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刘邦曾于前205年“使诸将略地,拔陇西……缮治河上塞” [1] ,正式设立关陇五郡(陇西郡即其一)。同年夏,汉又“兴关中卒乘边塞” [2] 。所谓“河上塞”应指秦始皇时扩地至今兰州附近所筑类似长城的防御工事。可知,汉高祖初年,西汉对匈奴势力在今兰州一带的活动进行了遏制。但是,公元前200年平城之战西汉失败后,因国力限制,不得不对匈奴“约和亲”,以卑辞厚礼来维持汉匈关系的稳定。西汉势力也就返回兰州以南了。总的来说,公元前206年到公元前121年近90年的时间内,匈奴人长期保持着对今兰州地区的控制。《汉书》苏林注认为皋兰山(兰州市南山)为“匈奴中山关名也” [3] 。可是,“匈奴中”所指在今兰州一带活动的何种匈奴部族,史籍无载,我们只能从《汉书·卫青传》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汉书·卫青传》说霍去病出陇西郡渡河攻击匈奴的路线是“率戎士逾乌盭,讨遫濮,涉狐奴,历五王国” [4] ,又说同年夏斩遫濮王。文中的遫濮是匈奴部族之一,遫濮王为匈奴小王。乌盭,注作山名;有人认为是水名,即乌逆水(今庄浪河) [5] 。狐奴,《史记集解》引晋灼说,认为是水名, [6] 当今石羊河。根据《史记》注推测乌盭山当为乌鞘岭。那么,遫濮部就是乌鞘岭与石羊河之间活动的匈奴部族。很有可能其向南活动的范围达到今兰州永登县北境的乌逆水流域。匈奴人以此为跳板,不断入侵陇西抢掠,威胁西汉西部边境。史载匈奴于公元前182—公元前169年曾三次进攻陇西郡治狄道 [7] 。
由于经济形态上的相似性,匈奴首领与羌人酋豪建立在游牧、半游牧经济条件下的掠夺本性,在侵扰掳掠汉地这个问题上双方是一致的,因此匈奴发动的针对陇西的军事行动中恐怕不仅仅有匈奴人。只是匈奴在西汉北方民族关系中的核心地位,才使羌人显得不很突出罢了。
匈奴人过着标准的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奴隶制已在匈奴社会中产生。因此匈奴人入塞掳掠时,往往掠走大量人口。公元前184年攻陇西狄道时,就曾“掠二千余人”。羌人经济中已有了半农半牧的特点。而兰州地区多山的地形中嵌套了一连串谷地、台地,对匈羌人民和被掳到匈奴控制区的汉人从事游牧、农业经济都比较有利。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休养生息之后,西汉迎来了鼎盛时期。汉武帝统治时期,西汉农业生产已取得巨大成就,经济繁荣,人口增加,国力雄厚。统治者一改前任帝王们的黄老“无为”思想,积极对外扩张,以期彻底击垮雄踞漠北、威胁西汉的匈奴政权。公元前121年西汉派霍去病出陇西,过黄河,击匈奴休屠王、浑邪王二部,今兰州一带也是重要战场之一。《汉书》说霍去病回师时“合短兵”与匈奴鏖战于皋兰山下,取得重大胜利,使匈奴政权在河西的统治全面瓦解。
同年秋天,霍去病渡河监督降汉的匈奴休屠、浑邪二王部众四万人入境。汉武帝下诏在西北缘边五郡设立了五个属国安置匈奴降众。当时金城郡尚未建立,五属国都尉之一的“满福”都尉就设在陇西郡后为天水郡的勇士县(今兰州榆中县金崖)境内。看来大约有八千匈奴人留在今兰州境内。西汉中央由典属国(后归大鸿胪)一职统一管理属国事务。匈奴人在属国中保持自己原有社会组织、生产生活方式。部分匈奴人被征招为国家的骑兵“属国骑”,与其他政府军共同参加战争。匈奴首领被西汉授予封号、官爵、领地,也在属国及中央政府中任职。
为确保属国制度,防备北方匈奴南下,汉武帝又两次大规模将内地汉人迁往沿边刚得到的地区,其中包括今兰州一带。勇士县满福城的属国匈奴人数较少(不超过八千人),并且与东汉时内迁的南匈奴联系不多,不得不生活在数万汉人包围的环境中。这部分匈奴丧失了他们自由迁移的大草原,被限制在较为固定的区域内,受周围农耕汉人的影响和浸染,慢慢改变着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但与羌人不同,匈奴是典型的游牧民族,经济基础决定了其自身具有很强的攻击性和流动性。他们被击败前进入汉地是为了军事掠夺,降汉以后入居内地的适应性显然要比羌人逊色。《汉书·地理志》记载,勇士县境有汉朝“牧苑”,据此我们可以推测勇士县属国匈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维持着其畜牧经济的特点。但是,这少量匈奴人的活动范围毕竟大大缩小,他们在以后的金城地区民族关系中已退居次要地位了。至于这些匈奴人的发展结局没有直接材料说明,可是有一点很明确,即东汉末年他们已经基本融入羌汉民族之中了。
至于满福城的属国都尉一职,一直保留到西汉末年。《汉书》曾提道:“出(张)放为天水属国都尉。永始、元延间(前16—前9),比年日蚀,故久不还放。” [8] 天水属国都尉不见《后汉书》记载,大约是西汉末到新莽时,因战乱而废弃不用。这从一个侧面可以说明,东汉时今兰州地区已不存在明显的属国匈奴集团,所以,东汉也就不再重置天水属国了。
根据《魏略·西戎传》所载:东汉初建武年间,值南北匈奴分裂之际,匈奴别种“赀虏”迀移到整个凉州部内。“赀虏”原为匈奴奴婢,由匈奴、丁令、大胡,还包括羌人构成。东汉政府始终没有采取相应措施来控制“赀虏”活动。这样,“赀虏”尚保持着原有游牧经济的特点:自由迁移畜牧和抢掠定居点。他们渐渐发展到数万之众,广泛分布在河西、河套以及金城令居、广魏郡境内。 [9] 由于“赀虏”散居面积大,族类不一,不可能形成强有力的统治核心,所以其影响也就很有限。“赀虏”在东汉末年活跃了一个时期,《南齐书》的作者萧子显认为他们最终融入了吐谷浑。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