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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英文为strategy）一词最早来源于希腊文：srategos，意为对战争全局的统筹和领导，有“将军的指挥艺术”（英文意义为the art of the general）之含义。随后，德国军事理论家冯·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提出，“战略”是“运用战斗的手段达到战争的目的”， [29] 并把战略要素分为精神要素、物质要素、数学要素、地理要素和统计要素。基于当时的局限性，《战争论》可谓围绕古典战争的教科书，重点强调的是如何具体的战斗，以及在战争中取胜，进而围绕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探讨了战争组织的技巧和艺术，形成了“军事战略”的雏形。可见，战略最初是军事战争领域的概念，可以与军事战略的概念进行同类分析和比较。随后，英国的军事思想家和战略史家利德尔·哈特将军进行了概念运用拓展，由纯粹的军事领域拓展到主权国家的政治目的和对外政策等领域。在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巨大伤亡的基础上，哈特批判克劳塞维茨“战略”定义过于狭隘。哈特认为具体的战斗并不是战争胜利的唯一途径，通过交通封锁、切断供给、心理压迫、经济打压等综合手段，有针对性地制约对方、降低对方战斗力、提升自身获胜掌控力才是真正的军事战略。可见，如果克劳塞维茨的战略理论可以归纳为“战斗的艺术”，则哈特的战略理论则真正拓展为“战争的艺术”。在此基础上，哈特也提出“大战略的任务为协调和指导所有一切的国家资源，以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 [30] 超出军事领域之外的“大战略”概念显现了雏形。但直到二战结束，“战略”概念严格意义上讲仍属于战争和军事范畴。 [31] 二战后，随着世界对战争质疑的不断增强，和平逐步成为国家利益和目标的主流。2500多年前的《孙子兵法》就对战与不战进行了辩证分析。这里孙子即提出了战争核心目标是利益的权衡和得失，也提出“危”而不“畏战”，但更要“慎战”。无论是孙子、伯里克利，还是黎塞留、列宁、俾斯麦、毛泽东等，都是战略思想家和杰出实践者。就国际关系和国家对外战略而言，关于战略由军事向国家大战略发展的思考与行动，也就从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人类政治思考和实践中最悠久的传统之一。 [32]
可见，战略概念缘起于军事领域，以制胜为目标，只是逐步从战斗制胜拓展为军事制胜，进而拓展为包括战争与和平手段在内的利益制胜。从现实和时代发展上看，战略概念仍是基于为实现“制胜”的战略目标，而采取的系统、长期和原则性行动策略和方针，只不过战略目标从军事和战争“制胜”已经逐步发展和拓展为安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意识形态和全球影响力等综合领域。
国家战略从字面上看，就是国家的战略。古典“战略”概念均基于战争和军事领域，但战争和军事并不一定基于国家主体。随着主权国家不断诞生，以及主权国家之间关系和行为不断丰富，古典战略理论从以战争为视角向以国家为主体延伸。战略产生于国家政治，并为实现国家的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 [33] 正如列宁所说，“战略服从于政治，两者是密切相关的”。由于战争与国家利益以及国家政治天生不可分，战略也天生具有国家利益和国家政治的基因，并不断向国家战略、发展战略、大战略、外交战略、国际战略、区域合作战略等发展。也就是说，随着战略由服务战争向服务国家发展，已成为国家通过一切资源的调动，实现国家利益和目标的艺术和科学。尤其是随着国际关系不断发展，国际社会的和平环境既符合国家自身利益，又符合国际社会需求。因而，国家利益既包括战争的胜利，也包括基于和平的收益。国家战略的目标已经从追求战争胜利，发展为最终目标是追求和平。“国家战略”思想强调使用多种手段，运用综合国力，以达到政治政策目标。 [34]
综上，从国家参与国际关系的层面来说，国家战略是国家战略体系中最高层次的战略，指导和决定着国家规划、国家行为，包括国家政治行为和市场行为。从国家基本利益和诉求上看，国家战略可以由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发展战略组成，前者关注国家领土和主权安全，后者关注国家经济发展和国际综合影响力的体现和载体。
国家发展战略属于国家战略范畴， [35] 是主权国家通过最高决策，形成一定时期内的国家整体发展目标、基本原则、实现途径和保障措施等重大谋划和设计。国家发展战略就是为实现国家发展目标而制定的，是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的艺术和科学，集中反映了国家执政的国家观、发展观、世界观和利益观，既指引国家内部政治和经济发展方向，也彰显国家外交和对外政策的选择。国家发展战略根据不同内涵和视角，可以分为国家内部战略、国家外部战略、国家大战略、国家外交战略等，以及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军事、社会、科技、文化等。国家的发展战略中，对国与国之间经济领域的合作，尤其是全局性、长远性和关键性的筹划和决策，进而对外部区域经济合作产生影响，构成区域经济合作战略。而国家大战略则是国家政府本着全局观念，为实现国家的根本目标而开发、动员、协调、使用和指导国家所有政治、军事、经济、技术、外交、思想文化和精神等类资源的根本操作方式。 [36]
综上，国家发展战略概念是基于国家发展重大谋划，也侧重于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主动作为，通过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以及其他手段，实现国家总体和长远发展目标的统筹和指导。国家发展战略既基于国家安全，又从新的全球化出发拓展了国家安全，丰富为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同时，国家发展战略的公开性和互动性，也区别于国家安全战略的隐秘性和博弈性。也就是说，国家发展战略是聚焦于国家在全球化和国际合作中的方针，其本身就是开放的，也必须通过开放与合作的国际环境实现其战略目标。
传统现实主义对国家间关系的理论探讨历史最为深远，其对国际战争与冲突的实证研究与现实强烈的契合度，也体现了传统现实主义理论强大的科学性和生命力。包括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的政治权力论 [37] 和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国家权力论， [38] 以及基辛格（Kissinger）和克里斯托·莱恩（Christo Ryan）权力平衡或者制衡论、 [39] 查尔斯·格拉泽（Chales Glaser）的理性合作理论。 [40] 此外，还有罗伯特·奥斯古德（Robert Osgood）的国家利益四要素理论 [41] 对国家权力进行了细化分层，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的民族国家与非国家行为同权理论 [42] 将个人以及非政府行为提升到与国家行为同等重要层面考察，乔治·利斯卡（George Liska）的国家协同体理论 [43] 则对国家权力之间的联盟可能性提供了有力支撑，爱因斯坦（Einstein）和约翰·斯特雷奇（John Stretch）的世界政府理论 [44] 则从超越国家角度提出理想化的国际秩序维护权力，对国家权力妥协博弈保持乐观的罗伯特·罗思坦（Robert Rothstein）的“全球讨价还价”论， [45] 等等。
在传统现实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家之间权力的对比成为国家互动的唯一决定因素。这种直截了当和务实简洁的分析，确实有很强现实说服力。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全球竞争方式的转变，物质主义（Materialism）逐步展现更大影响力，主导了一些国家的安全思维，尤其是军事和经济等主要由物质因素决定的领域，对国家对外行为的决策产生了长远影响。传统权力理论被注入了经济的因素，以及经济与政治相互影响和制约关系，尤其在后冷战国际关系中的影响日益凸显，导致新现实主义在“修正和补充”传统现实主义过程中逐步形成。包括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N.Waltz）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 [46] 以及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国家中心”现实主义， [47] 均对国家权力与国家政治及经济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存在保持确定；而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的结构性权力理论 [48] 更是开辟了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结合分析体系。
此外，格伦·斯奈德（Glenn Snyder）的“同盟困境”理论 [49] 和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m Walt）的威胁平衡理论 [50] 均对潜在威胁的现实影响给予强烈认同，而兰德尔·施韦勒的“利益平衡论” [51] 则提供了国家间互动的核心是利益均衡与互利机制。
随着人类社会文明不断发展，从物质因素需求逐步向精神因素需求发展，国家需求与目标中也逐步体现出一些非物质因素。文化、规则以及制度等，以观念认同为核心的软权力逐渐被国际关系理论考察体系纳入，从而出现自由主义理论体系。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要追溯到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的理想主义， [52] 包括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永久和平理念、 [53] 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自由与权威平衡论、 [54] 让雅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55] 这些理论均朴素地认为人性本不恶，国家也不以追求冲突为目标，国际关系可以通过自由交往达成和谐关系。到20世纪20—30年代，理想主义从否认人性恶的本质发展到依靠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力量来追求国际社会和平与正义，形成现代理想主义。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总统兼学者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国际联盟思想、 [56] 约翰·默里（John Murray）的社会多元论、 [57] 帕克·穆恩（Parker T.Moon）的国际法约束理念， [58] 以及英国学者阿尔弗雷德·齐默恩（Alfred E.Zimmern）、菲利浦·诺尔贝克（Philip Noel-Baker）和大卫·米特兰尼（David Mitrany）等人。他们批判了个人以及国家自觉，却也认为国家间自由互动可以形成合作关系，但需要国际规则和制度予以引导和约束，可是却并没有合理解释国际规则约束的强制力来源。
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霸权之后》（1984）为代表，主张相互依存理论的新自由制度主义诞生， [59] 对现实主义忽视非国家主体行为的影响展开了挑战与理论延伸。约瑟夫·奈（Joseph，S.Nye，Jr.）以“软实力”概念将国家间相互依存拓展到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或政治价值观念感召力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 [60] 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以大战略理论将国家安全依托的资源由国际延展至国内。 [61] 此外，还有主张制度理论（Institution theory）和机制理论（Regime theory） [62] 的新自由主义，包括奥兰·扬（Oran，R.Young）的世界治理理论提出国际制度互动的综合性框架， [63] 恩斯特·哈斯（Ernst，B.Haas）国家合作外溢论强调了国际关系中国家赋权国际组织的规则反约束效力。 [64] 尤其以“民主和平论”为集中体现，认为基于民主国家较少发动和参与战争的经验事实，强调通过民主国家内部制度约束，以及通过民主国家之间的规范和文化约束，可以形成国际关系的永久和平局面。然而无论从民主概念到战争历史现实还是国内民主约束以及国际民主集体气质等逻辑上均存在缺陷，但民主和平论契合了西方输出其所认同的民主制度的理论需要，成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新自由主义逐步回应全球化，向全球治理的方向发展。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詹姆斯·N.罗斯诺以“分合论”（fragmegration） [65] 构建了当代全球治理理论体系的基础。 [66] 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通过对民主与全球化的分析，提出世界主义社会民主的全球盟约， [67] 其全球化理论在整体上呈现出社会民主思想的特色。 [68] 恩斯特-奥托·岑皮尔（Ernst-Otto-Czempie）则通过对超级大国由冲突、对峙转向合作的分析，提出东西方合作与融合国际体系的可能性。 [69] 此外，还有马丁·休逊（Martin Hewson）、马克·赞齐（Mark，W.Zacher）、克雷格·墨菲（Craig，N.Murphy）、多米尼克·鲍威尔（Dominic Powell）等人，均认为随着全球多极化发展，科技及技能革命不断推动经济全球化，全球共同挑战提升了跨国合作的可能性，也推动了国家权威迁移。全球治理理论将国际关系理论从国家中心视角，提升放大为世界政治经济维度，与时代发展新趋势契合。但从新自由主义发展而来的全球治理理论，仍然没有彻底放弃传统的西方国家视角理论，仍然描绘的是一个片面的和个别集团式的全球化，而非命运共同的全球化。
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两大学术主流派的发展，出现了由相互争论与批判，向相互融合与趋同发展的态势。 [70] 20世纪90年代，国际关系理论出现了一批统称为反思理论的非主流理论，建构主义就是其中之一。1998年，尼古拉斯·奥努弗（Nicholas Greenwood Onuf）首先提出建构主义概念并引入国际关系领域， [71] 强调行为体与结构是相互构建的，主张用社会学视角看待国际关系，也包括语言哲学、结构理论以及其他国际关系新理论分析框架，形成规则建构主义。
随后，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Friedrich Kratoehwill）提出规范建构主义理论，赋予规范一定的本体论地位。 [72] 约翰·鲁杰（John，G.Ruggie）则通过体系演进理论，强调国际关系行为体建构和重新建构国际体系的能动作用，进而提出行为体交往密度的变化会导致国际体系的变化。 [73] 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则提出安全文化理论和社会建构主义观点，强调规范、认同和文化在国际国内安全中的影响。 [74] 美国学者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则提出战略文化理论，强调国家的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等内生因素会影响国家的战略行为。 [75]
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分析视角，以国家间相对独立的实力、规则、国际秩序、安全等变量为考量，分析互动模式与机制，梳理协调、管控、争端解决等全过程，归纳出可反复适用的原则，可以预测或者解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互动中的决策和行动。但从战略对接的目标与理念角度，逐一考察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实际运用以及推演分析过程，可以得出相互的差异性，进而逐步清晰战略对接的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