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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正西三河（黄河、湟水、赐支河）地区是羌族最早居住的区域，也是其族落分布中心。羌人早期也是“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 [11] 的游牧经济。但到秦厉公时代（前476—前443）“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的经济状况开始发生变化，“（无弋）爰剑教之田蓄”，使羌人经济中出现了农业化的因素。 [12]
大约公元前4世纪秦孝公时到公元前2世纪中叶，羌人研种部主要活动在今河湟及兰州一带。公元前3世纪起，该部“种人得以蕃息” [13] ，逐步获得发展。前面提到匈奴侵入内地的军事行动很可能就有研种羌参加。《史记·李将军列传》载李广曾说：“吾尝为陇西守，羌尝反” [14] 云云。那时羌人处于氏族社会渐渐解体向阶级社会迈进的过程中，部落间为争夺各自的利益而频繁冲突。匈奴“臣服诸羌”，羌人和匈奴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汉景帝时（前156—前141）研种羌留何请求内属，为汉守边。于是汉政府将留何安置在狄道、安故、临洮、羌道、氐道一线驻守边境。
研种羌内附，代之而起的羌人种落是先零羌。这支羌人从汉武帝时（前140—前86）到东汉光武帝时（25—58），一直活跃在金城、陇西郡内外，时间长达两个世纪。公元前119年河西匈奴政权垮台后，汉武帝“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渡河、湟，筑令居塞”，以“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 [15] 。汉武帝的措施给先零羌造成严重威胁。在匈奴支持下，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羌解仇结盟，于元鼎五年（前112）以十万人反汉，进攻令居、安故、枹罕。先零羌的目的是想打破北起令居，南到安故的西汉边防线，占领原属罕羌侯的枹罕地区。这场战争拖延了五六年，通过此战西汉巩固了北起今永登，南到临洮一线的边境，挫败了以先零羌为代表的西羌与匈奴联合的企图。战后先零羌等归附西汉，入居金城、陇西地区，先零羌酋豪杨玉也被封为归义羌侯。元鼎年间西羌反汉失败，先零羌等放弃与匈奴夹击汉朝的传统策略，开始接受汉朝在河湟东部的统治。西汉政府占领了河湟一带羌人退出的地区，迁民实地，设置护羌校尉，初步形成了以金城地区为基础的对羌防御体系。公元前81年，西汉政府又在原陇西、天水、张掖三郡交界的今兰州一带建立金城郡，下辖六县。随着边境局势日趋缓和，先零羌要求从西海、盐池一带返回湟水以北故地，与汉人共同生活，并且内部再度结盟。先零羌的举动遂引起了西汉当局的注意。朝廷派往羌中的义渠安国滥杀羌人激化了矛盾，终于招致先零羌及内附羌人的反叛。元康三年（前63）羌人在浩亹（今兰州红古区窑街一带）击败汉军，活动遍及金城郡山林间，兵临郡治允吾城下。赵充国指挥数路汉军，软硬兼施终于在公元前60年镇压了先零羌。战争期间，西汉政府采用赵充国的计划，在湟中大兴军屯；战后又在令居置金城属国来安置前后投降的约三万五千名先零及诸种羌人。此后西汉长期任命河西豪族（主要是辛氏家族成员）担任护羌校尉，这样才稳定了护羌校尉制度。
总之，湟中之战结束后，西汉政府在今兰州一带既有普通行政机构（金城郡），又有专门管理西羌事务的各种特殊机构（如护羌校尉、金城属国等）。金城郡的辖区在西汉政府军事胜利之后也向西扩大了，加上在湟中新建的破羌、安夷等县，总共领有十三县。一个机构完整、纵深较广的控制西羌的行政、军事体系全面形成了。从公元前60年到王莽末年的80年中，金城郡再未出现羌汉间大规模的军事对抗，原因就是：
1.西汉对羌人的控制加强了。西汉后期的护羌校尉经常由本地人担任（如辛临众、辛汤、辛通、窦融的从祖父），他们对当地情况较为熟悉，能够镇服西羌；金城郡中常驻有从事军屯的部队；多数先零羌入居金城腹地的属国。
2.先零羌在战争中损失惨重，短期内难以恢复。据赵充国估计先零羌约五万人，死于战争的有一万两三千人，投降后住在金城属国的有三万五千人。先零羌丧失的人口多；降者又被安置在属国，与塞外羌隔离，难以组织较大规模的反抗。
3.羌汉双方矛盾缓和。事实上，先零羌以流血牺牲为代价，达到了返回河湟故地的目的；西汉政府的镇压对部分羌人比较克制，封赏了八名降汉羌豪。于是，先零羌接受了西汉政府的管理，被封为帅众王的若零、弟泽等人和属国匈奴一样，同自己的种人居住在金城属国中。
王莽末年，中原战乱再起，隗嚣趁机割据陇右。王莽时在河湟极度扩张的成果连同西汉建立的对西羌的统治全面崩溃。羌人大量入居塞内，“金城属县多为所有” [16] “羌遂放纵，寇金城、陇西” [17] 。隗嚣为巩固自己的割据地位，避免与羌人发生正面冲突，史书上说“更始时，先零羌封何诸种杀金城太守，据其郡，隗嚣使使赂遗封何，与其结盟，欲发其众” [18] ，获得了羌人的好感。当光武帝统一国家的战争移上陇右以后，隗嚣更有意利用羌人阻挠统一。他对羌人“招怀其酋豪，遂得为用”。 [19] 东汉建武年间先零羌与东汉之间的冲突，表明羌人立足于维护自身利益而为隗嚣效力。甚至隗嚣死后的建武十年（34）先零羌仍进攻金城、陇西。东汉方面，来歙、马援转战于陇西襄武县内的五溪、临洮，直到金城郡的浩亹、允吾谷、唐翼谷，彻底打败了先零羌。东汉最终迫使金城、陇西两郡的先零羌接受了自己的统治。
西汉湟中之战结束到东汉初马援平定金城、陇西两郡羌人的近百年间，入居金城、陇西的羌人在经济上取得了较大发展，特别在农业方面进步比较明显。湟中之战之前河湟一带“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 [20] 。我们在来歙、马援两人的战报中都能看到诸如“得马牛羊万头，谷数万斛”“获牛羊万余头，谷数十万斛”“收其谷粮蓄产而还”之类的记载。可见羌人原有的农业水平在入居金城后，得到了继续发展。
先零羌被东汉政府打败，后又在西羌内部与烧当羌战争中失利，主要种落东迁到北地郡北部至金城郡一带的内郡。烧当羌代之而起，开始了新一轮羌汉斗争。
烧当羌主要活动在光武帝、明帝之交到安帝永初之前的半个多世纪中。烧当羌与前文提到的研种羌并属无弋爰剑的羌人系统，历史相当悠久。它还是两汉羌人种落中酋豪名字和传承系统唯一被完整记录下来的种落。 [21]
东汉初的烧当羌已是“附落转盛，常雄诸羌”的强大部落了。自建武中元二年（57）开始，烧当羌与东汉的战争时断时续，烧当羌酋豪们也时降时叛。烧当羌在今兰州地区和东汉的战争有：
1.公元57年，滇吾、滇岸兄弟大败陇西太守刘盱于允街，使得守塞诸羌相继反叛。东汉谒者张鸿也在允吾、唐谷（允吾县西）一带的战斗中死于羌人之手。公元58年捕虏将军马武在金城浩亹击败羌人后，战事才一度平息。
2.建初二年（77）烧当羌迷吾在荔谷（允吾县界）大败东汉金城太守郝崇，消灭汉军两千多人，再次掀起反汉斗争。迷吾及封养种布桥等“共寇陇西、汉阳”，抢夺了牧苑马匹，烧毁亭候。史载“羌豪述〔当作迷〕吾等万余人，到襄武（今陇西）、首阳（今渭源）、平襄（今通渭西）、勇士（今榆中金崖），至抄此苑焉〔当作马〕。焚烧亭驿，即此处也（苑川）”。 [22] 78年被马防、耿恭镇压，东汉才能“悉复诸亭候” [23] 。
3.元和三年（86）烧当羌第三次反汉，这一次对东汉的震动很大。公元87年，前线汉军惨败，汉章帝被迫三次下诏减死罪，“诣金城戍” [24] 。东汉的软硬兼施手段对烧当羌迷唐均未产生长久作用。
此后，羌汉战争移出今兰州一带，集中在陇西郡及金城郡塞外。东汉六易护羌校尉，调集重兵，利用烧当羌与其他羌人部落的矛盾进行分化瓦解，才在永元十三年（101）勉强取胜。东汉政府深感烧当羌力量雄厚，在西羌中有号召力，是东汉的西部边患，“自建武以来，其犯法者，常从烧当种起” [25] 。而且，烧当羌居住的大小榆谷，土地肥美，易守难攻，靠近边塞。因此东汉当局趁战胜之机占据烧当羌得以依凭的大小榆谷地区，置金城西部都尉，广开屯田三十四部。
公元107—168年，西北羌人掀起了延续六十多年的大起义。引发如此大规模起义的原因在以前历次羌汉斗争中均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可以看出，东汉政府从中央政策到地方执行无不流露出大汉族主义的歧视思想；军队将领和地方豪强则竞相屠杀、压迫羌人。东汉人桓谭曾指出：“边地遂以丘荒，至今无人，原祸所起，皆吏过尔。” [26] 对此范晔总结说：“（对塞外羌）朝规失绥御之和，戎帅骞然诺之信。其内属者，或倥偬于豪右之手，或屈折于奴仆之勤。塞候时清，则愤怒而思祸；桴革暂动，则属鞬以鸟惊。” [27] 一句话，东汉政府的民族高压统治是导致羌汉战争的根本原因。
羌人起义范围东起上郡、西河，西至河湟，南到武都，北达北地，更波及益州部、三辅、河内、河西走廊全境。在西北羌人起义中，今兰州一带也多次成为战场。第一次羌人起义时，先零羌别种滇零在钟羌等部的支持下，据北地郡北部称“天子”，攻三辅，断陇道。永初三年（109），破羌城、临洮城均被羌人占领，金城郡西部、陇西郡南部全面失守。东汉政府只好把金城郡迁到襄武，放弃金城郡故地，其余陇西、安定、上郡、北地也都在内迁风潮中迁入关中。羌人占领了东汉缘边五郡退出的地区，声势浩大。直到元初二年（115）春，经护羌校尉庞参招诱，才有羌豪号多等七千人投降。庞参方能返回令居，恢复对金城郡北部的控制，打通关中到河西的道路。当年秋天，庞参带领金城郡所属羌胡兵，北上进攻零昌（滇零之子）时，在勇士县（今榆中东北）东被零昌手下汉人将领杜季贞率领的羌军击败，庞参只能退守令居。永宁二年（121）当煎种大豪饥五等攻击金城郡，饥五同种的卢忽、忍良等聚集在允街，准备响应。建光元年（121）秋，忍良攻金城诸县，在牧苑（今榆中县境）击败了马贤和内属先零羌的军队。而麻奴又在令居打退了武威、张掖郡兵的围剿。从公元110年起整个金城郡（包括今兰州一带）被羌人占据了至少有十年以上的时间。永建四年（129）东汉才全部恢复了内迁的边郡，也就是说在公元121—129年中，东汉才逐步夺回了包括金城郡在内的边郡，重建了缘边诸郡的秩序。战后，东汉将犀苦等人扣留于令居不予放归。
第二、第三次羌人起义也波及金城郡。延熹三年（160）“勒姐、零吾羌围允街（今永登县南）” [28] ，被护羌校尉段颎击退。
虽然到汉灵帝建宁元年（168）东西羌起义全部失败，但长达60年的羌人反汉斗争在兰州地方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第一，战争严重动摇并一度摧毁了东汉政府的地方行政体制。如金城郡迁往襄武；护羌校尉府避居张掖；汉族民众内迁；阻断陇右交通线，这一切使东汉在今兰州的统治陷于瘫痪。
第二，在包括金城郡在内的广大羌人起义区中，除了著名的先零、烧当羌以外，先后有诸如钟羌、当煎、勒姐等不下十种羌人一起结盟反汉。羌人种落间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普遍联合。汉族反汉力量的介入又使联合的范围超出了民族界限。由此可见，东汉后期封建专制统治所激化的不仅只是羌汉民族矛盾，而是整个封建统治危机的周期性再现。《后汉书·西羌传》感慨道：“惜哉寇敌略定矣，而汉祚亦衰焉。” [29]
第三，从区域政治形势来看，陇右羌汉人民的联合斗争无形中也为凉州割据军阀势力的崛起打下了基础。灵帝光和七年（184）十一月“湟中义从胡北宫伯玉与（内属）先零羌叛。以金城人边章、韩遂为军帅，攻杀护羌校尉泠徵、金城太守陈懿” [30] ，响应黄巾军起义。公元185年，边章、韩遂的羌胡军在榆中县（今榆中金崖）击败东汉军。直到东汉末年，金城一带就长期成为韩遂的势力范围了。
第四，羌汉战争严重破坏了金城郡的社会经济活动。它导致了本地区人口大量流散，农业生产难以正常发展。根据公元140年东汉户籍统计比照西汉末年，金城郡人口至少下降了84%。《魏名臣奏》载：东汉建安中，金城郡竟“户不满五百” [31] ；虽经建安二十年（215）后金城太守苏则的招抚努力也只有千余户（不包括东汉末年从金城郡中分出的西平郡），人口流失极为严重。再加上，东汉政府在郡县内迁时对普通汉族人民“刈其禾稼，发撤室屋，夷营壁，破积聚” [32] ；在战争中夺得大量羌人牛羊谷物，给金城郡的农牧业生产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必须指出，汉将和羌酋们的贪暴更进一步恶化了生产环境。
第五，羌汉战争中的屠杀在羌汉民族心理上也投下了阴影。长期的斗争使羌人认识到“汉家常欲斗我曹” [33] ，对东汉政府极不信任，东汉的对羌政策也由剿抚相结合走向了单纯诉诸武力的极端，护羌校尉段颎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他宣称匈奴和羌人“是为痈疽伏疾，留滞肋下，如不加诛，转就滋大” [34] 的谬论，其屠杀行为甚至在当时就已引起了不少人的反对。羌汉间兵戎不息，羌人屡降屡叛实际上宣告了东汉对羌政策的彻底破产。
第六，金城郡人口呈现出羌胡化的特征。两汉羌汉战争中，大量汉人流散，羌人内迁，使金城郡中的羌人数量大增。东汉末年金城郡羌人的人口绝对数量已超过汉人。建安中，金城太守苏则前后招怀归郡的梁烧杂种羌就达三千余落，而同期汉人只有千余户。由于羌人占据了金城郡人口优势，就使本地区汉人、月氏人呈现出羌化的特点。史载当时分布在湟中及令居的湟中月氏胡“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 [35] 。《水经注》中讲到东汉梁冀的后代梁晖入羌后，“其祖父为羌所推，为渠帅而居此城（金城县故城）” [36] 。《后汉书·窦融传》注中也有东汉建武初年金城太守厍钧后代成为羌化汉人的记载：“今羌中有姓厍，音舍，云承钧之后也。” [37]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2世纪末到3世纪初年金城郡民族构成的简单印象。西晋江统的《徙戎论》估计关陇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比例为1：1，而事实上，金城郡少数民族绝对数量可能高于这个比例。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民族融合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总体上看确实存在着少数民族融入汉族的趋势，但在某些特定条件下，边郡汉族难免不受少数民族的影响，简单地说，就是羌胡化。所以，随着西晋末年鲜卑等族的内迁，金城郡汉人羌胡化特征一直保持下去，为东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割据和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创造了客观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