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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已经开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面临着新航程的机遇与挑战。我们在谈论人力资源开发法制建设时，不能脱离人力资源开发工作的时代背景、国际背景等。每一个阶段的人力资源开发工作重点不同，人力资源开发工作需要关注的问题不同，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所处环境不同，受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程度不同，人力资源开发法制建设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也存在较大差异。
比如，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疫情带来劳动方式的改变，其中，远程办公成为一种重要的用工方式。但劳资双方在界定是否提供劳动等方面容易产生分歧，司法实践中因远程用工产生的纠纷不在少数。基于此，远程工作的立法完善亟待解决，比如，可考虑将远程工作纳入《劳动法》或《劳动合同法》，对远程工作的概念及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作出规定。又如，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法律保障被提上日程。再如，乡村振兴背景下，积极促进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是乡村振兴各项政策法规的主要着力点。
总体来看，我们目前讨论的人力资源开发法制建设，处于当前建设人才强国、建设法治中国等大的时代背景下，处于国际人才争夺战等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在此背景下讨论我国人力资源开发法制建设，自然应当体现时代要求、直面国际国内环境需要。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人才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作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重大决策，确立了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布局。2002年中央下发《2002—2005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明确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加快推进人才立法是人才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设人才强国的重要内容。2003年中央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提出，要加大人才工作立法力度，围绕人才培养、吸引、使用等基本环节，建立健全中国特色人才工作法律法规体系。2010年《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把用法制保障人才发展作为一项重大任务列入议事日程，提出建立健全涵盖国家人才安全保障、人才权益保护、人才市场管理、人才资源开发管理等方面的人才法律法规。
在人才强国战略背景下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法制建设，一方面需要重点关注人力资源开发法制建设的主旨。通过人力资源开发法制建设要达到怎样的目的、规制何种行为、形成何种稳定的预期，这些在多年的人才工作中已经形成初步的认识。另一方面还要突出人力资源开发法制建设的重点，包括建设人才强国的过程中，如何选择人力资源开发的不同方法 [2] ，人才工作中的突出矛盾需要哪个效力层级的法律进行规制，哪些问题需要强制力进行保障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的奋斗目标，强调法治思维，要求“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的十九大报告对这一总目标进行了重申。在法治中国的大背景下，各项工作的开展都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人力资源开发工作亦不例外，完善我国人力资源开发法律体系的需求更加迫切。
法治中国背景下的人力资源开发法制建设，需要厘清四个问题。一是党管人才与建设人力资源开发法律体系的关系。人力资源开发法律体系是党管人才的法治保障，法律手段可以促进人才工作不断科学化、规范化。党管人才是完善人力资源法律体系要遵循的主线，同时还需理顺组织部门与其他人才工作职能部门的关系，充分发挥党管人才的制度优势。二是人力资源开发中政府职责的界定。有限政府是法治的应有之义，法治有助于造就有限政府。人力资源开发的主体包括自我、组织、社会、国家等，人力资源开发中的政府职责应当与自我责任、企业责任、社会责任等严格区分开来，需要清晰界定人力资源开发中的政府职责，确保政府不缺位、不越位。三是人力资源开发各相关主体之间法律关系的界定，包括界定人力资源、企业、社会组织、政府等相关主体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等。四是目前我国人力资源开发法律体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完善法律体系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和突出矛盾，实现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
国际人才争夺战对我国人力资源开发工作的国际化要求更加明显。人力资源开发工作的思路要更加开放，从体制内选人要转变为从全球70亿人中发现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开发的国际化需要建立一套跟国际接轨的体制机制，让国际人才“来得了、待得住、用得好、流得动”。法治是国际通行的治理工具，法治环境是国际共通的人才制度环境。人才工作国际化的首要工作是人力资源开发的法制化。国际人才争夺战背景下，完善我国的人力资源开发法律体系应当着重把握国家需要，地方的人力资源开发立法应充分体现地方特色。立足自身发展阶段，解决我国突出问题，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形成制度优势。
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是，国际人才争夺战背后有着极为复杂的国际关系局势。折射到人力资源开发的法制建设上，如何运用法律手段进行反制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比如，美国将法律制裁作为压制中国的主要手段，在人才、科技等领域将我国实体及个人作为法律制裁的主要对象，国会立法、执法机关指控、联邦法院审判三个环节相互支撑，实现对中国的单边法律制裁。理性推进法律反制，需要我们全面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综合利用立法、执法、司法等手段开展斗争，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尊严和核心利益” [3] 的讲话精神，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解决中美科技、人才交流中的疑难、重大问题。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