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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提出，当今世界是一个西方主导的世界。 [1] 因而，不可否认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基本上以西方理论为主。但亚历克斯·杨也认识到，国际关系理论向“西”倾斜，这会削弱其解释和产生社会福利的能力。 [2] 从国家互动关系维度看，包括现实主义的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或者均势理论 [3] 、自由主义的机制（Institution）理论 [4] 和建构主义的认同（Identity）理论。 [5] 此外，相关理论来源还包括经济学中的系统经济资源配置（Resource Integration）理论， [6] 管理学中的供应链（Supply Chain）管理理论 [7] 和博弈论（Game Theory）， [8] 区域经济学中的公共物品理论（Public goods） [9] 等。
在现实主义理论框架中，国际关系概念所探寻的实质是对国家利益的追求，以及国家间权利的斗争。但随着全球一体化导致全球问题不断涌现，诸如恐怖主义、区域环境保护和治理、跨境河流管理等，国家之间必须要通过互相的信任和密切的合作来完成。 [10] 传统现实主义理论体系难以适应国家权力以及国家利益内涵不断丰富的历史发展趋势。尤其是经过二次世界大战后，现实主义倾向于以战争、暴力维持国际关系稳定的逻辑逐步显现片面性，国际关系持续和平与发展需要更丰富和高层次的分析体系。新现实主义理论一直强调从国际体系的物质结构及自我利益的角度来解释和说明国际政治现象。 [11] 新现实主义虽然从国家视角，将包括经济和政治收益在内的国家利益，提升到高于国家军事实力的考察因素，但仍然只是将国家权力由军事实力简单扩充纳入政治和经济实力，没有考察到国家间互动背后人的因素，以及可以超越国家的人的社会性和集体性因素。
在过去的70年中，国际间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自由主义各派别针对现实主义进行了批判，尤其是现实主义无法合理解释的非常规案例。核心就在于否定国家为理性行为体的理性主义假定，目的是复兴自由主义理论范式，使之取代现实主义成为国际关系学的新的主导理论。 [12] 自由主义从国际规则约束国家相互依存的表象，分析深入国家内部规则能力对国际规则的塑造，回答了国际规则对国家行为约束力的来源，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是可能的，但缺乏对国际制度和规则体系的本源力及驱动路径的考量。
建构主义尝试以社会观念以及公众认知为切入点，从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解释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这给予现实主义特别是新现实主义很大的冲击，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具有革命性。 [13] 建构主义从国际关系中人的核心因素出发，并将人的社会性作为国家行为分析的关键，同时，将观念的考量上升为作为文化的共有观念，这一方面满足了人在国际关系中“意义”的需求，形成“意义转向”； [14] 另一方面也为通过集体文化及身份的认同破解国际关系的纷繁复杂性，建立了一套科学有效的分析工具，也就是观念可以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首要因素”。虽然，建构主义在国际上以及在中国发展与运用迅速且广泛，得到深度认可和推崇，但一方面从哲学的物质第一性和意识第二性看，建构主义强调观念建构作用似乎有违此原理；另一方面，建构主义仍然需要结合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国际化需求不断发展，尤其是明确“意义转向”后，何为“应然之意义”，也就是人、集体、国家和国际社会“应然的意义”是什么，以及如何实现等问题。
综上可以看出，无论是权力核心的现实主义、制度崇拜的自由主义还是观念认同的建构主义，均专注于对国际社会以及国家间行为关系的阐释与解释，却忽视了国家间互动和国际关系“应然”的发展目标之共识，以及实现该共识和目标的原则与方法。当一个已有范式遭遇反常或危机时，这便是新理论凸显的适当的前奏。 [15] 对于当代全球化危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不应停留在理论分析工具层面，更应从目标和路径方面，提供能形成共识和实现共赢的解决方案。国家发展战略对接虽然与现代国际关系的竞争与合作紧密相连，却是新型国际治理秩序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亟待从国际关系理论体系高度开展系统研究。
东南亚地处亚洲大陆板块的东南区域，主要是由中南半岛区域与马来群岛区域构成，包括11个独立国家。 [16] 东南亚北部陆地与中国接壤，东部连接太平洋，西部连接印度洋，并与印度、孟加拉国区域相连，南部则与澳大利亚等大洋洲国家相隔一片海洋。东南亚区域成为连接亚洲和大洋洲，以及贯通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通道，地理位置上具有两洲两洋之间“十字路口”重要作用。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直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展示出的战略诉求、合作路径和发展目标也在不断演变。中国与东南亚具体国家发展战略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的封闭敌对阶段；改革开放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积极参与阶段；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至提出“一带一路”的深化合作阶段；深入推进“一带一路”的主动引领阶段。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周边地缘格局的升级发展，东南亚区域成为太平洋和印度洋战略“路桥”，也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转承支撑区域，成为地缘安全、政治、经济、文化和非传统挑战多重叠加的焦点区域。在东南亚区域国家体制转型和快速发展的时期，该区域不仅对于中国来说，是从太平洋海上通往环太平洋和印度洋世界的交通要道，也是重要油气能源资源渠道和保障。对于日本来说，东南亚地区也是日本和韩国等东北亚国家航行通向中东的重要路径。对于美国来说，东南亚地区还是经西太平洋进入中东地区的海上重要航线之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发展战略互动中，实现战略对接存在一定的基础条件和支撑，包括在国家发展历史进程中有共同经历和共同追求；在维护和发展本地区繁荣特别是稳定方面具有共同的利益；在国际和地区重大事务中有共同语言和诉求，进而对“一带一路”尤其是古丝绸之路的精神，存在共同的解读以及相似的文化渊源。中国历来坚持的和平发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双赢战略、经济上的合作与相互依赖已成为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共识，双方都以此为基础来建设区域内国家间的和谐关系。 [17]
综上，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变得日益多元化，双方的关系逐渐由双边走向多边，从区域扩展到全球。此外，该区域也面临恐怖主义威胁、毒品及武器、海外投资财产及人员安全、跨国有组织犯罪等一系列非传统安全的挑战，特别是在东盟共同体建成以及南海仲裁案之后，该区域国家间发展战略对接，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频繁性、变化性和复杂性。“东南亚国家独特的战略思维模式和战略行为偏向模式，形成了特有的战略文化和国家安全战略。” [18] 因此，中国与东南亚各个国家间发展战略的对接，其所处的语境不断演化，既是各自国家争取主权相关核心利益最大化的博弈，也是从当前与长远实现均衡收益的综合考量，既包括战争军事、领土领海等传统安全，也包括经贸、文化和意识形态等非传统安全。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等诸多因素推动下，中国与东南亚间关系已经发展成为相互竞争与合作的复合体。可见，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发展战略对接的问题，已经成为新的历史语境下必须正面对待的课题，并亟待通过全面梳理分析，进而形成预判或者指导未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对话、协调与合作的对策措施。
2017年5月14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主旨演讲时强调，“‘一带一路’建设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而是实现战略对接、优势互补”。 [19] 同期发布的《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与中国的贡献》更是明确，“中国努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对接，寻求合作的最大公约数”。 [20] 经过作者梳理发现，战略“对接”的概念正式出现于2015年3月，在中国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倡议书中，提出：“‘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 [21] 但在之前中国“一带一路”以及相关政策文件中并没有“对接”这一正式的概念表述。直至2019年4月，习近平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上的开幕词中指出“继续把共建‘一带一路’同各国发展战略、区域和国际发展议程有效对接”。可见，“对接”在官方文件、讲话和媒体中用得很多，已经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进而推动合作、实现共赢和共同繁荣的重要手段。 [22] 但是，在目前有关研究文献中找不到有关“对接”的理论阐释和概念架构，即尚未有“对接”的确切定义。 [23] 总体来看，目前学术界在分析研究国家间的发展战略互动关系时，并未使用“对接”的表述（英文可翻译为Coordination），很多情况下使用的是“竞合”的概念（英文可翻译为Co-opetitionism）。学术界还没有关于“对接”的理论阐释和概念化建构。 [24] “战略对接”不仅是国际互动理念和观念上的一次更新，还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包容和超越，是更多元、更方便解读国际体系，包括国际关系结构、行为体及过程的全新视角，有着更大、更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空间。 [25]
2019年4月22日中国发布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与展望》报告也指出，中老经济走廊合作建设开始启动，泰国“东部经济走廊”与“一带一路”倡议加快对接，中国与柬老缅越泰（CLMVT）经济合作稳步推进。 [26] 在实践层面，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双多边合作机制层面，中国—东盟（10+1）合作机制、澜湄合作机制、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发挥的积极作用越来越明显。但目前从学术层面看，学术界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发展战略对接的研究成果纷呈，主要集中在域外大国介入的影响领域，或者聚焦于经贸、非传统安全、南海问题等局部热点现实问题。但在“一带一路”全新区域合作理念背景下，对于“战略对接”的系统性和综合性研究相对缺乏，以“对接”理论化和概念化分析国家发展战略关系更是空白。本书分析的背景既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和具体推进，也包括21世纪以来中国一贯坚持的和平发展和周边外交大背景的沿承。东南亚国家发展战略的主体范畴，包括东南亚各个独立的国家，以及东盟、GMS等区域合作的整体。东南亚国家发展战略的客体范畴，即对国家和区域具有关键和全局长远影响的涉外领域，并对该领域进行理念性、方向性和原则性的谋划及举措。
在“一带一路”为标志、主张合作共赢的新全球化趋势下，必须超越主张制度合作的新自由主义、以身份认同决定合作的建构主义以及国家间必然相互激烈竞争的现实主义，而采取更具多元的“战略对接”新范式来思考和解读国际关系。
“互利共赢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关键概念和政策建议，也是推进“一带一路”实施的重要外交政策工具，属于全球化贸易投资和政治外交范畴。在“一带一路”新一轮全球化大背景下，对于国家间关系分析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传统概念来说，“对接”被赋予了构建三个共同体，也就是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新视角，具有更新、更深和更全的理论内涵和概念体系，亟待进行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梳理东南亚国家发展战略脉络，进而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进行推演剖析，在对比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不同分析范式基础上，试图形成发展战略对接的综合分析理论体系，包括动力机制、互动模型和发展机理等理论框架。
“一带一路”倡议体现的中国国家战略意图可以追溯至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中国和平发展战略。中国通过主动改革国内体制和创新机制，积极全面参与国际间市场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一方面通过招商引资大力“引进来”，另一方面通过对外投资促进资本和劳动力及技术等“走出去”，成为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发展理念的具体实践。在该战略意图的指导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发展和升级。通过对“一带一路”倡议意图剖析，并全面梳理东南亚国家发展战略演变过程，从中发现中国“一带一路”与东南亚国家发展战略对接的现象及规律，在全面理论分析和再构建基础上，提出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发展战略的对接策略措施建议。
东南亚区域各个国家既是“一带一路”重要部分，也是周边区域范围内与中国毗邻的国家最多、人口最密集、资源最丰富、历史渊源最久、市场最活跃、国别发展阶段最多元、面临共同挑战最多的地区。因此，梳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发展战略对接经验，并提出策略措施建议，也将服务“一带一路”陆海全面推进，也可为中国与各个发展阶段国别的发展战略对接提供有益借鉴。
张蕴岭教授多次指出“周边是中国崛起的战略依托”。 [27] 李晨阳教授也指出“从结果来看，我们经营了周边几十年，真正的铁杆哥儿们并不是很多”。 [28] 然而，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具有天然地缘联系，而且相互之间的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也十分密切，相互的战略作用和地位也十分关键。因此，通过融入“一带一路”大背景和新使命的“对接”概念体系，重新审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发展战略互动历程，将有利于从中国成为全球性强国的高度来提升周边外交理念，也将有利于从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的纵深来提升经略周边的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