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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江作为毛南族人口核心分布区，地处广西西北部，云贵高原东南部，大石山和山间稀有的平地伴着人们世代生存，这里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有着长久的多元文化互动共存的历史，环江县的政治发展进程见证并参与了中国从一个王朝国家向主权多民族现代国家转变全过程，县域政治文明的建设正是在这样的转型中不断前进并深刻地关联着国家政治的演变。
环江之政治最早可追溯至秦皇汉武之时，早在那时此地就被纳入王朝国家的郡县系统之治。史载其在秦朝属桂林郡、汉曾为南越国所属，后被汉武帝置于郁林郡，三国时属吴郁林郡，两晋南北朝大部分时期属桂林郡，隋时则属始安郡，唐则置环州，属岭南道，成为境内行政设置之始，环州下辖八县，唐天宝元年又改为正平郡，五代十国环州先属楚，后属南汉，宋朝属羁縻州，分为归仁、长宁、多蓬、古劳各县，元朝以后置思恩县，虽然县置隶属屡有变化，但是，县之设置则一直保留至民国，所属区划亦曾盈缩有变，民国时期分属思恩、安化、宜北三县。 [1]
民国时期，国家政治由王朝统治向“五族共和”转型，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思恩、宜北两县行政设置也屡屡变化，1912年置思恩、安化县（后改称宜北县），隶柳江道。1916年两县直隶广西省政府，1919年属宜山民团区。20世纪20—30年代则曾隶于柳州民团区、柳州行政监督区、庆远行政监督区、第七行政监督区、第二行政监督区和第十行政督查区。20世纪30年代思恩县全域划设为中团（5甲）、前团（8甲）、后团（7甲半）、左团（9甲）、右团（11甲半）、附团（领五峒、上里、中里、驯驻、永安等），共45甲；1931年，撤团设区，改为中区、前区、左区、右区、后区、附左区。1936年实行乡村甲制，环江设19乡，宜北有6乡。事实上，国民党组织直到1929年才真正实现对思恩县和宜北县的统治，两县的国民党组织机构和区乡等严密组织均在随后十年左右才全面建立起来，20世纪40年代初始建立起两县的国民党县级党部，并强化了对乡村的统治。思恩县乡村的行政组织20世纪30年代为各区设团局，各区下设乡、村、甲，乡村甲各设有长，其间还实行过“三位一体”制，即乡长兼中心校校长、民团后备队大队长；村长兼任国民基础学校校长、民团后备队队长，撤销了各区，思恩县共设19乡。村以下则以自然屯为一甲，设有甲长。 [2] 宜北县行政设置大体与思恩县相同。
清末民国以后，思恩、宜北两县不仅行政归属和基层行政屡有变化，民主革命政党活动成为两县政治生活中的新现象，两县域的先觉者直接参与了国家政治变迁的进程并影响到区域政治生活的变迁。比如，出生于宜北县的卢焘，1905年加入同盟会，1910年进入云南讲武堂学习并曾与朱德结义。1911年参加云南新军反清武装起义，后担任过黔军团旅长、代总司令、贵州省省长等职，还曾两度当选广西省国大代表，1949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3] 更有1930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一、二纵队约3000人从广西东兰入贵州榕江，以分散桂系军阀注意力，解决粮草和武器装备不足困难，在红军的影响下，宜北、思恩两县有200多人参加红七军。1936年广西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中共党组织派5名共青团员到宜北县开展革命活动，1938年中共党组织也派党员至思恩、宜北边境区域开展革命活动，1940年中共宜山县地下党特支组织也已开展活动，覃展 [4] 、覃华儒、覃有莘、潘若 [5] 等革命者成长起来，也影响到一批进步青年，他们于1941年成立“宜北同志会”的组织，举办工农革命干部训练班、组织工农革命地下武装等。 [6] 革命者的活动对思恩、宜北两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基层社会吸引了谋求变革的乡村青年。例如，1948年下南乡有回乡青年学生开办补习班、聚集当地青年宣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论》；1949年9月，县内进步分子组建“思恩县解放委员会”，号召社会各阶层人民行动起来迎接解放，并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此地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依靠力量。 [7] 1949年11月下旬，宜北、思恩两县先后解放，两县县政进入全新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从政治主体、政治目标至政治文化都将发生重大变革。
总之，在王朝国家千年的变迁中，历史典籍虽略记环江县所属区域政区，但是，对于区域具体政治生活及其构成和运行，以及数千年来的变化却缺少记载。从清末民初以来的相关史料，以及当地社会汉字系统的普遍使用和发达状况不难判断，在王朝历史上这一区域与王朝中央政治相系、文化相通、社会生活相连。当然，这与王朝中央的“教化”措施有着深刻的联系，据载，宋代王朝政府就曾在此设置儒学训导，明代则有学宫，清代康熙二十四年（1685）设书院，至清末民初，仅有2000余人的上南乡就设有8个塾馆，人口约万人的中南和下南，20多个村庄有延师设塾的现象，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科举制时，在州县文庠获文武秀才、贡生、廪生有30余人，“教化”之功可见一斑。 [8] 政治生活亦与王朝政治性质相符，据1934年一项思恩县的调查，思恩县域内一部分地方有奴隶存在，他们终身无代价地为主人做工，奴隶大半是由于饥荒等被主人买回者，短期债奴及童仆、婢女在当时的思恩县很普遍，10—13岁的孩子可典当1—20毫洋，期限8—10年；当时对县域政治生活也有定性研究，该调研称：“讲到政治，可说完全是封建的统治。自从农村有组织以来，无论最初的保卫局，后来的民团局，以及最近的区、乡、村，一律由豪绅所包办，换汤不换药，而且已成世袭；父亲是个有名人物，他儿子将来也必然独霸一方。他们藉着超经济的力量，任意敲诈农民以自肥。”但是，这里由于特定的自然环境，土地占有较为平均，除很少几个占有几百亩的大地主，90%以上是自耕农并有自己的土地且换工普遍。 [9] 可见，宜北、思恩两县并未因道路交通之阻碍而完全与中央政治相隔绝，近代以来变化至巨，从政治至文化教育与全中国的变化节律和步伐更加一致。
1949年11月，宜北、思恩县先后解放，两县政治生活发生剧变，县域政治生活从结构、组织到政治生活目标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而且县域自治活动所依据的一般经济生活和所有制也发生了重大变革。中国共产党组织成为县域政治生活新建构的主导者，传统社会政治生活中被排除于政治权益分配之外的阶级阶层在制度变革中成为县域政治文明建设的主角，并且在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治建构中不断强化着人们的权益意识，同时，也增强了县域居民政治参与度。 [10]
如果说国民党组织进入宜北、思恩两县，开启了资产阶级政党制度对县域政治生活之影响，那么，一个宣称代表人民利益政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在宜北、思恩县正式建立县级组织则开启了重置阶级关系，打破阶级剥削制度和体系的政治建设新时代。1951年1月1日，中共思恩县委成立，县委下属4个区委会1个办事处，3月，宜北县恢复建设置，4月1日成立中共宜北县工作委员会，但未设工作机构。两县合并后，下辖8个区委会，7个机关党支部，共有党员55人，乡镇及以下的基层党组织均未建立。此后，党员队伍不断扩大，到1953年，党员268人，全县有8个基层党委和20个党支部。
1949年12月，广西全境获得解放。1950年1月1日，思恩县人民政府成立，县政府设在思恩街，政府机构由秘书室、公安局、税务局、文教科、民政科、财政科等构成，县下有一处（宜北行政办事处，驻明伦街）、四区（一区驻思恩街、二区驻水源街、三区驻洛阳街、四区驻下南街）。1951年4月，撤销宜北行政办事处，成立宜北县人民政府，政府机构由秘书室、民政科、财粮科、公安局构成，下辖6个乡，即城厢、崇兴、治安、驯乐、道安等。两县合并后，随着行政管理内容的不断增加，县人民政府构成机构增加了粮食、建设、司法、卫生、交通、统计等科。县以下有8个区，分别为一区驻思恩街、二区驻水源街、三区驻川山街、四区驻下南街、五区驻大安街、六区驻明伦街、七区驻东兴街、八区驻驯乐街。
20世纪50年代初，宜北和思恩两县社会秩序尚未稳定，土匪有着很大的社会影响，据史载，1950年4月，宜北县58个村街，土匪占据56个，思恩县的寨谷乡（今大才乡）大部分为土匪所控制。因此，当时剿匪成为恢复当地社会秩序的重要措施。与此同时，农民组织也得到不断发展。1950年春，县区设农民协会工作机构，五个区也相继配备农协会工作人员。思恩县第一个基层农民协会于1950年2月20日在田因街成立，当时参加的农民、贫民440人；宜北县第一个基层农协会于1951年5月中旬在江龙村产生，参加的农民350人。1951年思恩、宜北合并为环江县后，全县共有基层农民协会104个，参加的农民4.5万人，这一组织在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组织互助级、合作社及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1952年整顿农民协会，改以乡为单位成立农民协会组织，至1953年，全县有63969人参加了农民协会。
在新的社会秩序建构中，没有青年人的参与便不可能实现良好的社会效果。1951年，两县合并后，环江县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环江县工作委员会，全县8个区成立共青团的工作机构，1954年召开了第一次团员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环江委员会，全县共有团员1740人。
妇女也是新社会秩序构建不可多得的力量。1950年10月，县民主妇女联合会成立，1951年5月，正式委任妇女联合会干事，下设宣传、组织、福利三部。此外，还建立了相应的工会组织，1953—1954年，思恩县有基层工会4个，即邮电工会、建筑工会、教育工会、税务局工会，会员共409人。
1950年4月25—26日，思恩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县城召开，各界代表116人出席会议，其中中共代表2人，政府代表2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2人，县农会1人，县教育联合会3人，区长3人，驻县部队代表2人，3个行政区代表101人。按行政区划统计，环江（城关）最多，为21人；其次是洛阳，为17人；再次则分别为社村11人，南平10人，水源9人，寨谷8人，上南、中南各6人，下南5人，大安4人，川山、万干各2人，方安1人。1951年5月，宜北县城（今明伦街）召开第一届宜北县人民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90名，会议主要讨论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当年7月，召开第二次代表会议，参会代表160人，讨论肃清散匪、退租退押、抗美援朝及两县合并事宜。
1952年2月至1953年3月，历时1年有余环江全县完成土地改革。1952年春节期间组成400多人的土改工作队，县委书记兼县长亲自任大队长，下设3个中队和1个直属分队，每个中队下设3个分队，分队下设3—5个组，每组10—15个队员，中队部设有调研、统计、宣传等专职工作人员，分队设统计、宣传各1员。第一期第一批土改重点在一、二区大部分乡展开，土地改革按着访贫问苦、扎根串连、诉苦斗争、清算斗争、划分阶级、成立新农会等步骤进行，第二批重点在三、四、五区展开，第三批重点在六、七、八区展开。从基层政治建设的角度来说，土改的过程也是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稳固的关键，据当时人们的回忆，村长、农会成员和妇女主任等农村组织主要成员的选举，是在土改评功表扬基础上完成村民动员的结果，选举中没文化的选举人用投豆子或请人代写等办法进行，在这个过程中所选的农会、妇联、民兵、青年等组织的领导，有较高的群众满意度，当选的人一般都能够真正当家作主，大胆为群众办事。正是通过土改为农村建立了一支不走的工作队，工作队的工作基础便是打破基层土地封建所有制，农民获得土地，农村社会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社会生产生活的组织有了新的条件和目标。 [11]
总之，新中国成立初期环江县已属多民族杂居县，1953年全县总人口153890人，其中，壮族占88%，毛南族占10%（当时居住在环江的毛南族占全国毛南族总人口的92.31%），其余为苗、瑶、侗等民族。毛南族人口多分布于县境西南部的上南、中南和下南，史称“毛南三乡”，是为毛南族世居发祥地。其中，当时的隆腾、高里、玉环、才门四乡属“上南”，中南、堂八、下塘等乡属“中南”，仪凤、坡川、下南、希远、景阳等乡属“下南”。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