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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两汉时起，西羌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原政权，至东汉时尤甚。东汉朝一系列大规模羌汉战争的后果之一就是西羌部族的大规模流徙，主要是向中原的内迁。魏晋以降，更有鲜卑、匈奴、氐、巴等族的移动，民族政权的更替加剧了这一趋势。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宕昌羌作为羌人中一个较大的分支在南北朝时期一直长期存在并与周边政权发生着关系，其主要活动时见记载，但其来源是否就是陇南山地的山羌，历来看法不一，现有两方面的意见：一为参狼说；一为钟羌且昌说。
马长寿先生在《氐与羌》一书中认为，宕昌羌是汉代参狼羌的后代。他说：“羌水出羌中参狼谷，则羌水上游的羌人为参狼羌的后裔甚明。” [3] 而“羌水上游的羌人”指的就是文献中频见的宕昌羌。马先生的依据主要是以北朝诸史中所记录的宕昌羌的活动地区及与汉代参狼羌活动地区的相重合来判断的。至于宕昌的王族系统，马先生还推测说，南羌梁弋介居前秦梁氏后族、梁姓贵族与宕昌梁氏之间，应为宕昌羌之祖。
王锺翰先生在《中国民族史》一书中引述有：“宕昌羌一说与汉代的且昌羌有关。公元135年（阳嘉四年），马续、马贤在击败钟羌良封后，进而袭击钟羌且昌，且昌率诸种10余万降于梁州刺史，且昌很可能为宕昌之笔误。” [4] 此说的关键在于指出了“且昌”与“宕昌”形近而误。
不可否认，宕昌羌中混有包括原参狼羌，甚至钟羌的成分，但是宕昌政权绝非仅仅建立在某一种羌人基础上的。魏晋以来的吐谷浑以东，仇池以西之地并不是兵锋不及的世外桃源。宕昌羌正式出现在文献记载中的时代已经到了十六国末期的北魏勃兴时期。根据《魏书》曾对其活动范围的表述可知，大约相当于仇池国与吐谷浑之间的陇南山地。至于这里是不是宕昌羌的发源地，史书中则语焉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