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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对于宕昌羌起源问题的探讨应从其原初居住地及其酋豪渊源入手，并结合活动地域与王族、部民的构成情况进行梳理。
单纯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看，文献中宕昌羌原居地的记载较为含混。史书中最早有宕昌羌记录的首推《宋书》卷六，然而其只提到了宋孝武帝大明元年（457）的一件朝贡之事。 [5] 仅记有宕昌羌及其首领之名，其余并未谈及，同时《宋书》中也没有宕昌羌的专传。其余立有专传的史书对其原居地完全没有明确提及。
如此则梁朝萧子显的《南齐书》就成了最早完整记录宕昌羌情况的史书。此书对宕昌羌的起源地是这样讲的：“宕昌，羌种也。各有酋豪，领部众汧、陇间。” [6] 其后北齐魏收的《魏书》和南朝末年基本完成的《梁书》对此所述稍详。《魏书》中说：宕昌羌“其地自仇池以西，东西千里，席水以南，南北八百里，地多山阜，人二万余落”。 [7] 《梁书》则载：“在河南（吐谷浑）之东南，益州之西北，陇西之西，羌种也。” [8] 文献记载明显揭示了《南齐书》和《梁书》对宕昌羌原居地记载的不一致。《南齐书》中所说的“汧陇”，按常规理解应从陕西汧阳县到陇山一带，迫近关中，位于仇池国之东北，如此则与《梁书》所谓的“陇西之西”无关，仿佛《南齐书》的记载有误。但是《南齐书》同卷中记载的宕昌羌酋的封号却又是：“使持节、督河凉二州、安西将军、东羌校尉、河凉二州刺史、陇西公。” [9] 难道南齐朝对宕昌羌的地域概念已经模糊到如此程度了吗？实则不然，南齐对宕昌的封号与《梁书》的记载并无矛盾，事实是探讨问题的着眼点应放在对“汧陇”的理解上，即不当囿于原有的概念，而应从《梁书》“陇西之西”的地方去寻找。《水经注》载：“漓水（今大夏河）又东，左合罕幵南溪之水，出罕幵西，东南流经罕幵南，注之。《十三州志》曰：广大阪在枹罕西北，罕幵在焉。昔慕容吐谷浑自燕历阴山西驰，而创居于此。” [10] 这样看来《南齐书》中的“在汧陇”间当指罕幵水流域。它与“陇西以西”两者在地域上相重叠。又《通典·边防六》提到宕昌羌的起源时说：“亦三苗之胤，与先零、烧当、罕幵诸部姓别，自立酋帅，皆有地分，不相统摄，宕昌即其一也。” [11] 此说与《魏书》及《北史》有异，它明确了宕昌羌是西羌的一支，其活动范围与先零羌、烧当羌、罕幵羌有关，均属于原居地在“赐支河曲”的河湟西羌系统。《通典》的记载较它书稍详，而且《太平御览》宕昌条中引述的也是《通典》的记载，而非今本《魏书》或《北史》，这表明《太平御览》的作者在处理这一问题上当有所据。
由此可以初步得出结论：宕昌羌的原居地正在紧邻枹罕的陇西以西之地，其中主要包含了罕幵水流域。按照《水经注》的说法，这个罕幵水流域应为今大夏河下游地区，那么《魏书》所述的“仇池以西”“席水以南”方圆千余里的范围也部分地包含了这一地区。
除了地域因素，从王族系统来看，宕昌羌与枹罕地区羌人有一定的关系，也就是说宕昌羌酋梁氏与枹罕羌酋梁氏存在着血缘关系。《北史·梁览传》载：西魏大统二年（536）“览从弟（梁）仚定反，欲图览” [12] ，梁仚定是西魏时期著名的宕昌王，其事迹见于《北史》《周书》“宕昌传”及相关列传。而《北史》梁览本传提道：“梁览字景叡，金城人也。其先出自安定，避难走西羌，世为部落酋帅。曾祖穆以枹罕城归吐谷浑。后又归魏，封临洮公。祖颢为尚书，封南安公。父钊河华二州刺史，封新阳县伯。” [13] 《北史·梁览传》的内容在明确了宕昌梁氏与枹罕梁氏宗族联系的同时也间接地证明了宕昌羌的原居地应与河州地区有关。《水经注》载：“《十三州志》曰：大河在金城北门，东流，有梁泉注之，泉出县之南山。按耆旧言：梁晖，字始娥，汉大将军梁冀后，冀诛，入羌，后其祖父为羌所推为渠帅，而居此城。土荒民乱，晖将移居枹罕，出顿此山，为群羌围迫，无水。晖以所执榆鞭坚（或作竖）地，以青羊祈山，神泉涌出，榆木成林。其水自县北流，注于河也。” [14] 再联系《北史·梁览传》和耆旧的口述材料可以断定，宕昌梁氏与枹罕梁氏同源于金城梁氏，而且其来源更能上溯至安定梁氏，甚至言之凿凿为东汉大将军梁冀的后代。当然对于金城梁氏是否确为梁冀之后当可存疑，但他们与安定梁氏存在着一定的血统关系则无可置疑。
由于南北朝时期的枹罕和宕昌两支梁姓酋豪均为羌人酋帅，不能不让人怀疑他们似有冒为汉姓的可能性。但从南北朝时期宗族观念的实际情况来看，他们冒姓的可能性不大。一方面在南北朝时期的中国，不论南方北方都有极强的宗族认同感，《颜氏家训》讲道：“江南风俗，自兹以往，高秩者，通呼为尊，同昭穆者，虽百世犹称兄弟。若对他人称之，皆云族人。河北士人，虽三二十世，犹呼为从伯从叔。” [15]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的宗族认同应较为可靠。另一方面，安定梁氏自汉时起即为陇上大姓，宗族繁盛，分支颇多，甚至有远徙代北者。这里之所以确定枹罕与宕昌梁氏的关系更为密切，是因为这两支梁姓除了同源于金城梁氏之外，他们与其他梁氏的关系并不密切。如北魏梁御为代北武川梁氏，亦源出安定。但在《北史·梁御传》《北史·梁览传》均未交代枹罕梁氏与代北梁氏的关系，甚至梁御跟随魏太武帝征战陇上的时候也没有述及代北梁氏与枹罕梁氏有什么关系。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宕昌梁氏与枹罕梁氏的血缘关系更为密切。所以可基本肯定，宕昌梁氏与枹罕梁氏来自金城梁氏，而金城梁氏导源于汉族安定梁氏的可能性很大。
以上仅对宕昌羌统治阶层的来源进行了探讨，当然不可能据此得出枹罕羌与宕昌羌的基本民众与其酋豪来源一致的结论。据《十三州志》与《北史·梁览传》的记载可以看出，在安定梁氏族人西迁金城之际，金城一带就居住有许多羌人，而他们基本上都是内迁的西羌，其首领则由逃亡来的梁氏族人但任。金城梁氏所统诸羌的具体情况现难以确知，惟《三国志》裴注所引《魏名臣奏》中有雍州刺史张既的一段话：“又梁烧杂种羌昔与（韩）遂同恶。遂毙之后，越出障塞。则前后招坏，归就郡者三千余落，皆恤以威恩，为官效用。” [16] 张既提到的金城郡羌人情况为进一步寻找宕昌羌部民的来源，留下了一点线索。从金城郡分布有“梁烧杂种羌”的说法，可以认定，梁氏在东汉末曹魏初之际已完全被视为羌人，当然除此还有其他的羌人种落存在。“烧”字很明显就是东汉时期名噪一时的烧当羌。考诸《后汉书·西羌传》等文献可知，东汉后期有许多降服的羌人留居于金城郡地区，主要的成分就是烧当羌和当煎羌。可以初步确定的是在宕昌羌和枹罕羌的早期部众中含有金城羌、烧当羌和当煎羌的成分。
《魏名臣奏》中记录的张既与魏文帝对话的时间为东汉末年曹魏初期，这表明了至少在3世纪20年代金城的梁烧诸羌仍然存在。但他们西迁枹罕的具体时间则难以考订，只有前引《水经注》里比较含混地讲到梁晖西迁枹罕的背景是“土荒民乱”，暗示了当时混乱的社会状况和金城周围的形势。结合《魏名臣奏》的引文来看，这一混乱的社会状况指的不会是东汉末年羌人起兵、陇右隔绝的时代，而应当是曹魏建国以后的一段时间。
第一，东汉末年到西晋建立，中原政权的更迭均以和平禅让的方式进行，可以说中原政权的变更对金城郡周围的形势没有产生过大的影响。倒是这一时期在陇右河西发生的规模巨大的少数民族起义，曾严重动摇了金城郡的地方统治秩序，再加上西晋时期大规模的民族迁移中，新迁来的民族与原有民族之间不可能真正和平相处，双方必然为争夺草场、土地等生存空间产生冲突。这一系列因素激化了原有矛盾，导致了更加频繁的战乱与迁徙。所以金城梁氏的西迁应与陇右民族战争和民族迁徙有关。
第二，从西晋时期主要在金城郡一带活动的民族情况，可确定西晋时期金城郡周围存在着比较大的羌人集团。
基于以上两点对史料的考察分析可确定，一是曹魏正始八年（247），陇西、南安、金城、西平各地的羌酋饿何、烧戈、伐同、蛾遮塞等叛魏降蜀，凉州卢水胡治无戴也起兵反魏等，说明曹魏统治时期，金城枹罕地区的秩序动荡不安，当地羌人并未完全服从曹魏的统治。二是从《晋书》中谈到的其先祖内迁的史实 [17] ，可以看出西晋末到十六国初期在金城一带活动的主要民族为鲜卑人，而羌人集团则被排挤出了这一地区，主要分布于该地区以南的陇西、南安境内和以西的枹罕、洮水地区。于是把金城梁氏西迁枹罕的时间放在3世纪中期以后到4世纪初期以前较为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