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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祖辈辈生活在武陵地区的土家族人民存留民间的传统知识非常丰富多彩，根据不同类型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传统手工技艺包括：土家族织锦技艺、印染工艺、朗溪竹板桥造纸、玉屏箫笛制作工艺、恩施傩面制作工艺、凤凰纸扎等这些传统知识已录入武陵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文献保护与传承。 [3] 还有制茶工艺、住宅建造技术、石雕工艺、竹编工艺等传统工艺，例如：土家族人利用本土出产的许多种原料漆制成的全国有名的“坝漆”，这种漆的优点是附着力强、光泽透明鲜亮、经久耐用，而且只要是木雕制品被刷上这漆，更是光彩夺目。1952年，土家族坝漆荣获国家政务院奖锦旗，周恩来总理题词为“坝漆名冠全球”。另外，土家族拥有天然的地理优势，大都位于山区，盛产竹子，这也决定了当地竹制的编织工艺盛行，许多生存生活用具，像竹床、竹凳、竹桌等等的制作都很有民族特色，都销往全国各地，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4] 。
长阳县的学校美术教育的引进以及其花纹特色在包装、装修装潢等行业的再生，促进了土家族织锦技艺的传承和发展。诸如湘西的张家界乖幺妹织锦有限公司成功的商业模式：他们对传统工艺进行变革，增加新的花色品种，采取现代商业模式；龙山县的刘翠月、国家级土家族织锦传承人刘代娥，改变以往的心口相传的师徒传承，每年举办30期培训，培养学员600多人，在传承实践中阐述了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文化的再生产”。布迪厄认为：文化作为与人们生产生活密切关联的一种生命存在形式，具有创造性特征。这种创造性特征决定了文化不可能以复制的形式出现——传统的文化知识传承原本就是源头活水，其内在生命力决定着我们所说的保护断非是对其自身衍化的干扰——同时，这些鲜活事例也为土家族知识保护、再生给出一个靓丽的指引和启迪。
而基于所处地理位置，土家族于茶叶的种植、制作、饮用的悠久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独具一格的茶文化。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茶文化在明代就和土家族的生活密切相关，明政府于西北、东北的茶马互换交易中，武陵地区的茶叶是官方指定产区，其产量规模可想而知，因之而生的诸多生产制作工艺、传统知识，自是丰富异常。抛开种植、制作的传统知识不提，在饮用上，土家族的茶文化如擂茶：将吴萸、胡桃粉碎掺杂及将新鲜茶叶和生姜、玉米仁研磨后在陶钵中搅拌混合，其后冲煮的方法，极具地域独特性，而其相应的和胃去火、健脾润肺等食药功效，一直为当地人津津乐道——类比广东的凉茶，土家族的这一独特的传统知识，于更大范畴内却是鲜有人知，这不可不谓遗憾；罐罐茶：山泉水冲泡的蜂蜜茶，也是极具地方、民族特色。土家人的茶道不仅表现在制作上的多姿多彩，其于饮用程仪上，亦可谓洋洋大观——仅于其对各道茶的称谓，擂茶待客时的诸多小吃茶品的考究，无不充满了生活情趣，对我国悠久的茶文化是一极大的补充和丰富。
土家族风味特色小吃的制作基于其地域性、文化独特性有鲜明的特点。因地理位置和气候使然，土家人饮食口味侧重于酸、辣、香。调味品丰富：山花椒、山胡椒、香椿、辣椒、姜葱蒜、山鸡椒，丰富纷繁。各种腌酸食物制作工艺都极具特色，如熏腊肉制作、合渣制作——土家族人利用黄豆制成的合渣食品是久负盛名的特色菜系列，制作过程独具特色，营养丰富。美味佳肴和不少土家族的美酒，如巴东野三关的纯玉米苞谷酒，口感宜人，野三关镇的三峡贡酒，利用天然的地理环境，在海拔3000米制作的本土特色贡酒同其茶文化一样，独具特色。其苞谷酒、糯米酒制作工艺独特，味道甘醇浓厚。而其相应的酒文化，同样缤纷五彩。诸如据说是源自土家人出兵远赴东南沿海，参与抗倭战事时期的喝咂酒：其堂屋中间两张桌子拼成的“厢桌”、必不可少的盖碗肉、压桌肉，还有主妇的下桌敬酒礼仪；诸如在娱乐、节庆，及至祭祀中的“奠酒”规范，无不彰显其民族文化知识的独特性。这些不同于周边民族的文化独特性，能够表露出这个民族所崇尚的文化精神：豁达、开朗、重义气、轻死生……而这些文化精神，恰是土家族民族自我认知及其凝聚力的重要源头。
土家族的传统医学已在民间留传许久，现在有许多关于土家族民间传统特色疗法和药物使用都已编书入册出版，作为著作权保护。如《土家族药物志》《土家族医药》《玲珑医鉴》《土家族医药研究新论》《土家族医学史》《土家族医药学概论》《土家族名医黄子均医案精选》《土家族民间医疗》《土家族医药学》现已作为武陵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归类编入文献集成。在此，许多传统医药书籍中都充分记载了土家族人的医药用药治疗思想的古老民间朴实性，同时还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以精神治疗为主，从而战胜病魔。首先，从朴实性方面来说，土家族人认为，人的疾病起因是由于自然界的外界原因所致，非人本身所为，气候变化是导致生病的根源，寒、热、风、湿气都影响到人的气血运转是否流畅，是导致发病的很重要的原因，在土家族人民的衣、食、住、行等方面，外界不明物对人体的侵入、施虐是人体患病的间接原因，跌打损伤、利器伤体等方面是人体伤病的直接原因。同时，土家族人凭直觉诊断病情，也主要是通过传统的望、闻、听、摸的四法进行用药治疗。土家族还有许多没有载编入册的民间传统疗法，如对风湿类疾病的传统疗法，治骨折、扭伤、生疱等疾病用传统的“水师”疗法，据说此类药方是秘方从不外传。这种民间传统医药知识的有效传承与保护还是需要寻求一种模式进行归置。其次，从宗教色彩方面来说，传统的“梯玛”疗法是一种巫师迷信疗法的非药物疗法，使用各种外在形式让病者得到精神安慰，从而增强患病者自身对病魔的抵抗力。最后，从非药物治疗方面来说，传统的徒手按摩术，是不用药物而直接用手从患者身上的经络穴位由上而下、从外到内进行推拿按摩的疗法。同时使用拔罐、针刺扎挑、刮痧使病者身上的毒气、湿气排出，从而使身体康复。 [5]
民间巫术及原始宗教遗存一直在土家文化中绵延不绝。诸如“服司妥”的消灾曲谢恩歌谣，咒语，白虎崇拜，掌坛梯玛……于历史记载而言，彭金荣与金述父《土家仪式歌漫谈》汇总过古籍资料：自汉代班固《汉书·地理志》至宋代朱熹的《楚辞集注》，至明朝《辰州府志》及清乾隆年《永顺县志》都记载过土家族浓郁之巫风，把这文化现象之盛大勃然的记述时间绵延到1987年。这些化石级别的文化知识，丰富了人类学族群文化的多样性。但随着时代的进步，也面临着没落及彻底消退，唯如此，其被音像留存、数码记忆整理的价值和意义就显而易见。
土家族的习惯法内容非常丰富，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禁忌习惯法。它包括：两性禁忌、图腾禁忌、食物禁忌、节日禁忌等方面。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多以不成文的口头传承存在：诸如其食物禁忌中不许吃蛇，意思是即便吃也要躲在野外，否则会中毒身亡，意思是这与其蛇的图腾崇拜有关；忌吃猫，认为会招惹祸端；待客时忌食狗肉，认为这对客人不尊重；请客吃饭菜品数量忌3/7/8数目，认为“三碗是叫亡”，“七强八盗九江湖”，过年时忌食大蒜等。其两性禁忌中，男子忌于他人触碰其头。成年男女忌讳同坐一长条凳。其次在宾客迎来送往、长幼之别的礼仪等方面，土家族有大量言语规范，称为禁忌。这类基于伦理道德、人家交往的禁忌多有教化意味，其由时代不同而强化或消融想来也是必然的事情。而且各地域间的类似禁忌并不完全相同，彼此相互抵触。
第二，宗族习惯法。族规、礼仪、戒条及一些不成文的土家族规矩，其中很多族规分化很精细，不同族规有不同的条文记录，如修订于1907年的长阳覃氏族谱中就清楚记录对全族儿童文化教育的相关内容。对于土家族族规以其主流而言，对社会规范的捍卫及道德伦理的保护以及文化的记录传承有极大功绩。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在本族人的信念里，族规就是法。之所以能长久起到一定社会体系稳定、规范作用，如果仅依靠暴力是不太可能的，族规的存在其内核不脱离当时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能够取得族人的普遍认同，才是其权威性所在。以现存的文字档案资料来看，土家族的族规惩戒特点是公开的，其惩戒办法亦大体相类：掌板、杖责、逐出、流徙、剥夺姓氏权利、罚款等。当然，多数族规明文或者潜规则规定有“黑办”一则，即通过私刑直接剥夺违规人的生命权。但在相应的族规“黑办”行事记录中，也并不是给予族长生死决定权的，其公开原则基于血缘关系的自然限定，赋予一些长辈血亲以申诉、赦免权，以恳请等方式对被处罚人做出相应减缓处罚。当然，这其中的弊端也实难避免。只是在对个案记录的档案阅读时，应当对这些个案的比例、相应事件的概率问题做下大体揣摩，于族规家法在过去的年代中，其利弊得失才可能有个公允的评价。
第三，村寨习惯法。基于土家族所处的地理位置，在历史上，其村寨受到地方政府的约束管制较弱。而这些乡村寨的秩序得以维护，主要是依靠着土家族及其具备生命力和延续的乡规民约来实现。土家族的乡规民约的内容很丰富，对秋收、环境保护、资源分配方式方法都有涉及。所有的表现形式都是通过言传身教，多数没有固定规范的明文规定，但是其制定的礼仪性还是森严严谨的：由村寨的公认人物出面，提出约规之理由、目的及具体条款后，要经过全体居民讨论商议通过，且在正式确立规约时，各家会在一起喝血酒盟誓，以神灵祖先名义确定为所有人共同遵循的生活规范。在有一些地方，这些乡规民约会被刻在木板上，悬挂或者堆埋于村口。而其规约的执行也会伴有相应的仪式仪规，诸如宰杀白羊举办全村参与的封山仪式。并且，这些大家一致通过立誓遵循的约定均伴随着相应的惩戒措施，一旦触犯会做出相应惩处。同时还有一些集体的禁忌，是一种全体共识的规范，男女老少都会认定理应执行，一经触犯，也应该受到相应责罚。正因为这个缘故，每一个条文都是一个活态传承的鲜明活体形式。
第四，生产习惯法。内容极为丰富，也具备着一定的公平性：对应于田亩山林的出租方及租用方于所属地的采草分配比例，以及养殖鱼塘的收成分配等都有详尽公开的经过双方反复探讨而形成一种契约关系。而于商业贸易方面，土家族于牛马交易上有诸多为所有群落认可的规则及标定办法、方式，这些方法方式对商业交易的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的维护体现规范性。比如在牛、马的交易过程中对商品来源的公示性“披红”以及售卖优先权、交易厘金的不成文规则，都很利于其商业运作。再就是其狩猎时的分配制度：在“沿山赶肉，见者有份”的公平原则上，将所获猎物的优先分配权给予捕猎成功的首要猎手，又能够保护公正原则。同时还有其草标对私有产权的标定意义，都是能够被公众认可的不成文的自然法。土家族的习惯自然法，在很多方面都和现代法理保持一致，表现出这个民族优异的法律意识素养。
第五，婚姻家庭习惯法。基本遵守中国的婚姻法、自由恋爱和一夫一妻制。土家族的婚姻家庭习惯法在近代有显著的变迁过程，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其婚配制度也是经历过群婚、血缘婚、对偶婚等过程。存在习惯法对姑表婚、转求婚、换亲婚的合法性认同。这种流变本身亦为传统知识的组成部分：有大量的田野调查可为佐证的是，当代土家族婚姻家庭习惯法和此前是大为不同的，也就是说对这种习惯法的记述、流变过程的记录该列为保护项全部，而不仅仅是时下其习惯法的表现。于曾经的婚恋自主权被掌控于家长手中，及至关于子嗣继承、婚姻自主，及至男女平等、婚后财产分割等，体现了土家族习惯法在这些方面的自然演变进化过程，也是从另一角度说明了该民族文化的有机性：传统知识并没有阻碍其发展进程，相反随着整个社会环境及自然环境的改变，土家族的自然习惯法于伦理道德及至于平权、平等诸方面的表现是十足优异的。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土家族的婚姻家庭自然习惯法中，其婚配过程与汉民族的婚配流程十分相似：都是要经过媒妁介绍、见面、纳彩、课算等。其次，土家族自然习惯法于婚姻及至家庭财产的分配制度，都有明细的规范，且其本质无不围绕着平等、公开等原则。
土家族的民间传统文艺的内容可以说是各有特色、丰富多彩，以言语形式表达的有民间传说、民间诗歌、谜语、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童话、寓言等；以演唱或演奏的民间音乐艺术表现形式的有号子、土家族打溜子、山歌、锣鼓、小调、风俗歌、儿歌等民间音乐；以舞蹈及民间游戏的民间仪式表达形式的有傩戏、恩施灯戏、摆手舞、跳丧舞、花灯舞、梅嫦舞、莲花闹、跳耍神、打土地、连响舞等，还带有原始色彩的巫舞。 [6] 现在大部分经典的民间传统文艺都已编入武陵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书录，以便更好地传承给下一代，繁衍生息下去，弘扬土家文化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