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结语

在5世纪至6世纪中期的近150年里，柔然汗国与中原的联系基本上贯穿了柔然民族活动的始终。特别是，柔然与南朝的交往中大量包含着政治、军事合作的内容，这一点往往为其他北方或西北民族所不曾有过。结合柔然在中亚民族斗争以及中国北方民族关系中的活跃性，这种纵向万里通使的意义则显得极为丰富。

首先，双方关系中政治军事的内容非常突出。引起柔然与南朝建立正式关系的重要原因正在于南北朝特殊的政治地理格局。在柔然、北魏、南朝三者的对立中，北魏实力最强。对南方而言，“索虏”（南朝对北魏的蔑称）始终是南朝诸政权安全和发展的威胁，是来自北方的异族高压。柔然与北魏之间则上演着传统中国游牧与农耕政权间的斗争游戏。基于各自实力与利益，柔然和南朝自然形成了这种“远交近攻”的关系，在三方的往来信件、诏答中均展露无遗。正是这种南北方向上大范围的战略构想强有力地支持着双方联系的基础。此举甚至导致北魏结盟高车、悦般以掣肘柔然。

其次，柔然南朝交往的陆路交通线极大地推动了青海丝绸之路的兴旺。吐谷浑政权建立之后，比较注意利用过境商贾所带来的经济利益。随着吐谷浑国家统治区域的扩大，遂成为连接北魏、南朝、柔然、西域诸国以及西南羌部的交通中心。由于它的这一特殊地理位置，使其成为西域诸国通往南朝的必经之路，当然也包括柔然。吐谷浑历代国君接受南朝使节册封，又与西北柔然保持密切关系。伴随柔然遣使南朝、南朝回访柔然次数日渐增加，加上南朝和柔然双方民间交往不断，进一步加强了“吐谷浑道”所彰显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的重要性。

再次，柔然南朝的陆路交通是我国西北边陲地方民族政权与内地传统联系的必然结果。“吐谷浑道”的早期利用者有西凉、北凉、南凉、吐谷浑和东晋；5世纪至6世纪中期则是西域诸国、柔然、吐谷浑和南朝。所以说，西北各族政权在中原分裂、南北方对峙的情况下，与南方各朝保持着较为稳定的政治关系这一事实使柔然与南朝开创了一种并不寻常的联系，实际上就是北方游牧政权介入中原南北朝的斗争中。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这一联系当作传统上中国西北与南方政治联系纽带的进一步延伸以及中原主要是南方文化的扩张。

最后，柔然与南朝关系的局限性。说到南北方联系的局限性，首先是南方王朝正统观念（文化上的优越感）与北方强大的游牧贵族集团在观念意识上存在冲突。史传里明确记录的柔然与南朝间平等关系（例如，柔然可汗称南朝皇帝为“足下”，自称“吾”）在南朝人看来，完全是北方柔然强加的，对此，史书中不自觉地流露出惊讶与不满。而在柔然方面，唯有如此处理关系才与其北方汗国的地位相称。所以尽管双方遣使均较频繁，但对这一问题的理解肯定存在分歧。其次是南北方空间上长距离的地理隔绝与当时实际交通能力之间的矛盾制约了两国关系。两国间三万里的往返行程和数年的往返时间使通使的频率难以继续提高。还有就是前期双方开展联系的目的过于单一，或者说过分强调了政治军事协作使得两国在丧失了协作条件之后，联系的纽带渐趋松弛，从而导致柔然与南朝关系在现象上呈现出两个相对高潮阶段与其间的较为平淡，甚至缺少联系阶段的鲜明反差。另外，柔然“贡物”主要是后期“贡物”品种没有什么特点，而且数量又少，也从一个侧面暗示了双方利益的共同特点在减少，贸易水平较低。

总的来说，柔然与南朝关系的发展和密切来自于双方共同的政治利益，而双方关系的不确定性与起伏性也正在于此，所以从历史的观点看缺少真正经济联系的国家民族关系难以获得维系的纽带和发展的动力。

本文原名《柔然与南朝关系探略》，原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收入本书时重新调整原文注释，并作个别文字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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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术界对于柔然汗国与南朝的关系涉及不多，陶克涛先生仅在其著作中简略提及，未遑专门分析（陶克涛：《毡乡春秋：柔然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5—316、329页）。周伟洲先生虽有集中讨论，但并未考察具体交通路线（周伟洲：《敕勒与柔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7—190页）。

[2] 《宋书》卷95《索虏传附芮芮》，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2357页。

[3] 《南齐书》卷59《芮芮传》，中华书局1972年点校本，第1025页。

[4] 《南齐书》卷15《州郡志》，第298页。

[5]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31，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第773页。

[6] 《元和郡县图志》卷32，第812页。

[7] 《元和郡县图志》卷32，第814页。

[8] 周伟洲：《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25页。

[9] 《宋书》卷96《鲜卑吐谷浑传》，第2371页。

[10] 《吐谷浑史》，第25页。

[11] 《梁书》卷54《西北诸戎传》，中华书局1979年点校本，第810页。

[12] 《宋书》卷95《索虏传附芮芮》载“西域诸国焉耆、鄯善、龟兹、姑墨东道诸国，并役属之（柔然）”（第2357页）。又，《南齐书》卷59《芮芮传》载“（江景玄使丁零）道经鄯善、于阗，鄯善为丁零所破，人民散尽”（第1025页）。

[13] 见（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校释》卷5所附《宋云行记》，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84—185页。

[14] 《北史》卷98《高车传》，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3274页。

[15] [日]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研究》，陈俊谋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170—171页。

[16] 《吐谷浑史》第134页据《宋书·张邵传》认为此事发生在429年左右，似欠精确。按《宋书》对柔然始终以“芮芮”相称，今本《宋书·张邵传》中径称为“蠕蠕”，不合当时南方的习惯。根据《宋书》张氏家族列传有遗失后补，所补部分又有重出的情况推断，该传当以《南史》记载为准。《南史》明说此事发生于元嘉七年（见《南史》卷33《张邵传》，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825页）。

[17] 《南齐书·芮芮传》有“芮芮王求医工等物，世祖诏报曰”（第1025页）云云；同书《河南传》又载永明三年“遣给事中丘冠先使河南道，并送芮芮使”（第1027页）。

[18] 《宋书》卷95《索虏传附芮芮》，第2357页。

[19] 《资治通鉴》卷125，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中华书局1956年点校本，第3946页。

[20] 《资治通鉴》卷125，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中华书局1956年点校本，第3940页。

[21] 《北史》卷98《蠕蠕传》，第3255页。

[22] 《北史》卷98《蠕蠕传》，第3256页。

[23] 《南齐书》卷59《芮芮传》，第1024页。

[24]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22《胡服考》，中华书局1961年影印本，第1084页。

[25] 《南齐书》卷59《芮芮传》，第1023页。

[26] 《梁书》卷54《诸夷·西北诸戎》，第817页。注：《资治通鉴》卷135，齐高帝建元元年载“至是柔然十余万骑寇魏，至塞上而还”（第4234页）。另，《建康实录》载“建元二年八月，蠕蠕发四十万，南侵平城七八里，于燕然山纵猎而去”。参见（唐）许嵩《建康实录》卷16《魏虏·蠕蠕国》，中华书局1986年点校本，第651页。

[27] 《南齐书》卷59《河南传》，第1026页。

[28] 史载柔然“刻木记事，不识文书”，只有国相希利垔“通胡、汉语”；国相刑基祇罗回能够“奉表”，这无法证明他们的汉文造诣很高。可以肯定柔然的表文经过了南朝的全面润色。

[29] （梁）释慧晈：《高僧传》卷13《兴福》，中华书局1992年校注本，第488—489页。

[30] 参见[日]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研究》，陈俊谋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184页。

[31] 《宋书》卷18《礼志》，第496页。

[32] 《南齐书》卷52《祖冲之传》，第905页。

[33] 见《南史》卷73《丘冠先传》，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1819—1820页。

[34] 《南齐书》卷59《芮芮传》，第1025页。

[35] 王树枏：《新疆访古录》卷1，“梁大同元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卷”条，《石刻史料新编》第二辑第十五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影印民国间聚珍仿宋印书局铅印本，第11495页。注：《北史》载，“汝阳王暹之为秦州（529—531）也，遣其典籤齐人淳于覃使于阿那瓌。遂留之，亲宠任事，阿那瓌因入洛阳，心慕中国，立官号，僭拟王者，遂有侍中、黄门之属。以覃为秘书监、黄门郎，掌其文墨。覃教阿那瓌。转至不逊，每奉国书，邻敌抗礼”。（《北史》卷98《蠕蠕传》，第3266页）这个出使于柔然的“齐人淳于覃”与使用南梁年号的“散骑常侍淳于某”不知是否存在内在联系，待考。

[36] 《高僧传》卷8《义解五》，第312页。 LEaJyyxkADSYqODR+HVyLz4I0xsXnq0qjYb+0vPNq7rP9KGkwhT7ujMaeMG5I19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