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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发展战略关系的研究纷纷繁繁，也取得了很多积极进展和成果：①学者更多从微观层面对东南亚个别国家对华战略的政策演进进行梳理，在方法论上也较多侧重于经贸合作与外交互动等方面的分析；②学者也从东南亚国情、历史、文化、非传统安全、自贸区等专门领域开展了深入研究；③就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发展战略对接这个主题来看，学术界关注更多的是中国与东南亚的合作具体领域，以及东南亚国家普遍采取的大国平衡外交战略对中国的影响，形成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发展战略存在“对接”的研究结论，并没有以“对接”作为理论工具进行国家发展战略层面的分析研究，而均是采用自由主义、建构主义或者现实主义等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以及相关衍生理论体系进行分析。
关于国家发展战略对接领域理论体系基本上为西方成果。根据对本体论和研究范式上不同的视角，传统国际关系学术领域产生了以摩根索、沃尔兹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学派，以基欧汉、约瑟夫·奈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学派，以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学派等。但从传统国外研究来看，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考察，西方主要以发达国家经历为根据，以发达国家利益为参照物形成价值判断和看法，对发展中国家注意不够，需要我们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新问题。如约翰·西奥西拉里的《大国平衡对当代东南亚的影响》对东南亚区域普遍存在的大国平衡进行了分析，从产生到发展再到未来，最终得出东南亚诸国在该地区不排斥任何一个大国，但一直通过国际规范、规制以及相互依赖等方式，强化对地区安全的影响，以此来弱化和平衡大国利益。 [76] 大量学术分析是从美国与中国博弈视角论证东南亚的战略互动。如美国学者尚博·D的《中美对抗在东南亚：动力换挡或竞争共存？》， [77] 就从中美博弈和对抗角度，分析了东南亚形势和趋势。如德国学者马可·布特的《中国在东南亚的崛起及其对区域制度建设的影响：谁领导谁？》， [78] 也从南海问题等领域梳理中国的行动和角色，进而分析该区域国家间竞争与合作的互动行为。如澳大利亚学者弗恩斯·尼古拉斯的《“亚洲的新希望”？澳大利亚、美国与东南亚经济发展促进》， [79] 也从东南亚区域外大国的介入，尤其是澳大利亚与美国合作的视角，分析并提出域外大国合作是东南亚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效动力。如罗里·梅德卡夫在《重新想象亚洲：从亚太到印度—太平洋》 [80] 中提出，在中国、美国以及印度等国家不断介入和提升影响力的背景下，亚洲区域秩序框架已经逐步拓展为印度—太平洋框架下的竞争与合作。
此外，也有大量西方以及东南亚自身学者，从东南亚自身特点，以及东南亚参与国际合作的不同领域进行分析。如阿米塔·阿查亚《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 [81] 及《文化、区域主义与东南亚认同》， [82] 以及穆罕默德·赛义德《亚太到印度—太平洋：扩大中美战略竞争》 [83] 和伊弗林·高《大国力量与东南亚的等级秩序：区域安全战略分析》 [84] 等，主要从安全和文化角度进行研究，一方面提出了该区域面临共同挑战，需要公共产品供给体系等建议；另一方面也缺乏从经济以及发展视角考察，且客观上也强化了安全的竞争性和文化的差异性，不利于该区域协调合作与良性发展。詹姆斯·艾尔特等的《竞争与合作：与诺贝尔经济学家谈经济学和政治学》展示了一个新趋势，也就是经济学理论被运用到政治学理论中的方法和路径，从而也产生一个积极效果，也就是促进了政治学与经济学两大学科的合作。 [85] 詹姆斯·艾尔特等的《竞争与合作：与诺贝尔经济学家谈经济学和政治学》 [86] 、P.奥沙利文的《地理政治论：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 [87] 均对国际战略竞合进行了分析研究。
此外，马思拉玛尼及彼得森的《东盟方式：建设性接触的结构支柱》对东盟在对待缅甸军政府问题采取的措施进行了分析研究。 [88] 蒂西南·蓬苏希拉克的《东盟在东亚地区秩序中的定位》 [89] 则提出东亚地区正借助东盟这一区域合作机制的不断成长和成熟，在国际秩序与国际竞争合作中提升自身区域的整体性影响力。美国著名缅甸问题学者大卫·斯坦伯格的《缅甸：人人都需要知道》对缅甸自独立以来的外交政策进行了梳理分析，认为缅甸自独立以来一直采取了中立主义外交路线，试图以这样一种方式平衡大国博弈对缅甸产生的影响。 [90] 还有科夫和米内尔《中国“一带一路”：行动、目标和挑战》 [91] 以及伊尔萨德《从“一带一路”看中巴经济走廊对巴基斯坦经济有利么？》 [92] 等，都从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后，提出各自的看法，并针对相关国家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国内学者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这类研究有从战略理论以及战略选择因素上分析，如门洪华的《国际机制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93] 时殷弘的《国际政治与国家方略》 [94] 等；也有通过历史方法开展案例分析和总结的，如钮先钟的《西方战略思想史》 [95] 和《孙子三论：从古兵法到新战略》 [96] 等，也有从国家战略互动中提出中国战略思路与策略的，如黄仁伟的《中国崛起的时间和空间》、 [97] 叶自成的《中国大战略：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主要问题及战略选择》、 [98] 张蕴岭主编的《未来10—15年中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的国际环境》、 [99] 唐世平的《塑造中国的理想安全环境》、 [100] 门洪华的《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国家实力、战略观念与国际制度》、 [101] 阎学通和孙学峰等的《中国崛起及其战略》、 [102] 杨洁勉的《大合作：变化中的世界和中国国际战略》、 [103] 时殷弘的《战略问题三十篇：中国对外战略思考》。 [104] 此外，还有部分学者从美国等其他大国战略研究视角进行分析，如牛军主编的《战略的魔咒：冷战时期的美国大战略研究》 [105] 等。此外，很多研究从一个或者少数关键变量进行切入分析；从文化因素对战略互动的影响分析，如赵景芳的《战略文化的再思考》； [106] 从制定和实施战略的政府机构要素分析，如李际均的《论战略》；从国家领导人或者决策者对战略影响角度分析；从战略的决策、执行和调整的过程分析；从利益集团对战略的影响分析，尤其是国内利益集团对国际体系的影响。也有少数学者从方法论的角度，试着建立一套理解国家战略行为和互动的新理论框架体系。如左希迎、唐世平的《理解战略行为：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 [107] 。
该类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并且有向政治学转化的强烈趋势，也出现了一些成果。如刘洋的《基于博弈论的政府与社会组织竞合关系研究》 [108] ，运用“囚徒困境”和“智猪博弈”等经典博弈模型，分析政府与社会组织行为，从而对公共服务供给提供策略选择。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政府与社会组织竞争与合作的驱动力进行系统分析，建立了政府与社会组织竞争与合作的演化与博弈模型。张幼松的《竞合理论刍议》 [109] 探讨竞合理论的内涵和渊源，分析了竞合产生的原因，以及实施竞争与合作过程中需要的决策要素和观念共识等条件。研究提出，竞合理论是现代企业为主体，在适应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逐步形成指导企业竞争与合作的新型的战略理论。这种理论区别于传统的单纯竞争或者单纯合作模式，强调并分析了企业主体之间，在市场竞争与合作二者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另外，比较有意思的是，东方传统的阴阳学说，以及“和”与“合”学说，还有“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念，都可以为这种新型竞合理论提供东方智慧和文化渊源。
该类研究整体还处于探索阶段，缺乏比较成熟的理论化支撑和全面的体系化构建。如储昭根的《竞合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新探索》 [110] 借用“竞合主义”的新范式，试图对当前不断变化的国际关系，提供理论新尝试，从而解决理论危机。文章重点提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趋势与经济学、管理学等有着一致性，因为国际关系趋于向市场要素合作以及人类社会协同发展，相互同步和关联。随着协同学、共生学等相关学术研究成果的不断突破，经济一体化、信息全球化等诸多因素不断发展，推动了各类研究试图对合作开展新解剖和认识构建。而“竞合”理论从理念上则是新经济学和新管理学发展的又一次革新。熊李力的《共生型国际体系还是竞合型国际体系——兼议亚太地区国际体系的历史与现实》 [111] 提出现代人的发展兼具个体以及社会属性的融合，进而形成竞争和合作兼备的竞合型社会体系。同样理念，在以主权国家为基本考察单元的国际社会体系中，各国之间不可避免既存在大量的共同利益以及与之伴生的共同观念文化，也一定存在相互差异化甚至相互对抗的利益诉求，从而逐步构成了竞争与合作两种状态并存的竞合新型国际社会体系。相比亚洲地区历史上的传统秩序，当代国际体系呈现出更多、更深和更加持续的合作性。与此同时，基于各国主权的独立性，相互之间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因此，当代亚洲国际社会体系呈现竞争与合作并存，不断趋于成熟的竞合型国际社会体系。金应忠的《为什么要倡导共生型国际体系——与熊李力先生对共生性学说理论批判的商榷》提出，国际体系内在本质的共生性外化为共生型国际体系具有历史必然性。 [112] 惠耕田的《层次分析视角下的国际竞争与合作》 [113] 提出，竞争与合作的激发动力主要存在于与社会宏观结构与层次差异性上；在相互作用层面，竞争与合作的持续动力则主要取决于互动双方的主观选择。在更进一步的混合动力型竞争与合作中，竞争表现在消极的对策调整，合作表现在积极主动的相互调适进而实现双方共赢的利益最大化。陈慧君、冷树青的《国家间的竞争合作与借鉴创新》 [114] 提出横向融合的一体化模式，并认为这种模式是人类社会不断进化与发展的重要标识。文章进而指出，对于人类社会横向跨区域的融合，主要动力来源于国际层面的国家间关系竞争与合作程度，而非本国国家内部的社会结构或者基本矛盾，属于外部决定型。国家之间的利益竞争与合作，迫使国家之间相互学习，进而带动文化沟通与文明交流。此外，还有徐勇的《治理转型与竞争——合作主义》、 [115] 张季良的《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突破——介绍〈国际关系学概论〉》、 [116] 俞正梁的《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最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117] 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 [118] 尹继武的《单边默契、信号表达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119] 等。
主要是从大国间以及热点区域，开展了有关国家战略对接的研究。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课题组、王鸿刚的《世界步入更加动荡的多事之秋》 [120] 提出，以2016年为例，持续调整中的国际关系并未促进世界更加和平与和谐。与此相反，随着国际秩序不断打破旧状态，构建新秩序的各方力量不断博弈，各自核心利益不断扩大并相互对立，导致乱象不减反增，全球化治理的能力和共识不断瓦解。邵峰的《大国竞合的四类主要分歧及化解之道》 [121] 提出各国尤其是大国，包括其政府和领导人，都应该像“和平学之父”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所说的从“消极和平”向“积极和平”保持定力，使全球大国之间处于良性的、稳定的、可控的状态。陈向阳的《增强运筹大国关系战略主动权》 [122] 提出全球大国间关系不断发展，全方位的竞争与合作相互交织，“竞合”中的“博弈”不断发展升级，老牌与新兴大国各自群体间“集群博弈”不断涌现。刘鸣的《中美竞合关系发展——基于国际规范、国际战略对冲与协调的视角》 [123] 提出中美两个超级大国，在国家的战略目标方面差异性较大，战略实施方面也存在相互猜疑和排斥。王代敬、李敦瑞的《中美经济竞合的必要性和途径》 [124] 提出中美经济竞合沟通是关键，合作的道路是妥善处理中美相互建立合作渠道和具有风险应对共识。此外还有从单个国别角度的分析，如张春的《试析中美在非洲的竞合关系》、 [125] 刁大明的《中美关系“竞合”常态化》、 [126] 王磊的《从吉布提看中美在非洲竞合》、 [127] 邓秀杰的《俄罗斯与里海沿岸国家的竞合关系》、 [128] 韦宗友的《国际体系转型、中美竞合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 [129] 葉仁傑和张淼的《亚太地区TPP与RCEP的竞合分析及中国软实力提升对策》、 [130] 晓岸的《回望2015年的中美关系——正式开启竞合新常态》、 [131] 周密和杨莹的《中国与印度：大国间的竞合未来》、 [132] 崔立如的《美国“再平衡”战略与对华“竞合”关系》、 [133] 张贵洪的《竞争与合作：地区视角下的中印关系》、 [134] 甘均先的《中美印围绕新丝绸之路的竞争与合作分析》。 [135] 还有从能源等具体领域进行战略竞合分析。如崔宏伟的《中俄欧在中亚的能源竞合关系——地缘政治与相互依赖的制约》、 [136] 余建华的《中南亚能源政治博弈中的大国竞合》 [137] 等。
在东南亚区域，对中国以及该地区国家战略协调的研究也是热点，并充分考虑了域外影响的结合分析。如李晨阳的《中国东南亚政治研究的反思与建构》 [138] 提出，中国学者对东南亚政治的研究数量和质量并不平衡，而且理论和方法论水平都有待提高。周桂银的《中国周边外交的当前态势和未来重点》 [139] 提出，在新的全球化战略形势下，中国外交应坚持提升对周边重要性的认识，尤其是以东南亚方向为优先。全毅、杨立冰的《中国周边地区经济竞合新趋势与我国的对策》 [140] 认为大国在中国周边地区的经济竞争激烈，政治角逐更是不断激化，成为影响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发展甚至是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姜志达的《中美规范竞合与东亚秩序重塑》 [141] 从理性主义的独特视角出发，通过对东亚区域性规范分析，得出“双极发展”、“二元平衡”和“单极发展”三种秩序模型。从亚洲发展的趋势看，文章提出中国与亚洲发展适用于多元模式融合发展。刘一姣的《中国东盟经贸关系中的竞合》 [142] 从纷繁复杂的国际经济现象中，抽象出“表象—载体及机制—效应”三位一体概念，成为“竞合”的狭义定义。此外，还有黄云卿和庞中英的《演进中的共生秩序与多重权力竞合——一种东亚地区治理框架》、 [143] 王望波和邵允振的《合作竞争与互利睦邻——试论新时期中国与东盟关系》、 [144] 黄晓岚的《中日与东南亚关系中的竞争与合作研究》、 [145] 尹君的《冷战后中日在湄公河地区竞争与合作研究》、 [146] 杜兰的《中美在中南半岛的竞争态势及合作前景》、 [147] 卢光盛和周洪旭的《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反恐合作的态势、问题及对策》、 [148] 郭安娜的《当代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政党外交研究》、 [149] 王栋梁的《中国对东南亚的经济外交分析》、 [150] 邓永永的《中国崛起在东南亚的外交战略分析》。 [151] 还有针对中国与东南亚具体国别的战略互动关系和对策研究，如陈翔的《中越关系属性的四维分析》 [152] 从历史、地缘、意识形态、发展四维分析中越关系发展。此外，还有路艳丽的《变动中的缅甸与中国对缅安全战略》、 [153] 徐敏的《中国与东盟国家相互投资的现状、特点及展望》、 [154] 李进和杨艳明的《21世纪以来中国与老挝关系的发展》、 [155] 潘玥的《试析中印尼在南海问题上的互动模型》、 [156] 何峰的《浅析越南与中国东南亚外交突破的关系》、 [157] 杜兰的《“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中国与缅甸的经贸合作》、 [158] 周士新的《演进中的中越关系：转型与前瞻》、 [159] 彭俏的《建交以来的中国与文莱关系》、 [160] 王冬梅的《中国与东盟铁路互联互通建设研究》 [161] 等。
“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战略对接研究有的从“对接”整体概念上去分析和梳理，如庞中英的《论“一带一路”中的国际“对接”》 [162] 提出，“对接”是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一个中心的政策概念，但目前没有系统概念和理论研究。岳鹏的《供需平衡原则对国家间战略对接成败的影响》 [163] 提出，国家间进行战略对接本质上是一种合作行为，这需要两国间的供给和需求处于平衡状态，从而实现战略对接并保障其持久性。王存刚的《国家发展战略对接与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以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为例》 [164] 也提出，所谓国家发展战略对接，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实施对外开放、开展国际合作的一种新形式，包括不同观念、规划以及领导人意图的相互协同。又如冯维江的《“一带一路”的战略对接》 [165] 和张洁的《“一带一路”：战略对接与安全风险》 [166] 提出，国家之间从产业到战略的对接并非无成本的，按照我们欢迎发展中国家“搭快车、搭便车”的原则，中国可能还会支付相对较多的成本，要让“一带一路”的战略对接投入产生更大的效益，就必须在对接国家选择上坚持慎重和科学的方法，找准我们的战略依托。此外，针对东南亚区域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主要集中在印度尼西亚和文莱等海上丝绸之路领域。如马博的《文莱“2035宏愿”与“一带一路”的战略对接研究》 [167] 提出，中国与文莱战略对接有利于更好合作应对共同威胁与挑战，但也必须克服经济发展、规则共识和民族宗教产生的阻碍。又如黄永弟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印尼“全球海洋支点”战略对接的思考》、 [168] 李皖南和王亚琴的《从雅万高铁看中国印尼战略对接》 [169] 等，提出印尼从地缘政治和发展阶段上看，都与中国存在战略对接的可能性，但仍需要以历史与文化为基础，综合考虑政治、军事、社会、民众、宗教与经济等方面的具体合作点，化解冲突与矛盾，推动互利共赢和可持续合作。另外，还有项义军和张金萍的《中俄区域经济合作战略对接的障碍与冲突》、 [170] 王志远的《“一带一盟”：中俄“非对称倒三角”结构下的对接问题分析》、 [171] 金玲的《“一带一路”与欧洲“容克计划”的战略对接研究》、 [172] 陈菲的《“一带一路”与印度“季风计划”的战略对接研究》、 [173] 陈水胜和席桂桂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对接问题：以中国与印度的合作为例》、 [174] 华倩的《“一带一路”与蒙古国“草原之路”的战略对接研究》、 [175] 杨文兰《中俄“一带一盟”战略对接框架》、 [176] 吴思科的《“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中东国家的战略对接》、 [177] 王勇等的《“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土耳其的战略合作》、 [178] 王卫东等的《“一带一路”倡议与〈2020年欧盟领土议程〉的战略对接》 [179] 等，主要研究分析了中国“一带一路”与欧洲、中东以及周边国家的战略对接问题。
综上可见，围绕国家间发展战略对接，相关学者从不同视角开展研究，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也存在一些缺失，尤其是面对全球化进入新时期，面对国际治理与秩序在颠覆与重构中如何发展，现有研究成果在回答“时代之问”和“人类之惑”方面明显无法给出创新思路和务实方案。
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一直以来均是以西方理论为模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坚持和平发展，主动加入联合国支持多边体系，并不断深化国内改革与开放，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从未动摇。此外，中国坚持不以意识形态输出为目的，公正参与国际关系建构。因此，中国也就逐步接受并全面运用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一方面保持与西方的对话沟通，一方面也积极发展自身独特的理论体系。但随着中国在国际关系上地位和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问题以及与中国关系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热点和焦点，中国也客观上成为该体系的理论完善者和实践运用者，却未能真正成为理论构建者和实践创新者。
学者借鉴战略竞合的基于复杂“归因”（attribution）的分析方法，从社会心理学的归因理论出发， [180] 结合经济学市场要素以及管理学博弈理论等，梳理明确国家战略对接的因素体系，并逐步构建国家间竞争中合作的实证分析模型及结论，全面分析了国家战略对接中的因果关系和演变动因。在一定程度上，尤其是针对国家间经济合作领域，以及非安全对抗领域，学者提出了可超越“零和博弈”的合作共赢路径。在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新时期，这一经济合作与管理共赢的理论方向，为构建国际治理新秩序和新规则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也为世界保持和平与发展提供了信心。但仍局限于国别或者区域考量，在面对安全与政治等分析因素时，经济学与管理学理论显现出“信心不足”，未能从和平与发展趋势出发，推动经济与文化倒逼改造安全与政治的理论探索。
通过国家间发展战略的互动，进而产生竞争与合作良性互动局面，学者借此就拓展与完善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新思路。如将现实主义中对国家权力的范畴进行重新界定，突出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现实需求，以及增加对全球共同风险应对与责任分担的考量，甚至从文化以及规则感召软实力角度予以拓展，提出了全新的“国家权力”内涵体系。又如将建构主义中的身份认同进行实证分析，从“差异的个体”向“共生的群体”视角转换，提出国际体系从竞争性向共生性转变趋势，通过构建命运相连的共同意识，对身份认同进行主动影响与塑造。这些都从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对传统理论体系的突破与拓展，但缺乏系统性集成与构建，尤其是针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关系发展实践需求上看，亟待通过新的理论构建与共识，为塑造新型国家间关系、区域秩序与国际规则提供理念指引与方法引领。
针对东南亚区域，无论从具体国别还是具体领域，均从历史与现实、单个与互动、域内与域外等多重视角，开展了大量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并结合该区域安全、政治、经济、人文、生态以及具体合作机制等现实需求，开展了大量实证分析。诸如东南亚国家国别志、中国东南亚经贸白皮书、政治与安全年度报告等，以及中国—东盟发展白皮书、GMS合作发展报告、澜湄合作发展报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发展报告等，尤其是大量聚焦该区域的学术论文和智库机构不断涌现。其中，中国学者还特别专注于结合“一带一路”等战略视角，以及考察“大国介入”等域外因素分析。这一方面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自身拟定与执行国家发展战略提供了系统借鉴，也为全球国家间以及区域合作的规则构建提供了有益经验；另一方面，也带来大量琐碎以及非核心信息影响，未能从学术理论体系方面形成突破与影响力，也未能从实施执行层面构建能广泛产生共识的理念体系。
总体来看，针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发展战略关系的研究，学术界主要关注于针对现实问题提出具体的战略方针，以及通过战略互动分析提供结论。从这个层面上看，学术界反而对国家战略拟定中的规则和方法缺乏足够重视。如何理解国家战略互动中的基本分析框架，或者对战略的互动作用以及影响因素如何构建，这些方面都亟待进行深化和体系化研究：一方面在缺乏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的视角下，超越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突出战略竞争之外战略合作关注的方法论研究，尤其是将“对接”进行概念化和体系化运用的分析工具的突破研究；另一方面也缺乏在“一带一路”深入推进的新背景和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新目标下，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发展战略对接的系统梳理以及策略建议。
因而，随着中国提出并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化进入互利共赢和命运共同体新时期。在国家发展战略竞争之外，需要对战略合作给予更多的关注，并对国际关系理论在方法论上的突破提出了新的期待。面对新型理论分析工具空白以及新型国际关系深度调整尚未定格的现状，既要有填补理论工具体系空白的勇气魄力，也要有聚焦新型国际关系目标开展超前理论研究的责任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