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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吐谷浑与柔然两政权关系的密切程度确实超出人们的想象，其实质是秦汉以来，羌胡连接传统的继续，具体讲是双方在对待北方中原政权的态度上有共同的利益和要求。吐谷浑通使东魏一事符合柔然对外政策，得到了柔然的支持，甚至是柔然对外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北魏，吐谷浑与柔然是其北、西北两个方向上的威胁，统一强盛的北魏是推动双方关系密切的重要外部原因。这一因素向下延伸到了东西魏对峙时期，只不过此时双方交往的重点已从先前的南朝转移到东魏。
另一方面，吐谷浑与柔然双方各自实力的限制和商业利益，使其能达到某种程度的互补而非矛盾关系。他们尽管在不同时期都曾将各自的势力扩张到新疆东部，但基于共同的利益和西部实际存在的高车威胁，反而在新疆东部形成了一种相互支持的默契，并没有演化为争夺。将这种关系放在5—6世纪中国西北方民族更替的大背景下来看，颇为引人注目。因此可以肯定吐谷浑与柔然形成了某种程度的联盟。
第二，吐谷浑通使东魏的背后隐藏着其对北魏外交政策的延续性，即过去结好柔然、南朝等北魏的敌对势力作为某种外援，如今与西魏的死敌——东魏建立密切的政治关系。东西魏分立时期的东魏，其性质对吐谷浑而言，正如北魏时期的柔然与南朝，而且对于北魏末年到西魏时期河西地区混乱的各自为政的局面，吐谷浑乐观其成，并力图保持现状。因此，凉州刺史的困境均能得到吐谷浑的解救。吐谷浑之所以倾力援救凉州这一半独立力量，恐怕是由于凉州刺史们的友好态度和维持吐谷浑与北通漠北道路的畅通使然。吐谷浑、柔然、东魏三方的往来无形中环绕西魏，构成了对其牵制的态势，迫使西魏在一段时间内不得不采取守势。而史家公认的东魏强，西魏弱的局面不能不说与此环境有一定的关系。
第三，吐谷浑遣使东魏北齐反映了其对外关系的灵活性。540年前吐谷浑还遣使南朝，之后便投向东魏，正是其结合自身利益，及时调整对外政策的表现。北魏末年，北方大乱，吐谷浑一方面趁机入侵陇右，插手河西，从中渔利；一方面又于534年遣使即将分裂的北魏，探听虚实。西魏建立后，吐谷浑又以入贡和入侵两手不断试探西魏对其态度有无根本性的变化。与此同时，它还保持着与柔然、南朝的友好往来，最终将其远交近攻的策略具体调整为结好东魏，牵制西魏。此后，吐谷浑对南朝只打经济牌；而对东魏则政治、经济兼顾。从这一方面可以看出吐谷浑之所以能立国青藏高原数百年，面对内地政权频叠，战乱纷纷和强敌入侵而能独存，与其远交近攻、和战并举的对外关系的灵活性必定有着某种内在联系。这种灵活的态度来源于吐谷浑长期与中原政权的斗争过程。此时的吐谷浑统治集团对于中原变故与自身利益的权衡已经掌握得相当成熟。
第四，吐谷浑在推动西域诸国使节、商旅与中国内地的交往上具有重要意义。吐谷浑地处南北朝时期中外交通的十字路口，本国经济已呈多元化倾向。西方使节、客商必须依靠吐谷浑的向导、翻译、道路安全保障，方能顺利抵达南朝和东魏北齐。北魏分裂后，特别对于东魏北齐而言，西出道路被西魏天然阻断，正是有了吐谷浑从中积极组织，才有大批的西域商人来到东魏北齐贸易，史载西魏史宁袭击了吐谷浑使团“获其仆射乞伏触状、将军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 [30] ，实际上其是一个带有很大政治色彩的贸易使团。所以说正是因为有了吐谷浑遣使，东魏北齐才能与西域保持一定水平的贸易关系。这种贸易关系客观上能够满足东魏北齐贵族集团对西方奢侈品的需求。在东魏北齐统治者看来，还能利用贸易往来起到宣扬国威，突出其所谓北魏合法继承者的正统形象，并沿贸易路线向西方远播的作用。那么，这一贸易关系必定得到东魏上层的支持。
第五，吐谷浑通使东魏的路线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柔然突厥关系的制约。546年后的柔然、突厥交恶事件和同年西魏对凉州、瓜州割据势力的征服，势必迫使吐谷浑调整了自己的通使路线和方式。至于像东魏遣使至吐谷浑和吐谷浑送女至东魏之类公开的往来行为，只能发生在542—545年间的第一时段，550年以后政治性的正式通使应当结束，而553年的袭击事件则是双方关系终结的标志。
本文原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3期，收入本书时有个别修改，附图略。
[1] 周伟洲：《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日]松田寿男：《吐谷浑遣使考》（上下），周伟洲译，《西北史地》1981年第2、3期；夏鼐：《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唐长孺：《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道交通》，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8—195页；周伟洲：《古青海路考》，《西北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王育民：《丝路“青海道”考》，《历史地理》（第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 《北史》称“东、西魏竞结阿那瓌为婚好”。（《北史》卷98《蠕蠕传》，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3264页）
[3] 《北史》载，“兴和中，齐神武作相，招怀荒远，蠕蠕既附于国，夸吕遣使致敬。神武喻以大义，徵其朝贡”。（《北史》卷96《吐谷浑传》，第3186页）
[4] 《周书·贺兰祥传》所引559年北周讨吐谷浑檄文中有“申之以婚姻”（《周书》卷20《贺兰祥传》，中华书局1971年点校本，第337页）之语，但仅限于此孤证，不取。
[5] 《北史·高车传》称：“宣武诏之曰：‘卿远据沙外，频申诚款，览揖忠志，特所钦嘉。蠕蠕、嚈哒、吐谷浑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掎角相接。今高昌内附，遣使迎引。蠕蠕往来路绝，奸势。’”（《北史》卷98《高车传》，第3274页）《校勘记》引《通典》作“蠕蠕既与吐谷浑路绝，奸势亦阻，于卿彼藩，便有所益”。（第3283页）
[6] 南朝至吐谷浑境系由益州（成都）西北，经龙涸至其国中，距离不远。而吐谷浑尚需经柔然国中，折向东南行，才能到东魏。
[7] 《北史·高昌传》“（麴）坚死，子伯雅立。其大母本突厥可汗女”。（《北史》卷97《高昌传》，第3215页）
[8] 以上关于高车、突厥事参见周伟洲《敕勒与柔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2、133—134页。
[9] 北魏末期至西魏，河西只设有两州（凉州、瓜州），凉州所领即包括了瓜州以东的整个走廊地区。
[10] 《北周地理志》云，“暨夫孝昌之际，六镇尽撤，平城荒棘，恒代而北，荡为丘墟。遂至东魏以来，勾注陉北，视同荒外”。（王仲荦：《北周地理志》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028页）
[11] 《魏书·蠕蠕传》：“建义初（528），孝庄诏曰：‘……蠕蠕主阿那瓌镇卫北藩，御侮朔表，遂使阴山息警，弱水无尘……’”（《魏书》卷103《蠕蠕传》，第2303页）。弱水就是今额济纳河。
[12] 参见《周书》卷27《宇文测传》，第454页。
[13] 《北史·蠕蠕传》：“其常所会庭，敦煌、张掖之北。”（《北史》卷98《蠕蠕传》，第3252页）
[14] 《周书》卷28《史宁传》，第468页。《元和郡县图志》称，“东至州一百八十里。本汉番禾县，属张掖郡”[（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40，“天宝县条”，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第1020页]。
[15] 参见[日]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研究》，陈俊谋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184页。
[16] 宇文泰曾对贺拔岳说：“今费也头控弦之骑，不下一万，夏州刺史解拔弥俄突，胜兵三千余人，及灵州刺史曹泥，并恃僻远，常怀异望。河西流人纥豆陵伊利等，户口富实，未奉朝风。今若移军近陇，扼其要害，示之以威，怀之以德，即可收其士马，以资吾军。西辑氐、羌，北抚沙漠，还军长安，匡辅魏室，此桓文之举也。”（《北史》卷9《周本纪上》，第313页）
[17] “（可朱浑）元乃率所部三千户，发渭州，西北度乌兰津，历河、源（《校勘记》疑源为凉之讹）二州境，乃得东出。灵州刺史曹泥待元甚厚。泥女婿刘丰生与元深相结，遂资遣元。元从灵州东北入云州界。”（《北史》卷53《可朱浑元传》，第1901页）
[18] 据《新唐书》载，“夏州北渡乌水，经贺麟泽、拔利干泽，过沙，次内横划、沃野泊、长泽、白城，百二十里至可朱浑水源”。（《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1147页）此处之可朱浑水源疑即可朱浑元归东魏所经。
[19] 《元和郡县图志》卷4，第93页。注：《校勘记》引《考证》，“西南”作“西北”。
[20] 《北史》卷96《吐谷浑传》，第3179页。
[21] 参见《吐谷浑史》，第6页。
[22] 西魏文帝后郁久闾氏为柔然可汗阿那瓌之女，嫁入西魏时，曾“到黑盐池，魏朝卤簿文物始至”。（《北史》卷13《后妃上》，第507页）
[23] 《北周地理志》上册，第129—130页。
[24] 一说认为广武在今陕西延安市东40千米，即东夏州遍城郡所属；一说认为在今永登县南，武威郡所属。
[25] 王文楚：《从内蒙古昆都仑沟几个古城遗址看汉至北魏时期阴山禾固阳道交通》，《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8—30页。
[26] 参见《吐谷浑史》，第45—46、58—59页。
[27] 《南史》卷53《武陵王萧纪传》，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1332页。
[28] 《南史》卷53《武陵王萧纪传》，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1328页。
[29] 《魏书》曾载，“夏阳太守傅标使吐谷浑，见其国主床头有书数卷，乃子升文也”。（《魏书》卷85《温子升传》，第1876页）其时，温子升文名甚盛，萧衍曾对其称颂不已。吐谷浑几乎在第一时间就将他的文章置于左右，汉文化修养之深可见一斑。
[30] 《北史》卷九十六《吐谷浑传》，第31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