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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要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意味着中国经济在内需或外需问题上如何体现出中国未来发展的新方式和新格局。探讨好这个问题，对于保持中国未来发展的长期向好趋势至关重要。
首先来看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着怎样的外部环境，即世界经济走势、全球化趋势、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各国发展动态，以及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如何变化。关于“长期停滞”这个概念，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承认， 长期停滞是世界经济的一个新常态 。我们以前没有太过重视它，现在应重新关注，必须了解这个新常态，有助于理解自己所处的新的国际经济环境。
在2019年《财经》年会上，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有一个视频演讲，引起大家关注。在这个演讲中，格林斯潘提到了全球经济的长期停滞，提出这个问题很重要。他把全球停滞的问题根源归结为全球性的老龄化趋势，讲的也是对的。作为具体的原因和解决手段，即为什么会有长期停滞，如何能够阻止它，格林斯潘认为问题出在社会福利支出太多，造成对储蓄的挤压，进而导致投资不足，最终是生产率不能提高。他还讲到中国的老龄化，暗示中国同样面临着社会福利支出挤占储蓄的危险，但他最后得出的结论值得商榷。
可以说，格林斯潘作出正确的“诊断”——老龄化和长期停滞，却开出了不对症的“药方”——减少社会福利支出。一方面，美国的社会保护水平在高收入国家中是最差的，长期停滞的问题恰恰出在收入差距和社会保护不足上，而不在于社会福利支出过多。另一方面，他的建议对中国更不适用。
老龄化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 老龄化最严重的无疑是发达国家 ，符合一般规律，即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老龄化程度也同时提高。同时， 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老龄化速度同样非常快，近些年有加剧的趋势 。如果往前预测的话，甚至最不发达国家，长期也呈现加速老龄化的趋势。老龄化趋势遵循的是一般规律，因此是不可避免的。
人口增长缓慢和老龄化，从两个方面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对于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和人口红利期的新兴经济体，首先遇到的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减速甚至进入负增长，这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经济增长的供给侧驱动力减弱；对于高收入国家，总人口增长减速甚至进入负增长，会导致需求侧拉动力的减弱。在经济增长减速的情况下，加上许多国家收入分配的恶化，会出现富人有钱但是消费不了那么多、穷人想消费却没有钱的困境。因此，总体上表现为储蓄水平持续大于投资意愿。
这里说的 长期停滞，不仅是经济增长速度慢下来，而是同时表现为“三低”——低通胀率、低利率和低经济增长率 。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发达国家就是这个趋势，随后又加强了。这种长期的趋势是从美国发起的，波及其他发达国家，因而也就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常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长期停滞。需要讨论的是，长期停滞是否还在继续，以及会不会影响我们对今后中国外部环境的判断。
新冠肺炎疫情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承认，美国经济也好世界经济也好，都不会有V字形复苏。大家用各种英文大写字母来表达对未来经济复苏轨迹的判断。从全球经济来看，我们不会期望一个V字形复苏。经济衰退非常快，但是复苏的时候会十分慢，以至迟迟不能复苏，至少在底部的时间会很长。我们姑且先假设它是一个U字形的复苏。然而，可能复苏在半路上就停止了，经济增长不会回到疫情之前的原点上，由此开启一个更新的常态。
历史经验显示，所有的经济发展长期趋势，本来都是渐变而缓慢的，而一个突发事件的出现，会诱导出一个突然的加速，渐进性由此变成突变性。 逆全球化的趋势以及实体经济长期停滞的状态，很可能因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而加速、加重、加深 。同时，我们也知道因为供应链断裂乃至“脱钩”的问题，特别是涉及一些所谓国家安全、健康安全等，或者与有意打压竞争对手和遏制中国发展相关的恶意“脱钩”，都会导致世界经济的复苏处于一个更恶劣的环境中。因此， 长期停滞不仅会继续，可能还会比以前更深重 。这是我们所处的一个基本的背景和外部环境。
再来看中国经济所处的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增长会受到外部环境影响，然而更深层的背景是自身的长期变化趋势。 中国的老龄化趋势更严峻一些，而且是在中等收入阶段就迅速向高收入国家的老龄化程度靠拢，所以叫作“未富先老” 。可以说，未富先老、世界最大规模的老龄人口，以及最快的老龄化速度，构成我们未来一段时间的重要国情，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或者基础因素。
一般来说，人口的变化会经过两个转折点： 第一个转折点是劳动年龄人口从增长到萎缩 。这个年龄组人口很重要，因为这部分人增长快、规模大的时候，会产生一个生之者众、食之者寡的人口结构，有利于经济增长。如果这个年龄组人口增长到了峰值，进入负增长，就会通过劳动力短缺、人力资本改善速度放慢、资本替代劳动过快导致投资回报率下降，以及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减慢使生产率提速下降，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的结论。 2010年中国经历了这个人口转折点，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由正转负，标志着人口红利消失和GDP潜在增长能力减弱 。
过去我们关注不够的还有 第二个人口转折点，就是总人口增长从正到负 。根据不同的预测， 中国这个转折点终究会发生在2025—2030年 ，即总人口到达峰值转为负增长。这个转折点带来的是什么呢？可以用其他国家的经验做一点参考。目前世界上人口负增长的主要国家有20个。这些人口负增长的国家与处于相同发展水平阶段但人口仍在增长的国家相比，经济增长表现普遍较差，在人口增长由正转负的年份前后，通常经历GDP增长率的大幅下滑。
可见，两个人口转折点都会产生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效应。然而，一般来说， 第一个人口转折点导致人口红利消失和潜在增长率下降，属于供给侧的问题；而第二个人口转折点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可能冲击，属于需求侧的问题 ，即人口萎缩导致总需求不足。也就是说，前一个问题我们看到的是潜在增长率下降，只要能够按照潜在增长率保持增长，增长速度下行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需求因素导致不能发挥潜在增长能力的话，经济增长下滑的速度就可能既迅速又剧烈。
2010年之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笔者预见到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也预测了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趋势。后来实际情况也证明了，实际增长率跟潜在增长率的预测是吻合的（参见图1）。
这个高度吻合说明什么呢？一是我们的预测得到了印证，二是实际经济增长符合潜在增长率。潜在增长率下降是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常态，这个变化是符合发展规律的一种趋势， 只要达到潜在增长率，经济增长就是健康和长期向好的 。
从那个时候至今，笔者的研究主要关注于用改革的办法提高潜在增长率，并未担心过中国经济面临的需求因素会制约潜在增长率的发挥。但是，由于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中国经济的确可能遇到来自需求侧的制约。如果中国现有的潜在增长率还不能实现的话，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节奏就过快，就不是健康的。正因为存在这个潜在的制约因素， 我们需要打造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是要挖掘内外需求的潜力 。
有没有可能出现一种由于需求因素的制约，实际增长不能实现潜在增长率的情形呢？回答是肯定的，日本就是一个例子。日本银行（央行）每个季度都计算一个GDP的潜在增长率，事后也统计到一个实际增长率。以实际增长率减去潜在增长率，得出的差额就叫作产出缺口，或者叫增长率缺口。如果这个差额是负的，说明实际增长没有发挥潜在能力。日本在1990年泡沫破灭，对经济的刺激效果延续了一段时间，因此在当年第四季度实际增长率还高于潜在增长率，增长率缺口为正值。接下来就直线往下掉，从1993年开始直到2020年第一季度，绝大多数季度的产出缺口都是负的。大家还应该知道的是，日本的潜在增长率已经非常之低，即便这样，实际增长仍然没有充分利用潜在增长能力。
图1 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
我们来看一看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即“三套车”中各种因素的状况。也可以说，如何认识中国的三大需求因素，与判断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是相关的。同时，如何应对三大需求因素面临的挑战，也是我们打造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根本的政策着力点。
先看外需 。经济学家通常会用公开出版的数据看“三套车”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如果简单看国家统计局提供的三个主要需求因素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往往会遇到一个悖论。例如，2019年外需的贡献即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仅为11%，而过去多年都是负贡献。我们的外需是什么呢？在统计概念上就是出口减去进口即净出口。既然对经济增长贡献已经是负的了，外需是不是就不重要了？由此还会产生更荒唐的重商主义结论，是不是只需减少进口就可以增加净出口了呢？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国际贸易还是重要的需求贡献因素。鉴于此，有的研究者把统计概念转化成经济学概念，重估了外需的贡献，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1995—2011年，外需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仍然可以高达22%，而按统计数据来算，同期外需的贡献率只有2.5%。本文引用这个重估数据并不意味着认同其具体数值，只是为了说明，外需应该是而且的确是重要的需求因素。 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同时利用我们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关键位置、广泛连接性和充分韧性，牢牢地嵌入全球分工体系，坚定地避免与全球分工体系“脱钩” 。
三套车的第二个因素是投资 。中国投资需求对GDP的贡献率近些年显著降低了，该趋势仍将继续。首先，过度依靠投资实现增长是高速增长时代而不是高质量发展时代的特征，因而其不可持续性日益凸显，降低这种依赖是转变发展方式的任务之一。其次，中国经济增长率趋于下行，是一个叫作“回归到均值”的规律现象，投资需求和投资贡献率自然也要回归均值，与国际上一般水平趋同。最后，全球经济仍处于长期停滞状态，逆全球化还可能加速，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同样也会影响投资需求 。未来需要从补齐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短板方面，寻找促进投资的新增长点 。
三套车的第三个因素是最终消费 。和投资贡献正好相反，中国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长期以来显著低于其他国家。从世界银行最终消费在GDP中比重指标看， 中国消费率长期以来偏低 。从我们自己的数据看，最终消费拉动经济的贡献（百分点）近年来是降低的，这与经济增长减速相关；而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百分比）则稳步提高，显示了增长贡献结构的变化。在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占70.0%，其中城乡居民消费分别占54.7个和15.3个百分点。可见， 居民消费特别是农村居民和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应该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拉动经济增长的内需因素 。
促进居民消费要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有三个关键抓手，分别是收入增长、收入分配和再分配。从收入增长看，GDP增长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同步性，在不同的时期不尽相同，在很长时间里GDP比居民收入的增长更快。党的十八大以来，居民收入增长跑赢了GDP增长（参见图2）。对于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在2010年基础上翻番、打赢农村脱贫攻坚战作出了贡献。未来仍然需要保持这种同步性，否则的话就难以长期可持续地支撑经济增长所必要的需求因素。
从收入分配来看。 过去10年里，收入分配状况得到明显的改善 ，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都得到缓解。然而，收入分配状况的根本转变，仍是艰巨的任务。国家统计局分别公布了城镇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五等份数据，虽然每个组的平均收入都在增长，但是组别间的收入差距还是很大。从人均收入最高20%家庭的平均收入水平与人均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平均收入比率来看，2019年城镇为5.9倍，农村为8.5倍，城市最高收入组与农村最低收入组的比率则高达21.5倍。
图2 居民收入与GDP增长的同步性
收入分配改善靠的是什么呢？应该说，分配制度改革和政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长期以来更主要的是靠劳动力市场的初次分配效应，也就是劳动力市场发育、劳动参与率提高和居民就业增长，提高了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和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总体改善了收入分配。但是，这种初次分配机制并不能根本缩小差距。并且，在新的发展阶段上，劳动力市场机制改善收入分配的效应也在减弱。因此， 根本改善收入分配、扩大消费内需的政策关键点是加大再分配力度 。
国际经验表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一般具有较高的基尼系数，而高收入国家的基尼系数普遍较低。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等收入与高收入分组的人均GDP门槛大约是12000多美元。人们发现，中等收入国家基尼系数多在0.4以上，而高收入国家多在0.4以下。为什么国家一跨过这个门槛，收入分配状况就显著得到改善，或者说基尼系数就降下去了呢？过去学者们苦心孤诣探讨其中的道理，其实没那么复杂，也没有太深刻的道理。那就是高收入国家加大了再分配力度，用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办法就把基尼系数缩小了（参见图3）。
图3 再分配前后基尼系数比较
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来看，初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其实与中等收入国家是差不多的，实施再分配之后，就有了显著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基尼系数。平均而言，再分配把这些国家的基尼系数平均缩减了35%。由此可以获得重要的启发。中国人均GDP在2019年已超过10000美元，“十四五”期间预期跨过人均12000多美元这个高收入门槛。在这期间 我们应该加大再分配力度，大幅度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均等化程度，同时依靠收入增长、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共同作用，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以此为主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国内需求 。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副院长 蔡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