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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城梁氏西迁枹罕后，到5世纪中叶宕昌羌正式见诸史载，其间约有一个半世纪，若以“宕昌”一名初见文献计，亦有百年之久。这一时期，一方面史无宕昌之名，另一方面，枹罕羌活动地域与其后的宕昌羌活动地域相去甚远。表面看来宕昌羌的活动似无从谈及，然而史书中讲到的宕昌“其地自仇池以西，东西千里，席水以南，南北八百里”的记述包括了吐谷浑以东和仇池以西的白龙江流域和陇南山地。检诸史籍，4世纪后期频繁出现的漒川羌非常值得注意，仔细品味各种记录，发现其与宕昌羌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首先，宕昌羌与漒川羌的活动地域相重叠。漒川羌之名来自地名，指漒川流域的羌人集团。而这个漒川，历史上有许多别称，或作羌水，或作强水，或作垫江水，实均指今日白龙江。同时，白龙江流域又是汉代参狼羌人或曰武都羌的根据地。《水经注》羌水条有：“羌水出羌中参狼谷。彼俗谓之天池白水矣。” [18] 而且羌水“东南流经宕昌城东，西北去天池五百余里。” [19] 至于强水，“阚骃曰：强水出阴平西北强山，一曰强川”。 [20] 文中所谓强山，又叫嵹台山，即今之西倾山，而强川就是漒川无疑。至于垫江水，《水经注》引段国《沙州记》说：“洮水与垫江水俱出嵹台山，山南即垫江源，山东则洮水源。”《山海经》曰：白水出蜀。郭景纯《注》云：“从临洮之西倾山。东南流入汉，而至垫江。故段国以为垫江水也。” [21] 郭璞注原为：“色微白浊，今在梓橦白水县，源从临洮之西西倾山来，经沓中，东流通阴平，至汉寿县入潜。” [22] 因此，漒川就是羌水、垫江水、强川的异称，即白龙江。这样漒川羌的范围自然是向西不过西倾山麓，向东直抵仇池的白龙江谷地，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在仇池以西的白龙江流域及其附近地区活动的羌人就是史书中所说的“漒川羌”。
但是习惯上许多著述均将古代白龙江的正源参狼谷置于今宕昌县境内的白龙江支流——岷江，实际上与古地理记载大相径庭，也由此导致了对历史记录中宕昌城、宕昌羌活动范围理解上的偏差。产生这一谬误的原因是宋代以后对宕昌城、宕州和宕昌均视作一地处理造成的。北周灭宕昌蕃国置宕州或宕昌郡，当时州（郡）治在阳宕县，到隋唐时则将宕州（一度为怀道郡）移置怀道县。《元和郡县图志》宕州条说“怀道县，本周武帝天和元年置，属甘松郡。隋开皇三年罢郡，县属宕州，皇朝因之。” [23] 又说，“宕昌故城，今为交和戍，在（怀道）县东五十二里。” [24] 那么，隋唐时的宕州在北周时为甘松郡。而同书良恭县条有，“良恭县，西南至州二百一十里。北周阳谷[宕]县也，武帝天和五年置宕昌郡，隋开皇三年罢郡，县属宕州。十八年改为良恭县” [25] 。这就是说北周宕州或宕昌郡初立于阳宕县（良恭县），在今宕昌县西，而非宕昌故城。此处西至隋唐宕州尚有210里之遥，则隋唐宕州应在今甘肃迭部县与舟曲县交界一带，东距宕昌故城不远。考诸今日地理，则今舟曲县西的峰迭古城地区与之相当，此处才是宕昌羌在本地区活动的原初地域。《元和郡县图志》所谓“宕昌故城”存在的时间当在周武帝置宕州之前，为宕昌羌人的政治中心。北周宕州治所在故城西北较远的地方建置，是为了更加靠近周边州郡，远离吐谷浑和党项、白兰诸羌，加强对周边的控制。到了唐代宕州的治所重归宕昌故城以西，是因为唐代早期已不存在宕昌羌割据力量的威胁，移宕州于宕昌故城以西则可在更大范围上控制这一区域，同时能够有力地监控西部边界吐谷浑和吐蕃的活动情况。
此外《水经注》说：羌水（白龙江）“东南流经宕昌城东，西北去天池五百余里。羌水又东南，经宕昌婆川城东而东南注”。 [26] 以此度之，若将宕昌城置于今宕昌县溯岷江以北，无论如何也不会有500里的水流长度。只有将宕昌城置于今峰迭古城与舟曲县之间，由此西经白龙江沿岸之迭部县，四川若尔盖县境，直到西倾山南今禄曲县境内的郎木寺地区，与史载才更吻合。
通过以上论证，宕昌羌的活动地域和漒川羌重叠在一起，那么从漒川羌即可看作其是包含了宕昌羌在内的漒川流域羌人的总称。
其次，从时间顺序上看，漒川羌和宕昌羌的羌种之名是先后出现的。4世纪后期到5世纪早期，西秦史上有不少与有关漒川的记载。据《晋书》记载，西秦乞伏氏立国即领有白龙江流域，曾在这一带设立了漒川、甘松二郡。 [27] 西秦末年更在漒川以南地区设立了益州、梁州。此后，史书中便不再出现“漒川羌”的名字了。另一方面，5世纪40年代以后南北朝史书中才正式有了“宕昌羌”的提法。北朝方面，《魏书》说：在太平真君九年（448）“宕昌羌梁瑾慈遣使内附，并贡方物” [28] 。南朝方面，宋武帝大明元年（457）五月乙亥，“辅国将军梁瑾葱为河州刺史、宕昌王” [29] 。所以说，漒川羌和宕昌羌所处地域相同，而名称前后相继出现这一现象绝非偶然，其中必定包含着某种承递关系。
但是《晋书》载后秦姚硕德征伐仇池杨氏时（405），曾两次提到其遣军“道由宕昌”和下辨方向的后秦州夹击仇池一事。 [30] 此事发生在432年，而仇池杨保宗镇守宕昌已有二十多年，又恰为“漒川羌”极为活跃的时期，与漒川羌、宕昌羌前后相继说似有矛盾。笔者认为，405年出现的宕昌并非特指宕昌羌，而应为地名宕昌。《元和郡县图志》宕州条在谈到宕州名称的来历时有这样一句话：“天宝元年改为怀道郡，乾元元年复为宕州，因宕昌山为名也。” [31] 但是，著述中均不见对宕昌山具体方位的记录，《元和郡县图志》只是在宕州怀道县条下提到了一处山名——良恭山，说此山“在（怀道县）北四十里，出雌[雄]黄” [32] 。北周阳宕县改为良恭县实以此山为名，因此不能把良恭山确定为宕昌山。再者，姚硕德遣兵进攻仇池当是从秦州出兵，一军向下辨方向，一军向宕昌方向。宕昌方向的进军不会长途远奔至白龙江一带，又转向东北攻仇池。所以405年涉及之宕昌应当在今岷县、宕昌县接界处。考虑到阳宕县地名的特点，宕昌山应在其北，于是可将宕昌山拟定为今岷县南宕昌县北的岷峨山地区。须知，不仅宕昌羌，实则其国名、州县名均与地名有关。换句话说，在宕昌羌引起人们的注意之前，宕昌一词的主要意义必然是地名上的，漒川羌活跃时期的宕昌（405）是指地区而非民族之名称。
第三，漒川羌彭氏羌酋的败亡为梁氏羌酋的代兴铺平了道路。十六国后期出现的彭氏羌酋有：彭奚念、彭利发、彭利和三人。其中较为明确地，属漒川羌的则是彭利和一人。而彭奚念常被称作枹罕羌或南羌，仿佛与漒川羌无涉。据史载，389年彭奚念首次浮出史家视野时就活动在枹罕，并且从389—409年的20年间，他似乎长期驻扎于枹罕。然而，他在392—397年中被后凉击败，一度亡归甘松。在4世纪末的10年中，彭奚念作为西秦的北河州刺史，实际统治枹罕时间不过3—4年，而流落甘松则至少有5年时间。甘松一带看起来极有可能是他的根据地，因此彭奚念与甘松、漒川肯定有着密切的关系。397年彭奚念回到西秦后，只是留居在乞伏氏的宫廷中（时枹罕属后凉），直到400年西秦投降后秦，降众中才包括彭奚念。后秦统治时期，大约把枹罕仍交由彭奚念镇守，407年，他又投向了南凉。408年西秦复国，又于409年赶走了枹罕羌中叛服无常的彭奚念。时隔两年，411年史书中又出现彭利发夺回枹罕，而于次年被西秦打败，丢失枹罕，死于清水（当在枹罕以南的洮河流域）一事。而到了416—419年间后秦洮阳公彭利和在漒川两次遭到西秦的进攻，兵败后“单骑奔仇池”。联系上述事件，三位彭氏羌酋应为同族，其主要活动地区在漒川，当为漒川羌酋。至于在这一系列事件中牵涉到的枹罕问题，应当是前秦符登东征后（时在386年）留下的权力真空被漒川羌取代的结果。正因为彭氏对枹罕的控制与西秦的利益发生了冲突，再加上彭氏又叛归后秦，最终导致了与西秦矛盾的激化。在西秦一系列军事打击下，彭氏先失枹罕，后弃洮阳、漒川、甘松，或兵败被杀，或亡奔仇池。彭氏灭亡后，漒川羌群龙无首，漒川恢复到如《魏书》中所言，“姓别自为部落，酋帅皆有地分，不相统摄” [33] 的状态，而西秦在此地的统治又极不稳定，为时短暂，在这一背景下，梁氏羌酋逐步兴起并取得了统治地位，史称：“有梁懃者，世为酋帅，得羌豪心，乃自称王焉。” [34]
此外，还有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就是枹罕羌酋梁氏到底是在什么时候进入漒川的。要回答这一问题还必须从西秦和彭奚念入手。4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彭奚念统治枹罕时，枹罕梁氏羌酋一定是归附于彭氏，并通过他臣属于西秦。400年，西秦亡于后秦，乞伏氏父子逃奔南凉秃发氏，客居晋兴。既而，“南羌梁弋等遣使招之” [35] ，乞伏乾归密谋出逃。至于这个梁弋，马长寿先生从姓氏角度结合事理推测其为宕昌羌之祖。而《资治通鉴》认为此事发生在400年：“南羌梁戈等密招乾归……八月，乾归南奔枹罕。” [36] 这个“梁戈”就是“梁弋”，当为传抄之误。乞伏乾归出奔得到了梁弋的接应，所以其出奔之地应为梁弋控制下的地区，即枹罕，然后再去长安。很显然，南羌梁弋就是枹罕羌梁弋，他在4、5世纪之交彭氏逃离枹罕期间成为本地区的重要力量。然而笔者认为把这个梁弋作为宕昌羌之祖来处理，下距本文分析的宕昌梁懃兴起时间太过急促，又不见史传明确记载，不如将其定为北魏枹罕羌梁览的祖先更加合理。以此推论：宕昌羌与枹罕羌分离的时间至少应在400年以前的某一时期。
但在推断枹罕梁氏分离迁入漒川地区的时间上限只能从4世纪民族政权的更迭开始。十六国时期，数个民族政权均对漒川羌和宕昌羌活动地区有过程度不同的控制。《资治通鉴》说：330年，前凉“张骏因前赵之亡，复收河南地，至于狄道，置五屯护军，与（后）赵分境”。胡注云：“五屯护军，武街、石门、侯和、漒川、甘松也。” [37] 到了345年，张骏置河州时，胡注又说：“分晋兴、金城、武始、南安、永晋、大夏、武威、汉中八郡为河州。” [38] 则漒川、甘松等地很可能就被包括在汉中郡之中。347年，后赵击败前凉，“自河以南，氐、羌皆附于赵” [39] 。前秦兴起后，漒川羌、宕昌羌地区又为前秦和吐谷浑分别占据。371年，前秦破仇池，吐谷浑辟奚朝秦，被前秦封为“安远将军、漒川侯” [40] 。而漒川地区东部，早在359年时，前秦在甘松之地已设护军，由仇腾担任此职，直到385年。西秦独立建国之初，似乎就取得了对漒川的控制权。乞伏国仁设立了包括甘松、漒川、白马、匡朋在内的十二郡。漒川地区在整个4世纪从未逃出过任何一个相关民族政权的控制，各政权在占领漒川之前，又都以控制枹罕为前提。同时部分政权在攻城略地之后，往往伴随有较大规模的部族迁移行为，枹罕羌梁氏的分化当在这样一种条件下产生。以此观之，前秦、西秦时期可能性最大，加上此时彭氏羌人在枹罕的凸显，那么，大致可以把枹罕梁氏的分离南迁上限时间断定为不早于公元4世纪中期，甚至以4世纪70、80年代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