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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革命的观念在现代社会已经深入人心，在这个观念之下，一系列具体学科的革命性变革被人们谈论和研究。但“哲学革命”能像天文学革命、物理学革命、化学革命、生物学革命、地质学革命等那样归于科学革命的名下吗？用于研究科学革命的原则和方法能原封不动地拿过来用于研究“哲学革命”吗？用于表述科学革命的种种词语和语句能够至多只是略加改动就拿过来用于表述“哲学革命”吗？对此，我们不可能直接给出“哲学革命”的“先天的”定义，而必须首先考察那些塑造了“哲学革命”的观念，特别是“马克思哲学革命”观念的经典的、权威的文本。
尽管都叫作“革命”，但科学革命与政治革命或社会革命都有很大区别，更不用说与文学、艺术中所发生的革命性变化的区别了，因此并没有什么确切的理由表明“哲学革命”与科学革命是完全相同的，也就不能保证用研究科学革命的相关方法去研究“哲学革命”一定是恰当的。科学具有高度的人类性，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超越时代的，相比而言，哲学的民族性（甚至是个体性）和时代性则更为强烈。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是“哲学家以时代性的内容、民族性的形式和个体性的风格去求索人类性问题”
的思想结晶。哲学对人类性问题的把握往往不像科学那样直接，所以无论是实现还是指认一场“哲学革命”，都与实现或指认一场科学革命有所不同。但当我们暂时把它们都看作革命性的历史事件的时候，一些十分基本的原则和方法或许就是共同适用的。
本章第一节列举和分析那些经典和权威的文本对“马克思哲学革命”这个术语的使用情况，这里主要涉及苏联的辞书和研究专著、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辞书和研究专著、近几年陆续出版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以及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专著和论文，同时列举几位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评述科学革命的文本，在比较中考察“马克思哲学革命”研究中所使用的“革命用语”的情况，并分析这种用语的来源。第二至四节则通过三种有关科学革命的论述来塑造科学革命的观念，从而为考察“马克思哲学革命”提供理论资源。
科学革命的观念——用科恩的话说“引入革命的概念描述科学进步”
的做法——可以追溯到18世纪丰特奈尔对无穷小计算的发明的评价，他说新数学达到了“一个以前无法设想的简明的水平，由此在数学上发动了一场几乎是总体的革命”
。然而，与之类似的各种使用“革命”一词评述科学进步的文献也都只是使用这个词，甚至可能只是因为“革命”是一个带有“剧烈的”含义的词，因为“即使到了20世纪，科学家和科学史家也并没有普遍认为，科学是通过一系列的革命而进步的”，“1962年出版的托马斯·S.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科学变革的看法”
。库恩所讨论的不是某一场科学革命，既不是“哥白尼革命”“牛顿革命”“拉瓦锡革命”，也不是这些各个学科中的革命的总称，而是作为科学进步的一般模式的“科学革命”。正是对科学进步的革命模式的一般性肯定，才使得我们讨论发生在任何一门学科中的革命具有可能性。从“范式”概念引入哲学史研究领域就可以看出，在此之前除了说“哲学革命”是一场革命外，就没有什么专门的术语可说了。
因此，可供选择的关于科学革命及其观念的专门研究，一方面在时间上不过是半个多世纪的成果，另一方面由于科学革命已经成为科学史的核心概念和重要解释原则，所以半个世纪的成果亦甚为丰硕。鉴于本书的主题，我们只选择三个人物的看法并加以阐述，完全非专业地勾勒“科学革命”概念的大致轮廓，能够满足我们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理解就足够了。这三个人物分别是康德、库恩和科恩，对他们关于“科学革命”的种种说法的讨论构成本章后面的三个小节。
日本学者安倍能成曾说康德在哲学思想史上就像一个蓄水池，而他在“科学革命”这个问题上也不例外，H.F.科恩的大部头
就是以论述康德的观点开始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导读”的作者伊安·哈金（Ian Hacking）也认为，康德是讨论“思想中的革命”的第一人。但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提到“哲学革命”，若不是首先想到马克思，那就一定是康德了。所以我们有必要考察他自己的说法。库恩在科学哲学和哲学其他领域内的影响力可能比在科学史领域更大，尽管他自己声称他不是一位哲学家而是一位历史学家。出于与选择康德相同的原因，即库恩在科学史研究中的地位以及“马克思哲学革命”研究对他的引用，我们必须考察库恩对科学革命以及可能的“哲学革命”的看法。科恩《科学中的革命》一书提供了一种与库恩观点互补的视角，即不是从“内部结构”而是从“外部评价”的角度去看待科学革命，这使得对科学革命的确认、描述、评价和预测都更具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