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吐谷浑遣使东魏与其遣使南朝的比较

南北朝时期，吐谷浑与南北方均保持着朝贡关系。自525年北魏爆发各民族起义至东西魏分裂后的一段时间内，吐谷浑基本上断绝了与北朝的关系。与此同时吐谷浑与南朝的关系继续保持和发展。但从541年后到553年西魏尉迟迥占领四川的12年间，尽管吐谷浑和南朝的交通线仍然存在，但是史书中再未看到吐谷浑出使南朝的记录，反而是在这12年中，吐谷浑却与东魏北齐建立和发展了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很耐人寻味，有必要对这种政治关系的嬗变作一探讨。

（一）525—540年吐谷浑与南北方政权的往来

自525年到西魏建立前的10年中，对于吐谷浑而言，其外部环境可谓自北魏确立对河西的统治以来最为宽松的时期。秦州为鲜于修礼和胡琛所据，凉州长期受莫折父子控制，宕昌梁仚定又与吐谷浑联兵，陇右诸州均拥兵自保。外界对吐谷浑的军事压力骤然减轻，河、凉半独立诸州在面临内部斗争时还能得到吐谷浑的有力支援，可以说这一时期吐谷浑对于河陇地区的影响举足轻重。联系到北魏时期吐谷浑显露出对陇西一带的领土野心，似乎吐谷浑不应当甘于保持这种仅对河陇地区施加影响的克制态度。周伟洲在《吐谷浑史》中谈到这一时期吐谷浑内政时曾用南朝史料论述在吐谷浑国内似乎发生过某种内部斗争，这很可能就是制约吐谷浑扩张的牵制力。几个执政期很短的吐谷浑首领都向南朝派出使节，继续了与南朝的传统关系 ^[26] 。因此在525—540年的15年间，能够看到吐谷浑4次通使南朝，另有3次受封，其中夸吕继立（535）后，就曾朝贡2次，但是梁朝并未向夸吕授封，双方政治关系应该趋于冷淡。538年起西魏与东魏间的战争暂告一段落，吐谷浑尽管曾向西魏进行过朝贡，但两者的矛盾并未消除，吐谷浑仍然不断侵扰西魏的西部边境，西魏自然也对吐谷浑持敌视态度。于是无论如何双方关系也亲密不起来了。

（二）吐谷浑建立与东魏的关系

540年柔然加强了与东魏的关系，这更加有利于柔然的天然盟友——吐谷浑。在吐谷浑使节到达柔然，与东魏使者的交流中，吐谷浑感到有必要建立与东魏的友好关系，从更大的战略层面上，牵制西魏的威胁。所以从542年开始吐谷浑与东魏北齐维持了12年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几乎同时，柔然也从541年后中断了与南朝的往来。这绝非偶然现象。此时距发生侯景之乱还有6年，距尉迟迥平蜀还有12年。如果说梁朝内乱和益州失陷导致了吐谷浑、柔然通使行为的中断，未免太过牵强。须知，柔然通使南朝本身，在多数情况下是基于军事政治的考虑，随着北魏政权的灭亡，分裂的中原地区再也无法对柔然构成威胁，与南朝本来就鞭长莫及的战略同盟名存实亡。西部高车的破灭和吐谷浑对自己的友好关系确保了柔然西部贸易路线的畅通，东西魏两政权又不断地厚赂柔然，与南朝交往的经济意义也显得可有可无，加之南朝梁武帝并不热衷于此，双方关系自然无疾而终了。夸吕显然对柔然和南朝关系的变化非常敏感，他及时调整对外关系，将发展的重点放在柔然和东魏一方，表明了吐谷浑对于外部政治军事支持的渴望。吐谷浑仿效柔然同东魏结为婚好，并且得到东魏的积极回应，从而推动了双方关系的发展。此外，东魏北齐自上而下的鲜卑化倾向对于吐谷浑来说也比纯汉人政权的南朝更为亲切。

（三）542年后吐谷浑与南朝关系侧重点的转移

自535年夸吕继立后，537年梁朝的益州地方首脑调整为武帝子武陵王萧纪，此人在益州政绩尚可，但阴有逆反之意，史称：“在蜀十七年，南开宁州、越嶲，西通资陵、吐谷浑。内修耕桑盐铁之政，外通商贾远方之利，故能殖其财用，器甲殷积。马八千匹，上足者置之内厩，开寝殿以通之，日落，辄出步马。” ^[27] 萧纪开拓疆域，使得“贡献方物，十倍前人” ^[28] ，必然密切了与边邻吐谷浑的关系。商业上，由于萧纪的积极态度，吐谷浑商人自不必远行至南朝内地贸易，于是萧纪得以独专其利。因此，吐谷浑、益州间的绢马贸易可以说成了吐谷浑、梁朝关系的核心。既如此，萧纪在专擅贸易之利的同时，自然不希望经常有吐谷浑使者到建康（南京）去，否则有可能泄露自己私蓄大批良马的情况，于己不利。

夸吕立后，国势渐强，自犹称汗，且文化修养较其前任为高 ^[29] ，可能并未向南朝请封。在外交上，通过与西魏兵戎相见的东魏和对西魏态度宽和的梁朝比较，他选择了东魏作为与内地政权交往的重点。而梁朝益州对马的大量需求则就近满足了吐谷浑的对外贸易。所以在吐谷浑遣使东魏北齐的时期，与南方政权政治上的关系淡漠了，经济上则有了强化。 9EUpCABdpMY2I8aEbwv+OgqMSYGa2JX7EyeF6Op4YoI3d0XzenKZy5JcMJddOB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