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马克思哲学革命”表述中的科学革命用语

所谓“革命用语”就是那些无论是否出现“革命”这个词都会使人一经读到就会想起被称为“革命”的那些事件的术语或句子，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定义。关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种种论述也不能缺少这些用语。论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语言是独特的吗？还是与论述历史上那些著名革命的用语并无二致呢？无论怎样，我们都必须首先列举出论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权威的、经典的、广为流传的或深受欢迎的文本，以探究竟。

确定一个术语最早出现的记录并不容易，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所能确定的只能是现存的或已知的“最早记录”。确定“马克思哲学革命”这个术语及其相同或相近含义的不同表述形式的最早记录就不是一件已有公论的事情，以至于几乎从来没有文献讨论过或提到过这个问题。不过可以确定的是，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前39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全10卷的检索， 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都不曾有过这种说法。 在列宁评述马克思生平及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系列文本中也没有这方面的内容。由斯大林撰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没有说马克思哲学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一场“哲学革命”。也就是说，直到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都没有比上述文献更为权威或经典的文献提及“马克思哲学革命”或其他相关表述。

1939年，苏联哲学家罗森塔尔和尤金编写的《简明哲学辞典》出版，中文版依据该书1955年修订版译出，于1958年出版。该书的“哲学”词条说：

在19世纪40年代，哲学上发生了最伟大的变革。在科学最新成就的基础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这是从旧哲学到唯一科学的，并由自然科学的材料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全世界历史经验所全面论证了的新哲学的一个真正革命的飞跃。一切旧的哲学派别和思潮从来未有过很多信徒，也从未对广大人民群众发生过影响。

马克思主义创立了高级形式的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它解答了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先进思想所提出的、但不能解决的一切问题。一切旧的、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包括唯物主义哲学在内，都不能正确地解释社会生活的各种现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荒诞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占着统治地位。无产阶级的思想家第一次使社会科学成了像自然科学（譬如生物学）一样精确的科学。他们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乃是科学的哲学之极伟大的成就。由于有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才由幻想、空想变成了科学。

辩证唯物主义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唯一科学方法，是说明和改造自然界和社会的唯一科学理论。

该文献对“马克思哲学革命” 的描述和评价包含以下关键的信息：

（1）“马克思哲学革命”是使哲学从不科学到科学的转变过程；

（2）“马克思哲学革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很多信徒、影响人民群众；

（3）马克思（主义）哲学比以往一切哲学能够回答更多问题，能够正确解释社会现象；

（4）马克思（主义）哲学使社会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成为科学。

从总体上说，“马克思哲学革命”使哲学成为科学，进而使社会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成为科学，获得了充分认可，产生了广泛影响。具体地说，“马克思哲学革命”能够使哲学成为科学的原因就在于与先前哲学相比，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正确的，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1979年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出版了《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书，书中说道：

马克思主义乃是社会学说中的革命变革，是哲学中崭新时代的开始。

现代的资产阶级马克思学家和修正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问题歪曲成哲学思想史中的革命变革的问题。这种歪曲则是与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质有关的。

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哲学史才成了真正的科学。

1980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辞海·哲学分册》，其中“哲学”词条说道：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上的伟大革命，它与过去一切旧的哲学有着根本性质的不同，它是最科学、最革命的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

1985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册）认为：

19世纪40年代，在德国古典哲学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哲学理论。由于它的产生，才实现了哲学发展中的质的飞跃，完成了哲学的革命性的变革，使哲学变成了具有科学形态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发展的产物，也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科学思想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意味着以往旧式的哲学终结了，哲学进入了新质阶段，走上了科学的发展道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把哲学变成了同实证科学一样精确的科学理论。

1988年出版的《哲学中伟大革命的系统总结》认为：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开创了人类认识史的新纪元，实现了哲学发展中的伟大革命。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再像旧的自然哲学、历史哲学、思辨哲学那样，将实证科学的具体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是研究自然、社会、思维的一般运动规律，它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

在哲学内容方面，旧哲学无法使唯物主义与辩证法、自然观与历史观统一，表现为思辨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创立了完整严密的科学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旧哲学的显著特点是它的科学性。

以上三种（原文是中文的）文本虽然写作和出版于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高清海教授主编的教材就是针对传统教科书进行改革的成果，但就“马克思哲学革命”这个问题来说，上述全部文献的说法（至少在字面上）都是一致的。这些文献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描述和评价都包含一个共同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使哲学变成了科学。这就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研究中的极具代表性的“革命用语”。但这种描述和评价一场发生在思想领域中的革命的用语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也不是什么独特的东西。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前言中讨论了人类知识中已有的三门已经成为科学的学科走上科学道路的经历。对于数学，作者说：

数学 从人类理性的历史所及的极早时代以来，就在值得惊赞的希腊民族中走上了一门科学的可靠道路。但是，不要以为数学与理性在其中仅仅同自己本身打交道的逻辑学一样，很容易就遇到或者毋宁说为自己开辟了那条康庄大道；我宁可相信，数学（尤其是在埃及人那里）曾长时期停留在来回摸索之中，而这种转变应归功于个别人物在一次尝试中的幸运灵感所造成的 革命 。 对于天文学、物理学等学科走上科学道路的经历，康德说：

自然科学遇到这条科学的康庄大道要更为缓慢得多；因为这只不过是一个半世纪的事情：思虑周全的维鲁兰姆的 培根 的建议部分地引起这一发现、部分地由于人们已经有了这一发现的迹象而进一步推动这一发现，而这一发现同样只有通过一场迅速发生的思维方式的革命才能够得到解释。

英国历史学家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在《近代科学的起源（1300—1800年）》中评价科学革命道：

由于这个革命不仅推翻了中世纪的科学权威，而且也推翻了古代世界的科学权威，就是说，它不仅以经院哲学的黯然失色，而且以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崩溃而告结束。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在《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中认为：

人类物质文化的变化在过去的200年中比在此前5000年中发生的变化都还要巨大。

这些伟大的变革都源自科学和工业革命——这两大革命是西方文明对人类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科学是属于全体人类的。

科恩在《牛顿革命》一书中评价《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时说：

《原理》的宏伟壮丽不在于它包含这么多单个的新奇事物，而是由于它们的集合效果。这种集合效果是“巨型炸弹”的那种效果，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引起了精确科学的进步，引起了一系列真正的总飞跃。

以上所选取的文献分别由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写作，在时间上分布于马克思之前和之后，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些文献描述和评价某一场科学革命时也都关注了这几个要素：第一，科学革命是一门学科从不科学到科学的变化过程；第二，这种变化是质变——正确性由错误变正确，解释力由弱变强。可以看出，描述科学革命的语言与描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语言都使用了同一类词语：科学、质变、新 、精确，等等。

这些评述科学革命的文献表明，在较早的关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研究中，人们对它的描述和评价所使用的语句（包括遣词造句和语气的使用）与数百年来人们对科学革命的评述是一致的。然而，在这样的语境中把“哲学革命”与“科学革命”并列起来研究是不恰当的，“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评述者不会反对把它理解为与天文学革命、物理学革命、化学革命和生物学革命并列起来的科学革命的一种。因为所有这些革命都标志着一门学科从不成熟走向成熟、从不科学变为科学，在正确性、精确性和解释力等方面都取得质的飞跃。

大约进入到90年代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这个时期我国的哲学研究和哲学教育被称为“后教科书哲学”。 学者们在论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时候几乎不再使用上述词语了，而以这些学者为主体力量的新的教材编写工作，则以权威的地位固定了这种变化。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开始这样描述和评价“马克思哲学革命”：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所完成的革命性变革，集中体现为：与旧哲学掩盖其阶级实质并局限于抽象的理论主题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是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与旧哲学只是“解释世界”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是实践观点，它不仅要求在理论上解释世界，更强调在实践中改变世界；与旧哲学的唯心主义、不彻底的唯物主义以及形而上学观点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 科学 实践观的基础上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从而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西方的哲学传统和其他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 科学 总结社会实践，发现了时代的根本问题及其解决方式，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的革命，为无产阶级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提供了 科学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唯物史观基本形成的标志。这一伟大的 科学 发现不仅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实现了哲学领域中的革命性变革，而且为他们创立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牢固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实现了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 科学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

上述文献除了保留“科学”这个字眼，其他更具有自然科学特征的词如“精确”“严密”以及更具感情色彩的说法如“唯一”“最”等都不再被提及，“科学”一词本身在句子中的分量也大大下降。这种变化在学术研究领域就更为明显了：在当今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引用量较高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文以及引用量较高的作者所写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文，都极少甚至完全不使用“科学”一词，通常仅就哲学自身的历史和趋势来谈这个问题，而不认为“哲学革命”意味着“哲学成为科学”。但是在这些论文中，有相当比例和数量的论文都使用了“范式”或“范式转换”这样的术语——这些术语是库恩为了表述“科学革命的结构”而使用或创造的 ：

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哲学革命，都绝不仅是具体观点甚至体系的转变，而必然涉及到思维方式的层面，实现思维方式的范式转换。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探索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形成了某些具有“哲学 范式 ”或“解释原则”意义的理论观点。

在研究 范式 创新与 转换 的语境中，重提《手稿》的哲学观，我们的观点是，马克思在《手稿》中实现了哲学革命。

当鲍德里亚这样指责马克思的时候，恰恰犯了同古典经济学一样的错误，将两种完全不同的“物”混淆了起来；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指责彻底抹杀了马克思在哲学 范式 上所实现的革命。

这些文献在论及“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时候都使用了“范式”或“范式转换”的概念，如果这种使用完全是在库恩意义上的，那么明显还是一种叙述科学革命的话语方式，如果不承认是在库恩的意义上使用，作者们却又没有给出专门适用于“哲学革命”的“范式”概念的新含义。这里所进行的并不是一种关于研究动机的分析，而是要指出为了向读者描述和评价所谓“马克思哲学革命”，作者们必须使用什么样的语言以及事实上使用的是什么样的语言。

以上这些文献依据“科学”一词及相关词汇所占分量的大小大致可以分为三类：（1）苏联的权威文本、改革开放初期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专著和教材所使用的是“完全的科学革命用语”；（2）进入“后教科书时代”的国内马克思主义教材所使用的是“弱化的科学革命用语”；（3）“后教科书时代”的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界所使用的是“隐含的科学革命用语”。为什么所有文献都只是以不同的程度使用，而不可能不使用科学革命用语呢？因为时至今日也还不存在第二种用于描述和评价一场发生在思想领域中的革命的语言。

科学革命用语在描述和评价“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即便在近十几年来纯粹学术研究的领域，在很多学者强调哲学有着与科学不同的本质属性和发展逻辑的情况下，科学革命用语依然自觉或不自觉地出现在“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研究中。事实上，很多研究绕开了用科学革命用语评述“马克思哲学革命”这一环节，但除了用简短的一句话断言“马克思哲学革命”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之外，就只能立即进入对“革命”实质的讨论了，而不能用可能的“哲学革命用语”去专门讨论一下“马克思哲学革命”为什么是一场革命、什么是“哲学革命”，以及它与科学革命有什么区别等问题。所以我们有必要分析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

“马克思哲学革命”研究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呈现出了三种不同类型的革命用语，但其实质都是以科学革命为范例的说话方式。“完全的科学革命用语”以科学革命为范例，完全承认自然科学中诸学科的革命对哲学学科中的革命的示范作用；“弱化的科学革命用语”和“隐含的科学革命用语”不再明确表达对科学革命在哲学领域中的示范作用的承认，但正因为它是弱化的、隐含的，所以更说明这种用语是难以避免的。究其原因，大致有二：（1）在人们通常所谈的各个领域的革命中，科学革命是一种典型的因而符合“革命”一词的通常用法的革命，因此，起示范作用的不只是科学革命，而是“革命”概念的通常用法；（2）与任何一个领域中的革命相比，“哲学革命”都不是被广泛论及的术语和概念，即便“哲学革命”具有某些与科学革命不同的特点，事实上也从来没有人专门揭示出来。换言之，当我们试图言说一场发生于思想领域中的革命时，无论是科学、哲学还是文学，不使用科学革命的语言就没有别的语言可用了。

在我们谈论某一类革命或某一场革命的时候，通常会使用“某某革命”这样的术语，这样的术语可以被无遗漏地分为以下三类：

（1）“某某”指革命发生的领域。如“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思想革命”“法国革命”“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等等。字面上说，它们就是指发生于政治、社会、思想、法国、工业、技术等领域中的革命，但其中的某一些有时甚至被人们用来指称具体的某一场革命，比如“法国革命”一般指爆发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 ，“工业革命”一般指“第一次工业革命”。

（2）“某某”指发动或完成革命的主体。如“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哥白尼革命”“牛顿革命”等等。这些术语中的一部分专门指称具体的一场革命，如发生在科学领域中的革命，大多是以革命的主要发动者或完成者的名字命名的；还有一部分指称发动革命的主体的属性，如发动法国大革命的主体是资产阶级，但单纯说“资产阶级革命”则也可能指的是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哲学中的“分析革命”、经济学中的“边际革命”并不是直接用哲学家或经济学家的名字命名的，但都是用革命发动者所属派别的名字命名的，更根本地说是这一派别所使用的最具代表性的方法。

（3）“某某”指革命发生的时间或人们对它的评价等其他相对偶然的因素，如“十月革命”“辛亥革命”“光荣革命”等等。从这些术语所指的事件来说，同一个事件可以由这三种命名方法中的多种说法来界定，比如“光荣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也是一场“英国革命”。但形如“某某革命”这样的术语在我们的语言中只有这三种类型。讨论这个问题的目的在于为“马克思哲学革命”这个术语确定类型，同时也指出，不存在用革命的客体即被革命的对象来命名革命的情况。

总的来说，“革命”是近几个世纪以来被人们广泛使用的术语，在它的各种使用中都具有比较确定的含义，即所谓发生了一场革命，就是发动革命的主体在一个确定的领域内战胜原本在这个领域内占据支配性地位的力量而成为新的支配性力量的过程。我们所关注的发生在思想领域中的革命甚至是更为典型的革命，发生在社会或政治领域中的革命往往并不彻底，还存在旧势力“复辟”的情况，但发生在科学中的革命，通常是非常彻底和持久的。比如牛顿的物理学一旦取代了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物理学，后者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

这种观念就是以科学革命为范例的革命观，在关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研究中，一直以来就蕴含着这种革命观。不是我们必须以科学革命为范例去看待“马克思哲学革命”，而是我们总得以一种革命的观念去看待它，然而在科学革命以外却没有第二种。即便是在“后教科书时代”，很多学者要求哲学与科学划清界限，试图寻找哲学自身发展的独特逻辑，在理论上不以科学为范例，但在对“哲学革命”的研究中却不可避免地依然隐含地以科学革命为范例，因为即使哲学与科学是不同的，也不意味着“哲学革命”与科学革命是不同的，因为“革命”首先是一个历史概念，是一个用以描述和评价历史上发生的事件的概念，并不因为社会、政治、工业、科学、技术和哲学这几个概念的不同而不同。

以“科学与否”作为评价一门学科成熟与否的标准自从科学革命以来就深入人心，马克思和恩格斯就经常以“科学”这个词来评价他们自己的以及他们所认可的其他人的学说。最著名的证据就是恩格斯在马克思的悼词中评价马克思是一位“科学家”，他的一生有“两个科学发现”。在今天特别是在今天的哲学界，几乎没有人据此认为马克思就是与牛顿、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并列在一起的科学家了，因为大多数学者不认为马克思的学说是一种科学。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评价与今天人们对马克思的评价的对立呢？一种可能的原因就是，今天人们反对用“科学”评价马克思的学说是因为默认“科学”为“实证科学”，再进一步把“实证科学”等同于“实证主义的科学”，而马克思、恩格斯都是明确反对“实证主义”的。然而问题在于，“科学”未必就等于“实证主义的科学”。

科恩专门考察过马克思对“科学”一词的使用情况，他引用了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的一些说法，评论道：

马克思这里所使用的“科学的”一词的意义似乎是“无偏见的”和“真正的”，所以并不包含某种特别的研究方法或检验方法的任何直接内涵。而且“科学的”一词似乎也不是指论题中的任何特别的限制。

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就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来说，马克思知道没有特别的工具（显微镜或化学试剂）可供使用，而要用“抽象力”，但哪个领域的科学只靠仪器和试剂而不需要“抽象力”呢？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研究经济基础以及上层建筑的变革时，所要研究的是“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 。所以，马克思对“科学”这个词的使用的确是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的，但同时并不与“科学”在“自然科学”中的含义相冲突。在19世纪，任何一个从事学术工作的人以自然科学为自己工作的典范都不是什么令人惊讶的事情。

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不过是正确、不偏颇、增进人类知识、客观、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之类的十分宽泛的意思，“实证”只是确证“科学与否”的一种手段。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他们的学说是“科学”的时候，他们不是说他们在一切方面都以自然科学为榜样，只是说他们的学说是可以与一切其他学说竞争、角力的，而且这种竞争是“日心说”与“地心说”之间的那种“你死我活”“成王败寇”的竞争，而绝不仅仅是开辟一条新的道路、提供一个新的视角那么轻描淡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一定要强调他们的学说是“科学的”。

或许恩格斯与康德不约而同所使用的那个相近的说法，十分准确地界定了“科学”一词的这种宽泛的用法。恩格斯在马克思的悼词中说：

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前言中认为：

对属于理性工作的知识所做的探讨是否在一门科学的可靠道路上进行，很快就可以从结果出发作出评判。如果这种探讨在作出许多部署和准备之后，一旦要达到目的就陷入停滞，或者为了达到目的而常常不得不重新返回、选择另一条道路；此外，如果不可能使不同的合作者就为实现共同的目的所应采取的方式取得一致；那么人们就总是可以确信，这样一种研究还远远没有选取一门科学的可靠道路，而只是在来回摸索。

“在黑暗中摸索”（Groping in the dark）或“来回摸索”（Groping about）这种说法简单而形象地说明了它的反面——“豁然开朗”和走上“科学的可靠道路”（The secure course of science）。如果“科学革命”就是使一门学科从“在黑暗中来回摸索”到“选取一门科学的可靠道路”的转变过程，那么在描述和评价“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过程中使用科学革命的语言就非常得当了。 nj8MAkYUR8TYLRWyKhROitNTi4Ww0OoTrLdf3UGANAXCtnysd6v5crWczymDfC0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