家的不同观点结合在了一起（Atkinson，2011；Lash，1993）。
总之，个体化理论家们都一致认为，认同和生活传记已经成为个人必须处理的重大问题。恰如吉登斯所言，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个体的认同包括自我感觉的基础发生了变化。传统社会中，人们的自我感主要通过个体在社会部落中的稳定性来维持，然而在传统丧失和生活方式选择盛行的当代社会，个体的认同就不得不在一种比以前更主动的基础上被建立和重新建立（吉登斯，2001）。这些理论观点都对分析当前社会中产阶层参与城市马拉松运动的火热现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2.本书的适用性
在贝克看来，个体化并非20世纪下半叶才出现的现象，类似“个体化”的生活方式和处境甚至在中世纪的宫廷文化、文艺复兴时期、新教徒生活中都有所表现，但是在一般意义上而言，个体化更多指的是文明化进程中某种特定的主观—人生的侧面，尤其是最近的现代化和工业化阶段（Beck，1992：127）。贝克提出的“两次现代性”理论指出：第一次现代性让个体由对家庭的依赖转向了福利国家的依赖；随着西欧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福利制度的重压，政府被迫选择鼓励个体提高自身的选择和自主能力来降低对国家的依赖，个体进而成为了风险和责任的承担者，这就是第二次现代性的结果（贝克，2011）。
在阎云翔看来，当代中国的个体化可以放在以上框架中解释，即他所谓的中国的个体化模式。他划分了毛时代和改革开放后的两个时期以对应贝克的两次现代化：毛时代把个体从传统家庭中解放出来，让个体获得了国家公民身份；改革开放后，个体又从全能化的国家干预中独立，得到了更多的自主性和多元选择能力（阎云翔，2012）。贝克本人对阎云翔提出的中国个体化模式十分赞同，指出“中国的个体化路径是以一种独特的逆序方式展开”（贝克、贝克-格恩斯海姆，2011），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因此有着复杂化的特点。同时，中国政府和其他市场经济中的国家一样，正进行着将更多责任转移到个体身上的体制改革，倡导有利于个体选择和创造性但不会危及国家权力的社会变化。阎云翔就指出，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境况并存于当代中国社会，比如，中国的第二次现代性也让个体承担着“追求舒适的物质生活、有保障的工作、福利保障”等这些西欧早已在第一现代性中完成的任务。这也就导致了当代中国的中产阶层，会更加依赖于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正如国内研究者所言，只有将个体化理解为包含家庭等私人生活领域的现代性面向才更合适（焦玉良，2013）。因此，“欧洲社会理论的个体化命题就可以成为一个极有价值的观察视角和强大的分析工具”（鲁纳，2011）。比如，有研究者在20世纪末就已经指出，作为一种城市事件的马拉松是彰显跑者个体化的舞台（Berking & Neckel，1993）。
鉴于以上原因，以贝克等人为代表的社会学家所提出个体化理论就有助于从社会文化角度来理解马拉松的火热。在贝克看来，个体化意味着既有社会形式的解体，诸如阶级、社会地位、性别角色、家庭、邻里等范畴的日趋弱化（贝克、贝克-格恩斯海姆，2011）。个体化在于把人的身份从既定的东西转变成一项责任，要求行动者承担执行这项任务的责任，并对其行为的后果（包括副作用）负责。换言之，个体化在于确立合法的自主性（尽管这种自主性在实际中并不一定能获得），人的身份不再是与生俱来的（贝克、贝克-格恩斯海姆，2011：22）。同时，贝克认为其中需要区分出表现为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社会基本权利、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这类“制度化的个体化”，以及表现为个体的取向、意识、想象的共同体这类“主观的个体化”（贝克、贝克-格恩斯海姆，2011：9）。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不仅是社会经济的大发展，还有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恰如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所提出的代际价值观的理论一样，对于经历改革开放前后各二十年左右的人们，以及改革开放伊始出生成长起来的人们，当生存已经不是问题的时候，就会出现从以往强调经济和人身安全的“物质主义”到强调自主和自我表现的“后物质主义”的转变（英格尔哈特，2013：2）。改革开放前人们普遍不想谈也不敢谈个体需求，转变为现在对身体权力和自我感受的极为重视和普遍提升。在此意义上而言，中产阶层在城市马拉松健身中的各种体验和尝试，就凸显了贝克所言的“主观的个体化”。
换言之，随着个体化时代的到来，追求让自己满意的生活体验成了当代大众的重要努力方向。城市马拉松运动具有鲜明的个体化特征，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跑者拥有完全自主的身体掌控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所谓的“我的身体我做主”这样一种凸显自主能力的理念。这种掌控感背后所强调的正是跑者的主体价值观念，跑步过程中所体验到的愉悦和因跑步带来的身心放松，就成为了很多跑者乐此不疲的主要原因之一。研究者所访谈的第一位跑者，一位来自事业单位的女士C01，当被问到平时的跑步习惯和感受时，在她的叙述中就可以明显感受到跑步运动所具有的个体化功能。
我很喜欢自己跑步，喜欢听着音乐跑步。这样做一是可以让自己更好地享受这个过程，二是方便我自己思考一些事情。如果和别人一起跑步聊天，很容易对自我的思考造成影响，会消耗我过多的能量，更会损害我的跑步愉悦感。所以，我一般习惯一个人听着音乐跑步。
一位同样来自事业单位的男跑者C03，在访谈过程中被问及跑步目的时，他很自然地诉说了跑步运动能创造一种私人空间，让自己从中获得可以进行自我思考的时间。
我不以创造好成绩为目标，我就是以锻炼身体为目的的跑者。我跑步不是为了一定要跑到多少时间内，而是让自己跑到身体舒适为主。每个人的要求不一样，我在规定的时间内能开心跑完就算达到目标，不像别人那样一定要跑到多少小时以内。所以，我平时的训练也不是非常有针对性，更多的时候是给自己找一个私人的空间，释放一下自己。我在跑步时可以什么都不想，也可以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这样的时间其实就是最适合自己的时间。
通过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当代社会群体或阶层归属感表现出了一定的弱化，促使个人更倾向于采用独立于自身社会地位的方式来定义自己。这些方式也成为了推动越来越多的人进行城市马拉松耐力跑的社会力量。这种长跑运动为中产群体提供了建立个性化参与模式的机会，满足了中产跑者对愉悦、自我探索和表现的期望。同时，由于受到大众休闲理念的影响，消费文化也在极力渲染着个体要“成为自己”的主张。有研究者指出，马拉松健身是评估自我的一种高度个体化的实践，跑者在其中确立目标，并根据新信息或者新目标持续调整运动（Rasmussen，2011：150）。进而，具有提高社会性身体的生产力作用的长跑健身，就可以作为中产跑者追求自身利益的一种手段，成为构建和努力追求更好自我的一种方式。比如，健身杂志上面的宣传语往往都表达着展现自我、克服欲望和超越极限的理念，从而成为“你从来不知道能够成为的自我”。
以下这位被访者是一名九零后的男跑者N08。他本人在地产公司上班，平时就有着很好的跑步习惯，自己经常会参加一些城市马拉松比赛。当谈到为何这么多青年人参加城市马拉松时，他很自然地提及了他们这一代人所认可的颇具个体化的价值观。
我觉得年龄上越是靠近九零后，人的自我意识就越觉醒。这里面其实也包含了对自身健康的重视。年龄大一些的人选择跑步健身主要是为了家庭或是工作，平时只会一心扑在工作之类的事情上。虽然有人会说九零后是比较自私的一代，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原因在于他们个体意识的觉醒，这不能说是自私。他们知道自己要努力和争取的东西是什么，同时也知道自己要坚守的底线，自己必须要做好的是什么。
研究者访谈的最后一位女跑者C21，是一位来自销售公司的白领。在研究者问到跑马拉松的体验时，她很自然地就谈到了自己参加某次城市越野时的感受。这位女跑者认为跑马拉松能让自己的心态得到改变，具有活出新的自我的作用。
通过跑马拉松，我把自己累到极致之后，看待事情的方式就和之前不一样了。比如，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到马路上跑步，这就是放空自己，那个时间完全属于我自己。我去跑越野，累到自己都想抽自己巴掌，当时会骂自己没事找事做，这是我当时在往山上跑的过程中的想法。当自己到达山顶之后就会发现，累到极致之后看到的风景会那么美，忽然就有了阳光总在风雨后的那种感觉。
总之，个体化社会虽然把自由和自主性重新赋予了个体，但这也导致人们必须担负起更多的责任。个体化社会除了在社会的组织和动员方面更为困难之外，也意味着个体需要学习独自面对风险社会的新挑战，需要具备成为风险应对主体的能力（王俊秀，2015）。比如，患有与肥胖相关的身体问题的个体，往往会被大众视为自控不足，导致自我形象或价值受损。实际上，包括自我控制、自律、增强意志力或者男性气概等在内的跑步目标，都反映了这一健身运动所包含的个体化特征。中产阶层对城市马拉松健身的热衷，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一群体对自我生产和对自己负责的要求。中产个体参与马拉松耐力跑，还是对自我认同的一种极端追求。一方面，极端成为了对一个日益个体化的社会所要求的身份追求的回应，因为当前社会不再能为个人提供标志性的东西：“质疑我自己，我是什么，我想成为什么，我能成为什么，我能在我们的社会中经历什么，是什么促使我走向极端”；另一方面，大众的这种极端主义会敦促每个人建立起自己的挑战目标：“你在闲暇时间挑战自己，只挑战自己。”（Cubizolles，Baron & Lacroix，2018）
恰如阎云翔所言，与欧美的制度化的个体化不同，中国社会的个体化更多表现在个体的主观领域，即以“精明的、积极主动的、律己的”为特征的“进取的自我”和以“个体欲望取代阶级意识”为特征的“欲望的自我”（阎云翔，2012：369）。正因如此，中产跑者的城市马拉松实践恰好体现出了以上方面。
随着个体化趋势的全球化影响的扩大，身处充满各种压力环境中的个体，还需要凭借自身的力量，去解决因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所带来的不可预测性、非连续性和空虚的风险（鲍曼，2005：15）。同时，由于制度化的抽离，越来越多的个人问题已经不能通过传统的组织机构来解决，这就意味着个体要达成健康自我的目标愈加困难，个人不得不成为承担各类生活困境和社会风险的主体，进而让个体的认同遭遇困境。这其中不仅包括个体的自我认同，也包括社会认同。
同时，对于研究现代性的社会学家而言，认同是普通大众在个体化进程中必须要完成的一项任务。由于生活越来越成为一种独立规划，个体的认同因此也就越来越依赖于自我的生活实践，人际关系更容易受到自我选择的影响。在此意义上，个体化意味着个体对新的关系和生活传记的建构。由于越来越多的社会生活领域不再符合传统的要求，个体的传记就需要自我进行更多的选择和规划，个人被迫成为自己生活的作者。传统共同体的解体和生活机遇的流动意味着个体需要从原有的社会结构中解脱出来，进入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之中。
人们的个体化程度的高低往往依赖于自身对现代工业社会中分布不均的物质和符号资源的拥有能力。鉴于此，中等及以上阶层的生活状况就更能反映一个社会的个体化发展程度。本书认为，中产阶层积极参与马拉松健身现象，尤其是中产跑者在运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对自我和认同感的积极重塑和不懈追逐，体现了当代中国个体化进程中的主观领域特征。综上，本书尝试以社会心理学中与认同相关的主要概念和观点为研究视角，通过对中产跑者在跑步健身过程中表现出的身体管理、深度休闲、理性化倾向、自我追踪、自我体验、意义寻求等维度的分析，阐释以中产跑者为代表的中产群体在城市马拉松运动中所进行的认同建构和自我重塑过程，从而表明城市马拉松运动是当代中国社会城市居民尤其是中产阶层个体化的一种有效例证。
目前而言，社会心理学界对于认同（identity）这一概念的确切含义并无统一定论。通过查阅相关文献中对这一术语的使用情况发现，认同通常可以和自我认同（self identity）、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以及自我概念（self concept）等词汇交换使用（Epstein，1973；Smith & Henry，1996；Leary & Price，2003）。不过，综合各种不同的观点可以发现，认同一词基本上包含着有关个体的一系列有组织的特征、态度、认知，有关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自我表现、社会角色、社会关系和群体归属等多方面的内涵。这些特征共同决定了个体关于“我是谁”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体如何思考自我和社会世界的关系，进而可以为个体生活中的诸多行为、判断和决定提供深层的动力。因此，认同可以被认为是人们在一种复杂社会系统中所建构的有关自我或者个性的感觉。它既可以在个体层面上理解，也可以通过团体或者关系维度来觉知。根据社会心理学家斯特赖克（Sheldon Stryker）等人的看法，认同通常被定义为由从属于个体在高度差异化的当代社会中所承担的多重角色的意义所构成的自我部分（Stryker & Peter，2000）。进而，认同可以由个体自身产生，也可以通过社会过程所驱动。比如，来自他人的确认或者许可，可以强化个体独特身份的情境和行为。一种特殊身份的确立虽然会增加个体认同的强度，但是确立过程如果不成功，那么这种身份将变得不再突出。实际上，个体的认同常常是由多重身份构成，其中一些彼此强化，另外一些则会表现出冲突。当一种情境引发了竞争性身份时，更加突出的身份将会驱动个体觉知自我的意义和行为。
正如休闲社会学家凯利（John Kelly）所言，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是分析人们“在人生的发展中会成为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凯利，2000：110）。詹金斯（Richard Jenkins）也认为，在社会学理论中首先为认同概念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是思考具体的个体行为与必要的集体抽象之间关系的核心。认同只能理解为“存在”（being）或“成为”（becoming）的过程，是个体对自己是谁和他人是谁的理解，以及相互之间的理解，是一种实践性的成就和过程（Jenkins，2008）。同时，认同总是在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形成（史文德森，2010）。比如，在韦氏词典中，自我认同包含了两个维度：一是向内的同一性（sameness），“我”作为“我”本身的一以贯之之处，需要通过自身属性向内确认；二是向外的个性（individuality），“我”为何是“我”而不是他人，需要借由他者的视角向外确认。换言之，一个人的自我认同是其他多种认同（身份、社会、道德、文化）的共同内核（周瑞春，2020）。鉴于有研究已经指出长跑对于跑者在生活中建构认同起着核心作用（Shipway，2007），根据接下来所要探讨的问题，本书主要参考当前认同理论中存在的有关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观点和视角。
广义上讲，自我认同（self identity）是关于自身的觉知，通过社会互动所建构，并且伴随着重要的经验和情感（Mischel & Morf，2003）。它是个体自身品质的组合，这组品质既包含个体用于描述自身的表达，也包含把自己视为何种角色。这些品质可以通过自我呈现的行为被创造、修正或者维持，也可以划分为多种自我，如现实自我、理想自我、社会自我、可能自我（Brown，1998）。因此，自我认同既是一个认知情感行动系统，也是一个社会互动自我建构系统。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自我认同主要表现在对自我、角色、身份的认知以及接受程度。自我认同的功能具有减少生活中的不确定感、增强自主感和控制感，有利于个体角色和个性的确立，维持自尊并赋予生活以价值和意义。对于自我认同的研究，一些主要的社会心理学家都曾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詹姆斯（William James）、库力（Charles Cooley）以及米德（George Mead）的观点则经常被提及。
1.詹姆斯的观点
作为美国心理学之父的詹姆斯，很早就正式阐述了有关自我认同的概念。詹姆斯认为自我认同是由个体的记忆、习惯以及自我拥有的身份感所构成。因此，意识（consciousness）在构建自我认同的时候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归属于个体的一切，以及个体视为归属于自己的东西，都可以被整合进自我认同中，或者称为“经验自我”（empirical self），其中包含主观我（I）、客观我（me）以及我的（my），自我认同源自我认为（I think）或者我感觉（I feel）。
在詹姆斯看来，并非想法（thoughts）和情感（feelings）重要，而是我（I）（包括我的想法或我的情感）才是重要的。詹姆斯区分了三种类型的自我，即物质自我、社会自我以及精神自我（詹姆斯，1963）。物质自我是一种扩展的自我，除了个体的家庭以及财产之外，还包括身体的每一部分以及人际关系。这不仅是因其所具有的功能而有价值，还因为这些是自我的一部分而具有重要意义。詹姆斯强调认同是社会性的，生活习惯在人类行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超越了生物本能。社会自我就包含了他人对个体的看法，他人如何认知个体取决于个体所承担的社会角色。精神自我涉及个体的内在生命（inner being）。个体的这些无形的所有物，包括知觉到的能力、态度、情绪、兴趣、动机、观点、欲望等构成了精神自我。
由于每个人都可以占据好几个角色，比如一个人可以是教师、妻子、母亲、朋友、协会成员等，每个职位都有其自身的意义和期望，这些意义和期望被内化为人们现在所谓的身份。詹姆斯关注到了人的自我的这种复杂性，詹姆斯将其统称为多重自我。也正因这一点，詹姆斯也成为了很早认识到自我复杂性与社会复杂性之关联的心理学家。
2.库利的观点
库力强调了决定人们自我认同的社会方面，这个方面是可以用日常观察来证实和理解的一种自我。库利称其为镜中我（looking-glass self）。恰如人们彼此都是一面镜子映照着对方，这一概念形象地说明了个体的自我认同，一定程度上建基于个体所获得的来自他人的信息之上。镜中我包含三个元素：一是个体对如何在他人面前表现的觉知；二是个体对别人如何评价这种表现的觉知；三是个体对所觉知到的来自他人的评判的感受（库利，2015：129）。同时，这种感受也就成为了一种强化。换言之，如果个体拥有积极的感受，个体就会维持这种觉知到的“表现”；否则，个体就会修正这种表现。对于库力而言，镜中我的概念主要强调了个体如何觉知他人的判断并且对于这种判断的感受。
在这一基础上，有研究者发展了包含自我评价（self appraisals）、知觉到的评价（perceived appraisals）、实际评价（actual appraisals）、实际行为的一种循环模型（Kinch，1963）。这一模型指出了个体的自我认同的保持、强化或者修正，依赖于其所知觉到的有利或不利的评价。不过，这一模型是有局限性的，因为人们不可能很善于知晓特定他人如何看待自己，而更善于获知普通大众一般怎么看待自己。这一发现就与米德的自我认同观点相一致。
3.米德的观点
米德强调了社会互动或者符号互动在个体发展自我认同时的作用。换言之，由于个体通常更关注他人如何对其做出反应，个体就会通过其对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觉知，进而吸收他人的观点，来发展自我认同。随着自我认同的发展，个体便逐渐社会化。库力的镜中我概念强调了特殊他人的观点的重要作用，米德则认为一种真正的社会化需要个体具有最大程度上吸收社会群体观点的能力。例如，米德区分了主我“I”和客我“Me”，客我就是指基于重要他人（如家人、朋友等）的观点之上的对自我（self）的一种有组织的态度集合。在此意义上，有学者认为米德的“Me”的含义实际上可以等同于我们“We”（Chalari，2017：30）。在米德看来，个体为了能够归属一个共同体，就必须采取同属一个群体的他人的态度，为了进行思考，就必须利用他所融入的那个社会（米德，2018：227）。同时，米德强调了个体对一般他人（generalized other）的觉察的重要意义，即各种社会群体的作用（Tice，Wallace，2003）。这些有组织的团体或群体赋予了个体一种自我的统一感，形塑着个体的思想和言语。因此，根据个体所承担的角色或者与其互动的群体，就可以解释个体之所以会拥有数个身份的原因。
总之，自我认同的功能在于可以让个体把自己视为一个与他人不同的独特个体，是“不与他人共享的特殊人格属性”（Hogg，2006）。引导行为的是自己的目标而不是团队或角色期望。人的身份是一套定义人作为一个独特的个体而不是作为一个角色持有者或团体成员的意义。自我认同代表着个体对特殊特征、态度、技能、目标和行为倾向的自我认知（Alicke，Zell，Guenther，2013）。当代的许多研究都集中于个人在构建、维护和修改个体形象的过程中获得自我知识的过程方面。这些自我概念反过来又从根本上塑造了个体的自我判断、社会判断和行为方式（Leary，Tangney，2012）。
由于自我认同中包含对个体社会角色的强调，正如詹姆斯的多重自我所强调的一样，也有很多研究者提出了有关角色认同（role identity）的观点。角色认同是个体在群体中担任特定社会职务时所扮演的角色，是个体应用于自身的角色的内在含义。个体通过自己的角色身份进行互动交流，是一种关系型的认同。在社会心理学家麦考尔（George McCall）等人看来，角色认同的含义有两部分来源：一部分来源于文化，另一部分来源于个体对角色的独特解读。第一部分是角色身份的传统维度或角色部分：个体会被社会化为一种角色身份，比如学生、朋友、工人等。其中，通过与他人的互动，个体会了解并习得自己所拥有的角色身份的含义。同时，在这种互动中，其他人对待个体的态度和行为，就符合个体所拥有的角色身份。这样，个体就通过他人的反应获得了角色认同的意义。第二部分是角色认同的特殊维度或身份部分，这一部分是指个体关于身份对自我而言意味着什么的理解。它是角色含义的一部分，由角色持有者自己定义，不一定由其他人共享（McCall & Simmons，1978）。
对于角色认同理论家来说，基于角色的身份是个体最重要的身份。个体所承担的角色为自己和情境提供结构、组织和意义。因此，角色就会涉及个体的社会地位。社会位置（social position）是个人在社会或组织中所占据的一个范畴。有些社会位置被认为是规范性的，例如学生、工人、教师、配偶和父母；但也可能包括那些违反社会规范的角色，如罪犯、吸毒人员、酗酒者等。其他的社会位置是根据个人的兴趣、活动或习惯，比如足球爱好者、垂钓爱好者进行分类。这些社会位置被称为社会类型或“特定社会中可能存在的人的类型”（Sheldon & Statham，1985）。角色进而也可以是一组与社会地位相关的期望，指导着个体的态度和行为。
此外，无论角色认同意义的内容如何，认同的意义都与行为所隐含的意义有关。个体在角色中的身份及其表现出的行为应该是一致的（Reitzes，1980）。例如，如果学生这一角色身份涉及学术责任的含义，学生的表现应该通过上课、做笔记、做作业和通过考试来匹配这一含义。或者，如果学生的身份需要社交的含义，那么一个人的行为应该符合这个含义，即需要付出一定的时间和朋友在一起，比如参加朋友的聚会。相互作用遵循角色互惠原则，对于在一种情况下扮演的每一个角色，都有一个与之相关的角色。换言之，没有一个或多个相关的其他角色，某个角色就不可能存在（Turner，1962）。比如，没有孩子这种角色，父亲这一角色就是没有意义的；父亲的角色必须包含着与孩子这一角色相关的行为模式。
不过，有关自我认同或者角色认同，其含义更倾向于个体维度的解释。这就导致对作为某个团体或社会中一员的个体的身份，解释力就明显不足。因此，本书需要引入更加强调群体作用的社会认同这一概念。
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是通过个体的社会关系和群体交往所建构、定义和维持的认同的一个方面。与自我认同是个体对自我身份或者对自我及其特质的独特或特殊组合的认知不同，社会认同主要强调了个体对作为某个社会群体或团体成员身份的认知。20世纪70年代，当代著名社会心理学家泰弗尔（Henri Tajfel）与特纳（Jonathan Turner）在英国布里斯托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提出了社会认同理论。泰弗尔把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视为个人自我概念的一部分，源自于人们对自己在社会群体中的成员身份的认知，以及与该成员身份相关的价值和情感意义（Tajfel，1986）。换言之，拥有某种社会认同的个体，明确知晓其所归属的特定社会群体，所获得的相应的群体成员资格将会赋予其某种情感和价值意义。
在社会心理学基础上，社会认同理论关注个体为何认同某一社会群体并持续在社会群体中行动，可以用作分类和解释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自身位置的一种认知工具。当一个人认同一个群体，并开始根据群体的共同特征而不是其个人的独特性来思考自我时，就会建构出他的社会认同。换言之，社会认同就是指个体在意识到自己的群体成员身份后而形成的相关情感与价值判断，是一种根源于群体成员身份的自我概念。如个体知道自己属于某个团体、民族、公司、部门或班级，进而形成的与其所属群体身份相关的规范与情感。在这种意义上，社会认同概念就成为了社会心理学中研究集体自我、团体过程、团体身份以及团体关系的主要理论框架之一。
社会认同路径认为社会群体的出现不可避免，因为它是有功能的，能满足个体对于秩序、结构和可预测性的需求（豪格、阿布拉姆斯，2011：23）。因此，团体吸引力、服从团体规范乃至团体偏见与歧视、种族中心主义等现象，都与社会认同的作用有关。人根据某些性质将事物归类后所形成的知觉，往往会过分强调同类事物的相似性、不同类者的差异性。当人对社会性刺激加以归类时，也会发生相同的增强作用（accentuation effect），并表现在态度、行为与情感方面，就是所谓的社会类化（social categorization）现象。尤其当个体以自己为归类对象并意识到其所隶属的团体时，往往会淡化自己和所属团体成员的差异，而夸大和其他团体成员的差异，这种社会类化就成为了社会认同的基础。
作为社会认同理论的另一个基础概念，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指出了个体常与别人比较以确定自己的能力、经验或意见。这一概念指出，通过个体所在的团体与其他团体间的比较，个人的社会性身份更明确。同时，基于正面的自我评价的需求，个体突出本团体优势，强化团体间的差异，借以提升自己的身份。社会认同理论指出，由于各类团体常相互竞争有关的资源、权利与权力，在占有优势的团体控制下，居于劣势的团体成员可能会形成负面的认同，但也可能以不同方式维持正面的认同。比如，如果个体秉持社会流动信念（social mobility belief），劣势团体成员可能放弃原先认同的团体选择“跳槽”；如果个体秉持社会变迁信念（social change belief），则可能会选择与优势团体“竞争”，或选择较有利的社会比较方式（如选择团体中更有利的特质或和较差的团体比较），进而保护自己的社会认同。
通过社会类化和社会比较过程，与自我相似的人被归类到一起，称为内群体（in-group）；相应地，与自我不同的人被归类为外群体（out-group）。具有特定社会认同的个体会像群体中的其他人一样，从团队或团体的角度看待事物，群体成员的思想和行动都会表现一致。换言之，仅仅与群体认同就足以激活群体成员之间感知和行为的相似性，身处其中的个体不必与其他成员频繁互动，就可以像团队一样思考和行动。社会认同理论中的“最简群体”（mini-mail group paradigm）实验表明，只要简单地将一个人划分到一个群体中，不必与其他成员互动，就足以让他与被分到的那组人保持一致（Tajfel & Turner，1979）。也正因如此，社会认同对个体的动机和行为有着很强的影响。总之，社会认同理论强调团体现象具有不可还原性（non-reductionistic），也就是说，群体现象不能以个人行为或心理的视角得到充分解释，需要通过社会类化、社会比较与团体竞争等维度探讨和分析群体特征、群体发展、群际关系等问题。
此外，社会认同过程也有助于减少个体的不确定性（Hogg，2006）。个体通常希望自己的周围环境可以预测，通过加入某个群体，群体身份和规则就有助于指导个体的行为以及其他人的行为，从而提升个体对所处环境的可预测能力。同时，个体还会在其中以特定的方式对自己和他人进行分类，使个人能够拥有一定的控制感。社会认同也能激活个体的一种归属感，并能提高个体的自我价值（Stets，Burke，2000）。个体以这种自我价值为基础形成的自尊往往植根于反思性的评价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随着自我价值的提高，个体的自尊相应提高，这就让个体拥有了一定程度的存在安全感，可以为他们的生活提供意义。当个体从属于某一个群体，并且在思想和行为上与其他人相似时，他将得到其他成员的认可和接纳，从而证明并确立了团体成员身份；个体也将体验到相应的积极感受（Cast，Burke，2002）。
通过上述分析，之所以有自我认同、角色认同和社会认同的划分，实际上是研究者们对认同现象所包含的不同方面的强调。自我认同的基础是个体的自我概念，角色认同的基础是与社会地位相关的期望，社会认同的基础则是个体所属的团体。这就使得个体的自我参照点及其相应的行为表现出了明显不同：自我认同的参照点是“我”（Me），角色认同的参照点是“作为角色的我”（Me as Role），社会认同的参照点则是“我们”（We）；自我认同所产生的行为是独立于他人的，角色认同所产生的是与他人互补的行为，社会认同则让个体表现出与团体内成员行为的一致性（详见表2-1）。
表2-1 自我认同、角色认同和社会认同的特征
如上所述，认同理论实际上包含了个体与群体的视角，这就为深入研究马拉松跑团中的中产跑者及其所属群体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支持。自我认同为中产跑者提供了自我独特性和意义感的源泉，是个体增强自尊与自我价值的一种途径；社会认同则突出了个体所拥有的群体身份的价值与意义，与其他非跑者群体的不同之处以及群体间的动力关系。因此，认同理论视角就很好地观照到了跑者身份所具有的特殊价值与意义、跑者及其所属团体之间的关系。虽然认同所包含的内容大部分反映了他人的判断，但最终还是由个体所觉知。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认同理论涉及用个人认知和社会机制之间的交互关系来解释个体社会行为，所以适合作为分析居民持久参与公共生活的内在逻辑的理论工具（颜玉凡、叶南客，2019）。因此，本书就尝试以认同理论作为研究视角，探讨作为跑者主体的中产阶级是如何通过城市马拉松这种体育健身行为构建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或者说中产跑者参与马拉松的实践以及城市马拉松本身如何反映了中产阶层的认同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