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党管人才是我国人才工作的根本保证和首要原则，也是我国人力资源开发的基本制度。党管人才是人力资源开发的基本遵循，强化制度建设是坚持党管人才原则的关键。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将党管人才的政策性原则转化为规范性原则，是推动党管人才原则发挥人力资源开发积极作用的重要保障。在党管人才原则的指引下，人力资源培养培训、使用、激励、流动等各环节的法律规范是我国人力资源开发工作的重要法律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择天下英才而用之，关键是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 [2]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明确指出：“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 [3] 党管人才工作要实现新的发展和突破，就必须在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人才成长规律与法治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开展探索。
党管人才工作的开展在法治中国的背景下进行，同时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保证。党管人才工作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通过党的领导实现人才工作的法治化。
一方面，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党管人才工作的开展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就是要遵循价值规律、竞争规律和供求规律，发挥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人才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客观要求。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就是要以法律原则和法律精神为指导实现党管人才，通过党的领导实现人才工作的法治化。在党的领导下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实现用人单位和人才权利不受侵犯，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
需要注意的是，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并不排除党委、政府对人才流动的宏观调控。一味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而忽视对人力资源流动的宏观调控，忽视对人力资源公共服务的提供，将不利于人才吸引能力弱、留才环境不佳的经济欠发达地区之发展，也有悖社会公平正义之原则。
党管人才工作要在坚持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理论的指导下，充分尊重和利用人才成长规律，在人才规划、人才评价、人才引进、人才培养和人才使用等环节形成良性循环，进而形成具有一般性特征，体现共性规律的人才工作方法。
人才的成长与发展有两个关键因素，即自身素质的培养和成才环境的营造。人才的成长需要通过学习获得知识和技能，也需要通过实践活动开发自身能力、积累经验。在党管人才原则的指引下，破解人才培养瓶颈，促进人才自身素质的提高，激发其创造的能力。注重人才培训开发服务的提供，由中介培训机构为主体，构建人才知识技能培训开发服务市场。在党管人才原则的指引下，营造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促进人才更好地发挥作用。在全社会营造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环境，增强人才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荣誉感，用公开公平公正的制度环境和敢于为事业不拘一格用人才的政务环境吸引人才。良好人才发展环境的建立有赖于全方位人才服务体系的完善。党管人才工作要根据人才成长的个体差异，分类指导不同地域、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制定人才服务政策措施，提高人才服务政策的灵活性和可操作性，因时、因地、因人开展人才服务工作，注重人才个体需求差异，形成差异化、多样化的人才服务体系。
我国党管人才工作的开展是在法治中国的背景下进行的，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保证。党管人才是人才工作的重要原则 [4] 。
党管人才应遵循法治规律。“所谓法治规律，就是指世界各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在民主的基础上制定良法，必须确立法律的最高权威，必须依法治理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 [5] 。党管人才工作的依法开展既要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首要原则，也要遵循法治规律，依法治理，更好地落实党管人才原则。
落实党管人才原则，应当致力于实现法律规范的一元多样化和人才开发的法治化。法律规范的一元多样化是指调整党管人才原则的法律规范应当在宪法这个“一元”主体之下，实现软硬并举的混合法治理模式。党管人才的方式应当从管理转变为治理，改变过去命令-控制型的管理模式，把“管”的着力点放在为人才提供服务上，使人才的巨大创造潜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人才开发的法治化指的是在宪法的框架下，在法律规范允许的范围之内，实现人才开发的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教育是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途径。我国聚焦教育教学活动，针对各级各类教育，基本上形成了“以宪法为统领，以8 部教育法律为主体（框架），16部教育行政法规，100余项省级人大、政府制定的地方性教育法规，200多项教育部门规章和地方性规章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法律法规体系” [6] 。这些教育法律法规为保障我国以教育促进人力资源内涵式开发提供了法律依据。
教育法律体系对人力资源培养培训的推动主要体现为：一是法律明确教育经费投入的国家责任。法律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教育投入上的相应责任，提高教育经费投入。在法律规定中，建立教育投入逐步增长的监督机制，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通过法律的引导功能，确保城乡之间教育投入比例的合理分配；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之间教育投入比例的合理分配；平衡地区之间的差异，使教育投入向西部不发达地区倾斜。
二是国家在坚持以政府投入为主的前提下，支持和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建立国家、个人和社会的多元经费投入机制。在确定适当门槛的前提下，不仅提供政策的支持，而且通过财政直接投入的手段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办学，建立国家、社会和个人多元教育经费投入机制。
三是国家法律支持和鼓励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从学历教育的“一枝独秀”逐渐发展到多元化的教育体制。把发展职业教育作为我国人才培养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来抓，从教育投入和政策上给予充分的支持，实现职业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四是国家致力于从“一次性学历教育”向终身教育转变，通过法律手段推行继续教育。通过立法赋予用人单位和员工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以鼓励和强制继续教育的发展。
除此以外，科技领域的法律规范也为人力资源的培养提供了依据。比如，《科学技术进步法》规定，国家设立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基础研究和科学前沿探索，培养科学技术人才。
人力资源使用的法律引导机制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通过法律确立用人单位对人力资源的选拔和使用制度。比如，《公务员法》规定，录用担任一级主任科员以下及其他相当职级层次的公务员，采取公开考试、严格考察、平等竞争、择优录用的办法。《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规定要进行岗位设置和公开招聘，为建立公平竞争、择优录用的人才选拔和使用制度提供法律依据。事业单位根据职责任务和工作需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岗位。岗位应当具有明确的名称、职责任务、工作标准和任职条件。事业单位新聘用工作人员，应当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但是，国家政策性安置、按照人事管理权限由上级任命、涉密岗位等人员除外。
二是通过法律禁止人力资源使用方面的歧视，保障人力资源的权益。比如，《就业促进法》对公平就业进行了具体规定，明确保障妇女、少数民族劳动者、残疾人、传染病病原携带者、进城就业的农村劳动者等的平等权利。用人单位招用人员，除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用人单位招用人员，应当依法对少数民族劳动者给予适当照顾。用人单位招用人员，不得歧视残疾人，不得以是传染病病原携带者为由拒绝录用，不得对农村劳动者进城就业设置歧视性限制。
三是通过法律规范人力资源使用过程中的相关关系。比如，《劳动法》规范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清晰界定了国家、用人单位、劳动者的相关权利义务，明确要求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此外，《劳动法》明确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文艺、体育和特种工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必须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并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人力资源激励的法律促进机制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通过法律明确物质激励的方式方法、资金来源、主体对象等。人力资源开发的物质激励制度包括薪酬、奖金、期权、股权等收入分配制度。通过法律确立新的收入分配方式的合法性。在收入分配上，改变吃大锅饭的传统做法，收入体现人力资源的价值，对于确有贡献的高新科技人才、高级管理人才和科技人员等给予合理的技术权益分配和奖酬政策。比如，《劳动法》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科学技术进步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和企业事业组织应当采取措施，提高科学技术人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对有突出贡献的科学技术人员给予优厚待遇。国有企业应当建立健全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分配制度，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公务员奖励规定》对工作表现突出，有显著成绩和贡献，或者有其他突出事迹的公务员、公务员集体给予奖励。
二是建立国家表彰奖励制度促进人力资源精神激励。我国目前已经建立了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的意见》为指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为主体，《中国共产党党内功勋荣誉表彰条例》《国家功勋荣誉表彰条例》《军队功勋荣誉表彰条例》为补充的制度体系。即“党中央制定一个指导性意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一部法律、有关方面分别制定党内、国家和军队3个功勋荣誉表彰条例” [7] 。我国的表彰奖励制度全面规范了以国家、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或部门、地区、系统的名义对为国家和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杰出人士或组织团体，通过授予荣誉称号、勋章、奖章、奖金等形式进行精神、物质奖励的行为。
我国人力资源流动法律规范的整体方向是进一步打破人才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保障个人择业自由权和单位用人自主权，充分发挥人才作用。确保人力资源自由流动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规范，一方面规范用人单位因担心人才流失限制流动，另一方面规范人力资源因个人利益不顾用人单位利益辞职。人力资源流动的法律规范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通过法律规范流动的对象。比如，《人才市场管理规定》明确，用人单位不得招聘以下五类人员，分别是：（一）正在承担国家、省重点工程、科研项目的技术和管理的主要人员，未经单位或主管部门同意的；（二）由国家统一派出而又未满轮换年限的赴新疆、西藏工作的人员；（三）正在从事涉及国家安全或重要机密工作的人员；（四）有违法违纪嫌疑正在依法接受审查尚未结案的人员；（五）法律、法规规定暂时不能流动的其他特殊岗位的人员。再如，《干部调配工作规定》明确，见习期未满的或者正在接受有关部门审查处理的，一般不得调动。
二是通过法律规范从事人力资源流动的机构。比如，《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从事人力资源服务业务，人力资源市场活动等进行了具体规范。同时规定，人力资源流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对服务期、从业限制、保密等方面的规定。
三是通过法律规范流动的方式。比如，在入口方面，《公务员录用规定》明确，录用公务员采取公开考试、严格考察、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的办法。《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强调，事业单位新聘用工作人员，应当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但是，国家政策性安置、按照人事管理权限由上级任命、涉密岗位等人员除外。在过程方面，《公务员转任规定》明确了公务员在公务员队伍内部不同职位之间的交流或交流到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单位）工作人员职位的行为规范。《干部调配工作规定》详细规定了在国家机关和事业、企业单位之间调配干部的条件 [8] 、程序等。在出口方面，《公务员辞去公职规定》明确了公务员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申请终止与任免机关任用关系的行为规范。《公务员辞退规定》明确了机关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解除与公务员的任用关系的行为规范。《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辞退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暂行规定》对事业单位辞退人员的范围、条件、程序及法律后果作了明确规定。
四是通过法律规范人力资源流动的方向。国家通过规定法律责任的形式，排除用人单位对于人才流动采用非市场的阻碍手段。通过对法律责任的规定，对用人单位引进人才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惩戒。制定优惠政策，引导人才向企业流动，引导人才向西部地区流动，促使人才资源在分布结构上能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1] 实行聘用制的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的关系，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村劳动者（乡镇企业职工和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除外），现役军人、军队的文职人员，家庭雇佣劳动关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等，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人等均不适用《劳动法》。
[2] 习近平：《在〈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关于2013年工作情况的报告〉上的批示》，2014年5月3日。
[3]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5页。
[4] 有学者将人才与执政党的地位紧密联系，提出“政权更迭的周期律直接表现为使用人才的周期律”的观点，足以表明人才工作以及党管人才工作的重要性。参见邵景均《人才问题决定执政成败》，《学习时报》2005年4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将人才问题提升到事关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高度。
[5] 袁曙宏、韩春晖：《社会转型时期的法治发展规律研究》，《法学研究》2006年第4期。
[6] 叶齐炼：《完善我国教育法律体系的思考》，https://www.sohu.com/a/296239601_284354，2021年4月12日。
[7] 新华社：《营造见贤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的良好氛围》，《人民日报》2017年7月28日第2版。
[8] 第七条 各级人事部门可据下列原因之一，在国家机关和事业、企业单位之间调配干部：（一）改善干部队伍结构进行的人员调整；（二）满足国家重点建设、重大科研项目及国家重点加强部门的需要；（三）充实基层单位，支援边远贫困地区和艰苦行业；（四）补充国家机关和事业、企业单位人员空缺；（五）安置因单位撤销、合并或缩减编制员额而富余的人员；（六）调整现任工作与所具有的专业、特长不相适应的人员；（七）解决干部夫妻两地分居或其他特殊困难；（八）符合政策规定的易地安置；（九）满足国家机关、事业、企业单位其他工作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