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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要点： 中国有14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全球最大，市场规模和潜力巨大。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可以实现巨大的经济功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当前以廉价要素和资源进行加工制造出口的经济全球化进程趋于尾声，而依托国内大规模市场资源吸纳全球创新要素的新的经济全球化浪潮正在展开。我们可以依托大规模市场优势促进中国经济全球化升级，建设创新驱动型国家。为此，我们应以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优化企业竞争条件等来促进超大规模市场的建设。
建设超大规模市场是指，在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升级市场结构、完善市场秩序、改革市场机制和优化市场环境等，来推进国内市场容量、规模和结构的不断成长。
第一， 超大规模市场可以实现巨大的经济功能 。虽然超大规模市场对国家的消费性基础设施和市场秩序提出了挑战，但是它具有强大的经济功能，可以支撑现代经济增长，促进专业化分工水平不断提升，对全球生产要素尤其是人才技术等先进要素产生强大的虹吸效应。
第二， 中国建设超大规模市场具有特殊的经济作用 。其一， 给实体经济以强大的需求激励 ，从而吸引各种资源和要素积聚于实体经济，增加实体经济的有效供给。其二，从增加消费和投资需求两个方面， 抑制当前和未来经济下行的趋势 ，保证充分的就业，为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提供动力。其三， 为全球企业进入中国大市场创造更多的机会 ，从而为世界经济增长作出贡献。
第三， 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具有战略上的优势 。其一，它是可靠的战略资源，是对产生战略性影响的行动起着关键作用的无形资源。其二，它是可以依托的比较优势，过去的比较优势是低成本生产要素，现在除了新型举国体制，另一个比较优势就是在超大规模国家基础上形成的大规模市场。其三，它是中国未来实现发展战略目标的重要工具，超大规模市场可以与飞速发展的信息化、网络化相结合，成为拉动或推动重大的技术进步、结构变迁和社会演化的主要力量。
当前，中国以廉价要素和资源进行加工制造出口的经济全球化进程趋于尾声，而 依托国内大规模市场吸纳全球创新要素的新的经济全球化浪潮正在展开 。究其原因，一是国际经济长期低迷、逆全球化浪潮兴起，贸易摩擦影响了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空间；二是国内要素和资源价格的急速上升，使中国快速地丧失制造业国际代工的比较优势，这是中国必须尽早扭转出口导向经济、建设内需驱动型全球经济的内在动力。
基于国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经济全球化，与基于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之间的差异在于：前者是 利用本国的市场和全球的人才、技术来发展中国的创新经济； 后者是利用别国的市场来发挥本国低端要素的比较优势，通过招商引资来实现进出口。
基于大规模市场的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一是在人口基数大的基础上，使民众收入不断增长，使内需规模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二是塑造强势本币的国际地位，促进其他国家对本国出口，以便能长期廉价地获取全球要素和资源；三是以强大国内市场中成功机会多的优势，吸收全球资本、技术尤其是人才向本国流动。
我们要利用全球创新要素发展中国的创新经济：一是 塑造新的全球化理念和为其服务的战略和政策 ，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要扬弃出口导向战略，搭建以宜居城市为核心的扩大内需的经济平台；二是 实施深度的结构性改革 ，使居民收入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迈上新的台阶；三是 新的经济全球化战略需要由中国的跨国公司来承担 ，关键是要放手让民营企业在国内市场进行兼并重组，鼓励民营企业联合起来“走出去”。
利用中国的大规模市场优势发展创新驱动经济，将培育出中国企业参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新的动态竞争优势。
第一， 从促进国内创业创新出发，高水平地“引进来” 。引进来的重点是引进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知识资本，即以中国不断释放的内需为引力，以全球城市为载体，以优化的创新创业的制度环境为平台，以全球化企业为主体，大力虹吸全球先进科技和人才。引进来不是以市场换技术，而是通过优化投资环境，促进所引进的人力资本、技术和知识与国内创业创新的热情、政策和平台等因素充分地对接，激发国内创业创新的动力。
第二， 以服务于全球市场和增强国内产业竞争力为目标，大规模地“走出去” 。走出去是要沿着全球城市网络的节点建设各种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可以在“一带一路”沿线推动中国品牌企业参与境外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推动中国高铁、电力、通信、工程机械以及汽车、飞机、电子等走向世界，向极具市场潜力的新兴市场渗透和延伸。另外，也可以依托中国市场规模迅速成长的市场效应，在走出去中吸收国外先进生产要素尤其是高级人才，通过建立“国内—全球”之间的知识流动管道，构筑国内创新创业的双向流动机制，提升国内企业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地位。
第三， 构建对内对外开放新格局，以对外开放促对内改革，推动中国创新驱动国家建设步伐 。出口导向型开放发展不出自主创新经济和自主品牌；只有在对内开放、充分利用国内市场中，才能培育自主品牌和自主技术。如长三角地区在过去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发展的是代工经济；未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示范区的建设，作为上海重要的对内开放载体，要定位于为建设有世界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服务，从而成为对内开放的新高地。
第四， 提升中国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使更多的全球人力资源为我所用 。人力资源既是生产力中最积极主动的要素，也是跨区域移动性较弱的要素。这一特征导致了国家之间在生产率、产业结构和收入福利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如果我们可以推进全球优秀人才向中国移动，就能够快速提升中国产业结构，缩小与发达国家在收入和福利上的差距，这应该成为中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一个重要政策目标。
中国的市场性状是理论上计算的市场规模大，但实际上的现实市场规模小。造成这种状况的外在原因，除了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相对较低外，主要是中国目前的市场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区域分割，并不是一个充分一体化的统一大市场，因而难以体现大规模市场的优越性。
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建设全国统一协调市场、放大市场规模效应的重要思路 。只有坚决地去除各种有形与无形的行政壁垒，鼓励企业充分竞争，才能在这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逐步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强大国内市场。
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一直较低，而且长期处于下降通道。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应该替代投资驱动成为新内需的主要力量。 扩大消费性的内需，关键在于收入分配改革 。财产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的不对称，是造成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的基础的制度原因。中国居民工资性收入占GDP的比重在50%以上，而财产性收入占GDP的比重仅有3%。财产性收入的低下，使得中国居民总收入占GDP比重偏低，因而消费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不高。
将中国从出口大国和投资大国转变为消费大国，有可能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打开新的空间。 扩大内需的政策关键在于，如何提高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一是需要在产权理论上承认人力资本在价值创造方面的贡献；二是确立建设分享经济的政策体系，生产要讲效率，分配要讲公平，现阶段尤其要以公平促效率；三是重点建设资本市场强国，完善资本市场的财富增值功能，扭转资本市场仅为企业融资的功能，要以增加人民的财产收入为中心改革其内在功能。
中国实体企业这些年来投资能力下降、投资速度降低，主要原因在于各类所有制企业竞争条件的不均等，使得民营企业的发展遇到了困难。 政策纠偏应以实现各类所有制企业的竞争条件平等为重点，提高民营企业的投资愿望和投资能力 。民营企业的核心问题，关键在于对内开放不足，影响了对外开放的步伐和水平，造成国内市场上外资与本土企业不平等的竞争态势，抑制了民营企业的发展能力。优化民营企业的营商环境，从短期看，是要通过政策倾斜助其发展；从中长期看，是要强化从非均衡发展转向平等竞争的基础条件。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刘志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