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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化”首先意味着新的生活方式对工业社会的旧生活方式的抽离，其次意味着再嵌入，在此过程中个人必须自己生产、上演和聚拢自己的生活经历。这才有了“个体化”之名。
——乌尔里希·贝克（2001：18）
西方个体化理论家们普遍认为，社会的性质自二战以来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世界上重要的国家和地区或快或慢地都表现出了家庭结构的变化，后工业主义和后物质主义的发展，自我和社会的认同危机，以及对社会发展的线性叙述产生了质疑（Howard，2007：27）。同时，随着这一变化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加深，传统意义上的公共纽带也逐渐消亡，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和职业分工领域的迅猛崛起，大众生活中的工具理性日益盛行，人们越来越重视对自由选择、公平正义、民主等价值的获得。个体化理论家倾向于把这些变化作为现代性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预兆。其中，现代性又可以被划分为从工业革命时期至20世纪中期的第一现代性或者早期现代性（稳定的现代性）和之后的第二现代性或者晚期现代性（流动的现代性）。实际上，这些术语都反映了从西方社会开始逐渐扩展到全球的广泛的社会变迁。
第一现代性社会和第二现代性社会对个体的认同的建构有着不同的影响。在第一现代性社会，社会中已有的个体身份或角色极大部分都已经被详细确定。因此，个体一旦采用了特定身份，这也就意味着自己要坚持与之相应的特定行为、态度和取向。贝克指出，第一现代性将人类从传统和习俗中摆脱出来，但随后又将其重新嵌入到新的身份关系和社会地位中（贝克，2011）。在鲍曼（Zygmunt Bauman）看来，在传统社会和早期现代社会，人们会受到明确的角色和地位规范的强大影响，使得个体很少出现“我是谁”等有关身份和认同之类的问题，即便出现，答案也相对简单（Howard，2007：27）。然而，随着第二现代性的来临以及其中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削弱了个体有关自我认同的确定性。换言之，由于社会分工、专业化变得极为复杂和支离破碎，使得个体不再可能完全获得一种稳定的身份感和自我感，个体也无法有效预见未来的发展并顺利获得新的身份或角色。同时，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相伴而来的则是社会、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各种变化，人们在获得大量机会的同时也承担着做出选择后的相应潜在风险，这就逐渐将身份或自我认同转变成为了当代社会中的个体和社会都非常关注的重要问题。
总之，身处晚期现代社会中的个体，虽然拥有对不同身份上的选择自由，但是其中没有一种是被预先设定好并且可以被直接采用的确定选择。在这种背景下，个体的认同问题也就变得更加突出，这就提高了大众试图通过生活实践去寻求解决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