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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人力资本理论可以解释政府为什么要进行人力资源开发，履行人力资源开发的职责；政治学的善治理论可以解释政府应当如何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政府职责应当如何履行；管理学中的国家竞争力理论可以解释政府履行人力资源开发职责会产生什么效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可以为人力资源开发法制建设提供方向和路径。
诺贝尔奖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W.舒尔茨（Thodore W.Schults）是公认的人力资本理论的构建者。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理论最为著名的观点，即在影响经济发展诸因素中，人的因素是最关键的，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的提高，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的多寡。人力资本的概念，可以概括为几个要点：首先，人力资本体现在人的身上，表现为人的知识、技能、资历、经验、熟练程度等能力和素质；其次，在前者既定的情况下，人力资本表现为从事工作的总人数及劳动市场上的总工作时间；再次，人力资本是对人力的投资而形成的资本，是投资的结果；最后，对人力的投资会产生投资收益，人力资本是劳动者收入提高的最主要源泉。
人力资源开发的过程就是促进人力资本形成的过程。一般而言，在人力资本形成的前期，政府在人力资本投资中起主导作用，这表现为教育经费主要来源于国家的财政支出。政府的基本职能为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政府不仅是投资者，也是宏观管理者和调控者。政府应当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对人力资本总投资进行宏观管理，创造和改善人力资本投资环境，为其他的人力资本投资主体营造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由于人力资本投资具有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人力资本投资的巨大风险使得企业和个人积极性不高，此时需要政府积极弥补市场的缺陷，履行政府在人力资本投资中的职责。此外，政府还需维护人力资本投资的社会公平。经济落后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往往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难以形成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本投入的良性循环，政府可通过投资补助等政策扶持的方式平衡地区之间的差异，引导人才的有序流动。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普遍关注善治理论。简言之，善治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从语义上来看，善治指的是良好的治理。治理与传统统治的主要区别有四个方面：一是主体不同，统治的主体就是政府，治理的主体除了政府，还有民间组织、企业、各种自治组织等，是多元治理主体。在人力资源开发领域，主体除了政府还有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等。二是范围不同，治理的范围要大得多，以人力资源开发为例，不仅涉及国内人力资源培养、使用、权益保障等内容，还涉及国际人才流动等非一国法律管辖之事务。三是权力的向度不一样，二者都要管理，对于统治而言，权力是自上而下单一向度的，而治理更多的是协商，权力向度是平行的。人力资源开发中的治理体现为人力资源开发各环节中的公众参与。四是依据不同，统治依据的是国家法律，而治理的依据除了国家的法律，更多的是规范，既包括社会的规范，也包括各项政策。人力资源开发领域目前尚无统领性的法律规范，多为政策，如何有效发挥政策灵活性以及法律稳定性的优势，创造良好人力资源发展环境，是政府在治理过程中不得不直面的问题。
根据善治理论，政府在人力资源开发中职责的履行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这主要体现在投入主体的多元化，政府应当充分发挥引导作用，倡导企业、社会组织与个人积极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投入，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其次，人力资源开发中的公众参与度。政府履行人力资源开发职责时，应当明确权力的向度并非自上而下，改变传统的命令—控制模式，充分发挥用人单位的主体作用。最后，人力资源开发的法制化建设。人力资源开发的依据应当是一种一元多样化的结构，即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硬法与软法并存的形式。目前政府应当积极推动相关立法研究，及时将稳定可行的政策上升为法律法规，实现人力资源开发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在专门研究国家竞争力的学者当中，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是从企业的竞争力入手的，但该理论强调必须解释国家在创新过程中的角色，解释了国家怎样为企业提供环境，使其能在特定产业中的创新超越其竞争对手。在波特的国家竞争力理论模型中，有四种决定性要素，而政府的角色在于影响这四种决定性要素。其中一项重要的要素为要素环境，包括人力资源、物质资源、知识资源、基础设施等。政府政策的宗旨在于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政府行为的尺度要在“干预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之间折中。政府行为和政策对国家竞争力的影响至关重要。政府有效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与人才政策是提高企业和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条件。政府履行人力资源开发的职责，通过提升人才国际竞争力的方式影响国家竞争力结构当中的要素环境。国家竞争力来自政府和市场，而在中国市场经济尚不成熟的阶段，政府的作用尤为重要。政府要发挥引导、协调、促进的作用；事实上，我们在调研过程中也发现，中国的地方政府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发挥了强大的作用，为提升人力资本的国际竞争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基本原理，在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汲取世界法治文明精髓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最新实践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和理论升华，逐步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语境下的党的领导，指的是法律体现党的主张和人民意愿的统一，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党领导人民实施宪法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具体到人力资源开发法制建设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是开展人力资源开发工作的前提，是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法制建设的首要原则。党在宪法法律的框架下领导人民制定人力资源开发的法律法规，实施人力资源开发的法律法规。
实现良法善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良法善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和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要求。具体到人力资源开发法制建设工作中，实现良法善治就是要形成一套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人力资源开发制度体系，同时运用这些制度提升管理人力资源开发各方面事务的能力。
[1] [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04页。
[2] 李兴军、徐文胜：《人力资源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8—20页。
[3] 王亚利、罗堰、杨治国：《人力资源管理》，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15—16页。
[4] 方振邦、邬定国：《人力资源管理》，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年版，第20页。
[5] 方振邦、邬定国：《人力资源管理》，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年版，第19—20页。
[6] 侯靖璇：《论人力资源及人力资源开发的概念及特性》，《人才资源开发》2016年第2期。
[7] 余兴安：《激励的理论与制度创新》，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8] 萧鸣政、王霄勇、李鑫：《科学发展观与人力资源开发》，《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0年第4期。
[9] 侯靖璇：《论人力资源及人力资源开发的概念及特性》，《人才资源开发》2016年第2期。
[10] 宋源：《人力资源管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版，第9—10页。
[11] 人才强国战略课题组：《人力资源开发的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12]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4、75页。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99页。
[14]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页。
[15] 人才开发专门立法指的是人才开发特定环节的立法，如人才培养、引进、使用、评价、流动、激励、保障等。《深圳经济特区人才市场条例》属于人才流动环节的立法。
[16] 顾海兵：《建议弃用人才概念》，《南方周末》2007年7月12日第E31版。
[17] 盛若蔚：《2003年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以来我国人才发展纪实》，http://news.nwafu.edu.cn/ssyw/6982.htm，2021年6月1日。
[18] 人才综合立法指的是适用于各类人才队伍和人才开发工作各环节的立法，调整和规范人才工作和人才事业发展中的基本问题。
[19] 吴江：《人才概念新内涵》，《中国组织人事报》2010年6月25日。
[2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1日。
[21] INSEAD（2016）：The Global Talent Competitiveness Index 2017，Fontainebleau，France.First edition，printed December 2016.p.12.
[22] 钟祖荣：《走向人才社会》，党建读物出版社2014年版，第61—63页。
[23] 程干远：《对人才立法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中国法学》1987年第4期。该学者还在《政治与法律》1987年第2期发表题为《关于人才立法的指导原则》一文，探讨人才立法既要具有宪法规定的一般指导原则，又应该具有其根据自身法律调整对象的特殊性所形成的特殊的指导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