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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研究对象、目的和意义

研究“马克思哲学革命” 有两种基本路径:其一是研究马克思实现了一场 怎样的 “哲学革命”,其二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 为什么 是一场“哲学革命”。 这两种研究路径共同构成了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完整研究。一个世纪以来,关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各种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成果所关切的主要是马克思实现了 怎样的 “哲学革命”,即“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相对而言,较少追问 为什么 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革命”。这种情况在诸多有关科学革命的研究中也十分常见,当我们谈论一场科学革命的时候,革命的实质往往比其他要素更能吸引我们的注意。而且也只有在对一场科学革命的实质有了充分的讨论之后,展开对它的开端、发展、完成、结构、评价、影响等其他要素的讨论才是可能的。因此,两种路径的“马克思哲学革命”研究不是背道而驰,而是殊途同归,目的都在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1687年,《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革命推向高潮,牛顿(Issac Newton)的学说从此开始了对整个自然科学甚至其他许多学科长达几个世纪的支配。在这段时间里,几乎没有科学家不是牛顿的信徒。 然而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发表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各种哲学思潮和派别依然活跃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一些分析哲学家也宣称哲学中发生了一场“分析革命”。面对这种情况,当我们谈及“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时候指的是什么?这场“革命”失败了吗?还是尚未完成?抑或不能用同样的标准去衡量“哲学革命”与“科学革命”?

上述现象和由此引发的疑问构成了本书的研究对象。本书的目的就在于澄清“马克思哲学革命”这样一个观念究竟是否指称一个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这种目的的研究,必须以探讨“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实存在为前提,所以它的直接的研究对象就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观念,即追究人们为什么以“革命”的观念去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这种观念与其他一些更为基本的观念是什么关系。

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观念相比,“革命”“科学革命”“哲学革命”“政治革命”“科学”“哲学”,甚至包括“法国大革命”“光荣革命”“哥白尼革命”“牛顿革命”等观念都更为基本,这些观念有些在逻辑上先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观念,有些在时间上先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观念,更重要的是人们对这些观念的接受程度要远远高于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观念的接受。所以,如果我们的分析表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观念与这些更为基本的观念相冲突的话——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这个观念并没有得到普遍接受——那么就必须重视诸种观念之间的协调。

在有关“科学革命”的诸多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第一,丰特奈尔(Bernard Le Bovier de Fontenelle)用“革命”一词去赞美微积分的发明所引发的数学革命;第二,康德、库恩认为“科学革命”是科学进步的一种模式并对这种模式加以分析;第三,库恩、I.B.科恩分析了“哥白尼革命”和“牛顿革命”的实质;第四,I.B.科恩分析了诸多被人们称为“革命”的事件实际上是否真的是一场革命。就“马克思哲学革命”这一主题而言,已有的研究成果多为第一和第三两种情况,即在不追究“革命”概念本身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特征的前提下,将马克思的哲学成就评价为革命性的,或者试图揭示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与其他哲学家的思想的根本区别。

在这四种情况中,本书主要是在第四种情况的意义上展开研究的,即考察当人们说出“马克思哲学革命”这一术语的时候,究竟是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表现马克思哲学成就的重要性,还是在较为严格的意义上指认这一成就造成了一场真实存在的“哲学革命”。而这种研究与其他几种研究并没有逻辑上的先后关系,即使我们的研究最终表明“马克思哲学革命”并不是一场“牛顿革命”或“法国大革命”那样的革命,也不能否定人们通过使用这个术语而取得的各种成果。因为在一定的范围内(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这个术语的含义和指称都十分明确,在术语的使用者之间没有歧义,因而在这个范围内是一个合法的术语。

熟悉I.B.科恩《科学中的革命》一书的人会立即发现,本书的旨趣和风格都受到该书的影响,把这样一种旨趣和风格用于研究“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观念,正是本书为自己规定的任务。与其说本书所致力于的研究领域从属于哲学,倒不如说它从属于哲学史。哲学与哲学史最终不能相互矛盾,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没有一种“必要的张力”和“微妙的平衡”。哲学发展的“逻辑”与它的经验性的历史之间不必处处同一,因此,如果本书最终得出某些并不常见的结论,那也绝不值得惊讶,因为对“马克思哲学革命”观念的分析,与对其实质的研究毕竟分属于两条不同的道路。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来说,如果“马克思哲学革命”表现出了与“牛顿革命”之间的巨大差异,那么就必须对这种差异加以分析、予以解释,并对“马克思哲学革命”是否真的是一场革命做出判断。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仰者来说,如果希望“马克思哲学革命”在哲学领域能够取得像“牛顿革命”在科学领域所取得的那种成就,那么就不应满足于只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传颂马克思哲学的伟大成就,而应真正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哲学”的“革命”,在最现实和最广泛的意义上,也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 wdqOuF8DRX1jvIGn7wpz5H0ZZb3y/Q3UdO0sh4/x5j5jJw+kuATant7cFldLtpGI



第二节
研究现状

1.研究现状概述

本书归属于两个方面的研究领域:其一是关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研究,其二是关于“思想中的革命”(主要是科学革命)的研究。人们在这两个领域中都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但事实上这两个领域的研究一直都是分别进行的。在第一个领域中,人们很少借鉴第二个领域的研究成果,仅有的借鉴基本都集中在库恩的“范式”概念上;在第二个领域中,人们很少谈论第一个领域的研究对象,仅有的谈论可能就只是I.B.科恩论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革命”的看法。这两个领域真正交汇的地方,人迹罕至,思想稀薄。

毫无疑问的是,通向这片地域的道路是由“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研究者和科学革命的研究者共同铺就的,正是由于人们对“马克思哲学革命”和诸多科学革命以及科学革命的一般模式已经有了深入而系统的认识,一种追问“马克思哲学革命”是不是或为何是一场真正的革命的研究才有可能。因此,本项研究所在领域的研究现状,只能是并且必须是关于“马克思哲学革命”实质的研究现状和关于科学革命的研究现状。

“马克思哲学革命”和“科学革命”研究的兴起大致都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事情。21世纪以来的“马克思哲学革命”与“科学革命”的研究与20世纪相比已经有了很大不同,但这两门学问自身发展的历程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所以这里只是简要介绍一下21世纪以及上世纪末人们在这两个领域中取得的重要成就。

(1)对“马克思哲学革命”实现与否的研究

大多数研究都把“马克思哲学革命”已经实现作为其研究的前提,只有少数几篇论文有不同看法。《试论哲学革命的辩证进路》认为“这场由马克思开创的哲学革命至今仍不能说已经完成,我们离成功克服形而上学还很远” ;《马克思之后的哲学革命:当代路向及其意义》认为“马克思并没有终结世界范围内哲学革命的进程。在马克思之后,哲学革命仍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和外部以各种方式走向深化” 。这两篇文章都不否认马克思本人即发动了一场“哲学革命”,后一篇还认为“马克思哲学革命”已经实现,但“哲学革命”本身仍有待深化。

(2)对“马克思哲学革命”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

《西方哲学的革命变更与现代转型之比较》 《超越哲学同质性神话——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当代解读》 探讨了“马克思哲学革命”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某种转变之间的关系,认为马克思所实现的是一场“哲学革命”,而现代西方哲学的其他思潮或派别所实现的是“转型”或“形态改变”。《马克思的哲学观和“哲学的终结”》 认为现代西方哲学诸多派别都主张“哲学终结论”,但只有马克思真正实现了对哲学的超越。《解构与超越: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哲学革命路向比较研究》 认为哲学史就是哲学革命的历史,承认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都实现了一场哲学革命,但认为前者是彻底的而后者是不彻底的。《对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关系的再认识》反对“强调马克思哲学是从属于近代西方哲学的,它与当代西方哲学处于对立的状态中”

(3)对“马克思哲学革命”标志的研究

对于“马克思哲学革命”发端于哪部文本的问题,人们的看法很多,包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对于“革命”完成的标志,除了上述文本,还有学者认为是在《资本论》中。

(4)对“马克思哲学革命”实质的研究

以苏联教科书为基本原则的各种研究都认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是辩证唯物主义对旧唯物主义和一切唯心主义的革命、唯物主义历史观对唯心主义历史观的革命,这种看法在21世纪的研究中仍然时有出现。

其他研究则认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是实现了思维方式转换、世界观转换、立场转变、哲学形态转变、与西方学院哲学传统的彻底决裂、存在论根基处原则的变动等。

(5)对某一场科学革命的研究

这一方面的研究在20个世纪就已经取得了很高水平的成果,21世纪以来很少有更高水平的新成果产生。可以参见《伽利略研究》( étudesGaliléennes ,Alexandre Koyré,1939)、《哥白尼革命——西方思想发展中的行星天文学》( 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 Planetary Astronomy in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Thought ,T.Kuhn,1957)、《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 From the Closed World to the Infinite Universe , A . Koyré , 1968 )、《牛顿革命》( The Newtonian Revolution ,I.B.Cohen,1980)、《科学中的革命》( Revolution in Science ,I.B.Cohen,1985)、《科学革命》(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L.Principe,2011)《判决性实验:拉瓦锡化学革命研究》(冯翔、袁江洋,2015)等。

(6)对科学革命一般模式的研究

这个领域最著名的研究成果就是《科学革命的结构》(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T.Kuhn,1962),21世纪以来在该领域中能够取得同样影响的研究成果还没有;《科学中的革命》(I.B.Cohen,1985)提出了鉴别科学革命是否真实发生的“四项检验”,使得对科学革命的研究更加具有可操作性;《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A Historiographi cal Inquiry ,H.F.Cohen,1994)为科学革命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文献资料;此外还有《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 The Metaphysi 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Physi cal Science A Histori cal and Criti cal Essay ,Edwin Arthur Burtt,1924)、《科学革命新史观讲演录》( Science and History A Chemist ' s Appraisal ,A.G.Debus,1984)、《新物理学的诞生》( The Birth of a New Physics ,I.B.Cohen,1985)、《克丽奥眼中的科学——科学编史学初论》(刘兵,1996)、《世界的重新构造:近代科学是如何产生的》( De herschepping van de wereld . Het ontstaan van de moderne natuurwetenschap verklaard ,H.F.Cohen,2007)等。

在关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研究中,从研究成果的数量上看,关于“马克思哲学革命”实质的研究占了绝对多数,这方面的研究始终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主题;而有关“马克思哲学革命”实现与否、它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其开端或完成的标志等问题的研究则比较有限,而且往往是为研究其实质服务的。这种情况与科学革命研究的情况相比,有一定的差别,科学革命研究对科学革命实质之外很多其他要素的研究也都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塑造了立体的科学革命的观念,并且将研究从对某一场科学革命扩展到了对作为科学进步一般模式的科学革命的研究,这是值得“马克思哲学革命”研究借鉴的。

2.研究重心分析

这里有必要对第四个方面的成果加以更为详细的评述,因为这个方面是20世纪以来“马克思哲学革命”研究的重心所在。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对“马克思哲学革命”实质的研究上,即阐述马克思的学说(严格地说主要指其哲学思想)在哪些方面实现了哲学中的革命性变革,如哲学的主题、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存在方式等方面。尽管不同学者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有不同理解,但正因为都以“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为焦点,所以他们大多享有共同的前提,即承认“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际存在——如果承认“马克思哲学革命”是显然存在的,那么追究这场“革命”的实质自然就成了主要任务。以下列举了21世纪以来(包括2000年)专门研究“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部分中文期刊论文,这些研究都承认“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存在,但根据对其存在的承认方式的不同可以大致分为四种情况。

(1)以学界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存在的普遍承认为前提,引出对这一“革命”的实质的讨论。

一般认为,马克思发起并实现了一场哲学革命。但如何理解这一革命,则存在着不同意见。

虽然很少有人否认马克思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史上的一次革命性变革,但是这种变革的实质究竟为何,人们却有着很不相同甚至完全不同的理解。

当前学界对于“马克思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一场革命”、“马克思终结了传统形而上学”等诸如此类的观点已成为共识。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虽然人们一直谈到马克思完成了一场哲学变革,却始终未能真正涉及到这场变革对哲学本身意味着什么这样一个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无疑是哲学史上的革命变革。在我看来,这一变革的实质就在于,它使哲学的主题发生了根本转换,即从“世界何以可能”转向“人类解放何以可能”,从宇宙本体转向人的生存本体,从认识世界转向改造世界。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学者们普遍认为,马克思实现了一次“哲学革命”。虽然学者们对于“革命”内涵的理解有所不同,但都把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批判纳入“革命”之中。

国内哲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在西方哲学史上实现了一场深刻的哲学变革。这场哲学变革的主题和实质是马克思哲学研究者必须思考的基本问题。

马克思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承认事实并不就是对事实的思考,同样,对事实的承认也不保证对事实的思考必然正确。

(2)断言马克思“开启了”“引发了”“带来了”或“实现了”一场“哲学革命”。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人类哲学发展史最伟大的革命变革。

马克思哲学作为我们时代最重要的一个伦理学学说,给伦理学带来了一次真正的革命。从形式伦理学到实质伦理学的这种转换,构成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际内容之一。

马克思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以“改变世界”的实践颠覆了以往思辨先验的形而上学,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哲学革命,实现了人类认识史上的伟大变革。

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引发了一场哲学的革命性变革,而且也引发了一场哲学观的革命性变革。

(3)直接使用“马克思哲学革命”这一术语,默认该术语所指事件的存在。

对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性的估价,实际上是对其哲学革命的估价。

马克思哲学在哲学史上所造成的革命是从本体论层面上发动并展开的,其结果就是从根本上终结了形而上学,并使西方哲学从传统形态转向现代形态。

我们正是应当从存在论境域的根本转变这一意义上来理解马克思所完成的哲学革命。这种革命否弃了西方哲学向来所因循的知识论的路向,亦即从根本上否弃了哲学对于世界的“理论的”态度,而代之以“实践的”态度。

反思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状况,问题不在于以往没有强调其重要性,而在于没有准确地认识其真实意义,特别是没有揭示出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真实意义。

对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性或当代意义的领会,最关本质地牵涉到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理解方式和把握方式。然而长久以来,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性质及意义却在很大程度上被遮蔽了。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实意义在于:马克思从一种反现代性立场出发,将西方哲学现代学院传统勘定为资产阶级高级文化的组成部分,并宣告与之彻底决裂,以此推进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霸权的终结。

在我国理论界,存在着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有不少论著探索了康德在哲学史中所实现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也有不少论著研究了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哲学史上所引起的划时代的革命意义,然而,却鲜有这样的论著来探讨这两大哲学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

历史唯物主义是以一场哲学革命作为其前提和起点的。对于这一点,人们普遍认同。但是,关于这场革命的真正内容的问题,人们在理解上却存有很大的分歧。

众所周知,这一文本是晚年恩格斯对已故马克思与他在40年前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同发动并完成的哲学革命的性质及其意义做深刻总结,进而重新阐释马克思哲学本真意义的重要文献。

当前学术界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阐释,确实是揭示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本质,并阐明了马克思哲学的深刻意义。但是,在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诸种阐释中,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对马克思哲学革命实质的不同理解和阐释,极大地拓展了马克思哲学的理论空间。

由于马克思哲学实现了西方哲学发展史上一场真正的思想革命,且正是在对传统西方哲学的彻底颠覆和超越过程中呈现出自身独特的哲学智慧,所以从马克思哲学革命中把握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启的新的哲学思维范式,以此来探讨它对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智慧资源和有益启示,这无疑是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视角。

这种解释模式固然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却系统地遮蔽了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资本批判、历史唯物主义建构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统一性,因而也就肢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

(4)断言或默认“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存在,同时指出“革命”发生或完成的标志。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起点不是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而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哲学的贫困》既是马克思哲学革命逻辑延伸的起点,也是马克思经济学革命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在《手稿》中实现了哲学革命。

如果说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对传统哲学的彻底变革,那么,《资本论》就是这场变革的最终完成。

在承认“马克思哲学革命”存在的前提下,对它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关于“革命”的实质,二是关于“革命”的过程或阶段。

(1)关于“马克思哲学革命”实质的研究,可以借助若干研究专著对这方面情况的综述来把握。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本学解读》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哲学界对“马克思哲学革命”实质的研究,归纳出了四种具有代表性的思路和观点:

其一,从对传统西方本体论哲学基本原则否定的视角,来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和意义。(可参见高清海《马克思对“本体思维方式”的历史性变革》,孙伯鍨、刘怀玉:《“存在论转向”与方法论革命》,孙正聿《解放何以可能——马克思的本体论革命》,吴晓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全部形而上学的终结》,俞吾金《论马克思对西方哲学传统的扬弃》等。)

其二,从阐发马克思哲学自身运思的鲜明特性基础上来揭示其哲学革命的实质。(可参见黄楠森《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之我见》,丰子义《马克思本体论思想的方法论》等。)

其三,从哲学思维方式转换的视角,就思想内容和表述方式两个方面来分析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可参见邹广文、崔唯航《从现成到生成——论哲学思维方式的现代转换》,张曙光《哲学的命运与思想者的责任》等。)

其四,从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看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可参见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的原初理论语境》等。)

《解构与超越: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哲学革命路向比较研究》对学界关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各种研究进行了总结,并归纳为五类:

①从本体论变革的角度进行研究。(可参见杨学功《传统本体论哲学的终结和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等。)

②从实践论的角度进行研究。(可参见任平《资本全球化与马克思——马克思哲学的出场语境与本真意义》,孙正聿《怎样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等。)

③从价值论的角度进行研究。(可参见吴晓明《重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性质与意义》,张汝伦《马克思的哲学观和“哲学的终结”》,吴卓、赵丽《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价值目标》等。)

④从方法论的层面进行研究。(可参见杨思基《马克思哲学思想方法、研究方法的革命变革》等。)

⑤从存在论的角度分析。(可参见崔唯航《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存在论阐释——从理论哲学到实践哲学》等。)

关于“马克思哲学革命”与“维特根斯坦哲学革命”的比较研究,《解构与超越》指出:

把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二者进行比较研究,据笔者所知,目前只有美国学者普宾斯坦的《马克思与维特根斯坦:知识、道德与政治》( Marx and Wittgenstein Knowledge , Morality , Politics )。这是目前国际上把马克思与维特根斯坦进行比较研究的唯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

(2)关于“马克思哲学革命”阶段的研究大致是一件哲学史工作,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以一章的篇幅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哲学的革命”: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时代的根本问题及其解决方式,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的革命。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是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转变的结果。他们经历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

这个过程包括:

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研究的开端;马克思致力于研究时代问题的哲学观的初步形成;马克思对物质利益关系的初步探索;马克思、恩格斯对通向历史唯物主义道路的开辟;异化劳动理论的创立及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对新世界观基础的奠定;《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形成;《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公开问世。

《从哲学革命到资本批判——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的当代阐释》指出:

马克思哲学革命是一个动态演进、不断深化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第一阶段是建基于“自由理性”的“文化批判”;第二阶段是建基于“理性共同体”的政治批判;第三阶段是基于经济批判的社会总体批判。

在以上文献中,“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存在是不予讨论的理论事实,在这个前提下学者们讨论这场“革命”的实质和起点。但是,我们也有必要发问:是否存在一场用马克思名字命名的“哲学革命”?如果存在,那么马克思是引发了它还是完成了它?如果不存在,那么是从未存在过还是发生却失败了,抑或是尚未完成?

之所以提出这一系列问题,就是因为上述研究由于自身理论任务的需要,并没有将以下两者作以专门区分:一是马克思哲学思想与传统哲学的巨大差异,二是马克思引发的或完成的一场“哲学革命”。这两者是很不一样的,“革命”是一种包含价值评价的“差异”,在其现代意义上意味着进步,通常还要造成不可逆转的持久的影响。所以当我们宣称某人实现了思想中(比如科学中、哲学中)的“革命”时,我们所需要的证据就要比指认他与前人的“差异”要多得多,需要满足的条件也更为苛刻。

可供参考的是历史上那些已经被无可争议地称为“革命”的事件,如法国大革命、美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伽利略(GalileoGalilei)、开普勒(Johannes Kepler)、牛顿为代表的天文学和物理学革命,拉瓦锡(Antoine-Laurent de Lavoisier)的化学革命、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的生物学革命以及工业革命等。在人类历史上不可计数的重要事件中,能被称为“革命”的事件则完全数得过来,还有一些被称为“革命”的事件最终以失败告终,比如1848年的欧洲革命、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等,另外一些事件则由于苛刻的条件不能被完全满足而饱受争议,比如英国的光荣革命、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的天文学革命,就更不用说所谓“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了。所谓“分析革命”也并未取得哲学界的一致认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存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以外也不是共识。所以对于“马克思哲学革命”是否存在以及如果存在那么在何种意义上存在的问题,就不能用“一般认为”“普遍认为”“很少有人否认”“已成为共识”“不争的事实”这样的短语去回答了。

参考科学史学界对“科学革命”的研究我们就会发现,在“马克思哲学革命”研究中不成为问题的问题,在“科学革命”研究中往往都是首要问题或核心问题。有学者总结出了“科学革命研究中的十大问题”,包括科学革命的实质、内容、标志、速率、阶段、进化、类型、解决、级别以及科学革命与实在。 更为哲学界所熟知的是库恩对“科学革命的结构”的研究,还有I.B.科恩对科学革命的“四个阶段”与“四种检验”的论述。当然,对“马克思哲学革命”这一个别事件的研究不会涉及对一般意义上的“哲学革命”的速率、类型、级别等问题的研究,但正是因为缺乏对一般意义上的“哲学革命”的研究,才使得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研究暂时只能围绕其实质展开了,而为数不多的对其过程或阶段的研究要么归于对其实质的研究,要么是为对其实质的研究服务的。 VGQaqirPDDxsptsCAXwxKLHcaxqBm3m7XvK8gURv4mehICq5m2wK5HnZE23HTulm



第三节
研究方法、结构与体例

1.研究方法

本书力图从关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各种研究成果中辨识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观念,借鉴关于各场科学革命以及作为科学进步一般模式的科学革命的研究成果,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观念加以分析。

这种研究方法的合理性是由“马克思哲学革命”“哲学革命”“科学革命”这三个领域的研究现状决定的,也是由这项研究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分析“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观念,从塑造这一观念以及科学革命观念的诸多文本中发现理论工具,既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2.本书结构

本书由正文、附录、参考文献和后记构成。本书的正文部分,除本导论和结论外,分为四章。

第一章——科学革命观念中的“马克思哲学革命”,首先分析在已有的关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一般论述和专门研究中所使用的词语和语句的特征。这些文本评述“马克思哲学革命”所使用的语言表现出了与评述科学革命所使用的语言十分相近的特征,同时,事实上也还不存在研究“哲学革命”的专门的原则、术语或方法,所以我们只能以科学革命的观念为参照去研究“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观念。于是,本书在描述和评价诸多科学革命以及研究科学革命的一般模式的成果中,选取康德、库恩和I.B.科恩的学说,塑造科学革命的基本观念——科学革命的特征、结构和检验标准,目的在于为研究“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观念提供分析工具。

第二、三、四章,分别分析“马克思哲学革命”观念中的三个基本概念——“马克思”“哲学”“革命”。

第二章在以人名命名革命的通常用法上考察“马克思哲学革命”与“哥白尼革命”“牛顿革命”“达尔文革命”等的区别,目的在于在“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原初背景中探讨这一事件的本来面貌,限制对历史的“辉格解释”。

第三章在“哲学”与“哲学观”以及“哲学革命”与“哲学观革命”的区分中考察“马克思哲学革命”究竟是“哲学革命”还是“哲学观革命”,并通过分析马克思思想与哲学的关系、现代唯物主义的理论性质等问题,加深对“马克思哲学革命”观念中“哲学”观念的理解,探究实现这一“哲学革命”的多种可能性。

第四章通过区分一场革命的各个阶段以及对革命、学说、派别与思潮加以区分,澄清“革命”一词在“马克思哲学革命”中的含义,指出为了恰当表述以及真正实现“马克思哲学革命”,我们在哲学观、革命观以及科学观方面所应该进行的变革。

结论部分对以上分析加以总结,得出总体上的结论。

3.本书体例

本书在行文过程中有若干格式、引文、注释、人名、简称和标点符号等方面的问题需要预先说明:

(1)若引文篇幅较长或在行文上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则以楷体字独立成段列出,整段左缩进。

(2)为方便阅读和检索,引文的来源以脚注的形式在当页标出;引文中有粗体字的,在脚注中说明是原文作者所加还是引者所加;引文原文中有粗体字而引用时不用粗体字的,不再加以说明。

(3)引文在原文中有明显文字、语法错误或排版、印刷错误的,一般在引用时按照正确的用法直接改正,不予特殊说明;对于诸多不同作者、不同时期文献中的相同错误,在该错误首次出现时以脚注的形式加以说明。

(4)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外,外国人名首次出现(包括在脚注中但不包括在引文中出现)时标注英文或拉丁文、俄文姓名,之后出现则只使用中文姓氏;本书引用美国科学史学家I.B.科恩的文献远远多于荷兰科学史学家H.F.科恩(H.F.Cohen),故在本节之后,“I.B.科恩”均简写为“科恩”,而“H.F.科恩”则不简写;第三章第二节出现的“James Mauric”和“Samuel Judd”不是文献作者的名字,也没有公认的中文译名,故使用英文。

(5)部分文献作者的名字有多种写法,本书引用时使用被引文献发表时所使用的写法。

(6)《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等著述根据需要写成全名,或根据习惯分别简称为《提纲》《手稿》《形态》《宣言》《终结》和《原理》;其他著述若有需要使用简称的情况,则在正文或脚注中说明。

(7)I.B.科恩的《科学中的革命》一书在本书中被大量引用,因此有必要说明,该书目前有三个中文译本,分别为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译为《科学革命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和2017年版(新译本),本书引用2017年版新译本。全部引文均参照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校对。

(8)由于“哲学革命”是本书主要的研究对象,而且它在整个哲学界和思想史领域还不是一个像“科学革命”那样被广泛使用的术语,所以除特殊需要外,该术语在本书中都加引号,而“科学革命”一词通常不加引号。

(9)参考文献分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献(包括“马工程”教材、党员干部读本)、中文著作、中文译著、外文著作、论文、学位论文。中文文献按作者姓名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外文文献按作者姓氏字母顺序排列。在正文中仅被介绍性地提及但与本书无直接关系的文献不作为“参考文献”列出。 VGQaqirPDDxsptsCAXwxKLHcaxqBm3m7XvK8gURv4mehICq5m2wK5HnZE23HTu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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