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科学革命的观念（一）：康德“科学革命的特征”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导读”中，哈金指出：“第一个将革命这一概念推广到科学中的大概是康德。他认为有两次思想革命。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1787）的‘序言’中，康德以一种近乎华丽的散文风格，描述了这两大革命性事件。……在仅仅两大段文字中，康德频繁地使用了‘革命’一词。” 在《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中，H.F.科恩把康德对科学革命的论述归为“理解近代早期科学起源的最初尝试” ，而且认为康德是这一系列“最初尝试”中的第一人——康德逝世的时候，这个系列中的第二人英国科学哲学家威廉·休厄尔（William Whewell）才10岁。

与库恩和科恩明确使用了一些有关科学革命的概念不同，这里所讨论的康德所论“科学革命的特征”并不是康德自己明确提出的，但从《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前言中，我们的确可以清晰地看到，康德眼中的科学革命包含两个方面的特征。康德认为一门学科或者在“来回摸索”，或者走上了“科学的可靠道路”。在他的时代已经有三门学科走上了科学的道路：逻辑学、数学、自然科学。前者自古以来就走上了科学的道路，而后两者则是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才走上了科学的道路。这个“变化的过程”就是一场革命。

数学从人类理性的历史所及的极早时代以来，就在值得惊赞的希腊民族中走上了一门科学的可靠道路。但是，不要以为数学与理性在其中仅仅同自己打交道的逻辑学一样，很容易就遇到或者毋宁说为自己开辟了那条康庄大道；我宁可相信，数学（尤其是在埃及人那里）曾长期停留在来回摸索之中，而这种转变应归功于个别人物在一次尝试中的幸运灵感所造成的革命，由此人们必须选取的道路就不会再被错过，而科学的可靠进程就永远地、无限地被选定、被标示出来。

康德认为这场“思维方式的革命”比“发现绕过著名海角的道路更为重要得多” 。而对于自然科学，康德认为它：

遇到这条科学的康庄大道要更为缓慢得多；因为这只不过是一个半世纪的事情：考虑周全的维鲁兰姆的培根的建议部分地引起这一发现，而这一发现同样只有通过一场迅速发生的思维方式的革命才能得到解释。

物理学也应该把它的思维方式的这场如此有益的革命归功于这样一个灵感，即依照理性自己置入自然之中的东西在自然中寻找它必须从自然学习，而且它本来可能一无所知的东西。由此，自然科学才被带上了一门科学的可靠道路，它在这里曾历经许多个世纪，却无非是来回摸索。

当然，康德论述发生在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两场革命的最终目的在于指出他的批判工作业已取得的或即将取得的革命性影响，亦即给出在形而上学中实现一场革命的可接受性：

我应当认为，通过一场突然发生的革命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实例值得充分注意，以便反省对这两门科学来说变得如此有益的思维方式变革的本质性部分，并在这里就它们作为理性知识与形而上学的类似所允许，至少尝试效仿它们。

康德接着明确表明他为自己规定的任务：

纯粹思辨理性的这一批判的工作就在于那种尝试，即通过我们按照几何学家和自然研究者的范例对形而上学进行一场完全的革命，来变革形而上学迄今为止的做法。

在康德的观念中，数学和自然科学业已发生了革命从而走上了“科学的康庄大道”（Royal path of science），而他自己的任务就是比照这两场革命在形而上学中发动并完成一场革命。考虑到作者是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中表达的这种看法，所以康德可能认为自己在它的第一版中就已经基本完成了这一革命。既然这场形而上学的革命是比照发生在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革命而发动的，就说明这三门学科的革命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从康德的三段论述中可以总结出这两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从实质上看，说一门学科发生了革命意味着在这门学科中实现了一种“思维方式的变革” ^[1] 。这种思维方式的变革使数学家“不必探究他从图形中看到的东西，或者也不必探究图形的纯然概念”，而是探究“他根据自己的概念自己置于事物之中的东西所必然得出的结果”；这种思维方式的变革使物理学家“虽然是为了受教于自然，但却不是以一个学生的身份让自己背诵老师希望的一切，而是以一个受任命的法官的身份迫使证人们回答自己向他们提出的问题”；而对于形而上学，这种思维方式的变革要求人们尝试性地设想一下，“如果我们假定对象必须遵照我们的认识，我们在形而上学的任务中是否会有更好的进展”。 康德举出了一个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极具说服力的例子，来说明这种思维方式转换的巨大效益，即哥白尼对调了观察者与天体的位置关系，从而使对天体运动的解释得以顺利进行。正因如此，人们多把康德在形而上学上的成就称为“哲学中的哥白尼式革命” 。

第二，从效果上看，说一门学科发生了革命意味着这门学科摆脱了“来回摸索”的状态而走上了“科学的康庄大道”。实际上康德在这里表现出的观念是，科学革命在一门学科中只发生一次，一旦实现革命，“人们必须选取的道路就不会再被错过，而科学的可靠进程就永远地、无限地被选定、被标示出来” 。这种观点似乎与先后发生的“牛顿革命”与“爱因斯坦革命”“量子力学革命”的情况有所冲突，H.F.科恩就讨论了专门指16、17世纪发生的“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与作为科学不断进步的一种模式的“诸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s）的区别，并认为康德显然同意“每一门科学或每一组科学只发生一次革命” 。但只要考虑科恩所指出的牛顿革命的最大的成就——所谓“牛顿风格” 就容易解释，尽管爱因斯坦“推翻了” 牛顿的几乎全部论点，但这种革命性的工作正是“牛顿风格”的成功案例。就从事科学研究的方式来说，20世纪的科学家与他们的17世纪的前辈们并没有本质区别，然而这种出现于16、17世纪的（与以往一切时代之间的）本质区别差不多一劳永逸地将“古代”与“现代”区分开来。因此，康德的遣词造句极其精确地说明了这种只发生一次的科学革命的特征，那就是使一门学科从此走上科学的道路，这条道路必将延伸至无穷远方，但在找到这条道路之前，这门学科则是“来回摸索”。这的确构成了“本质区别”。

康德的说法未必符合科学进步的实际历史，但由于他所指出的科学革命的两个方面的特征过于基本，正如他对逻辑学的评价——“得益于自己的局限性” ——一样，所以后世对科学革命的各种理解都不能逃脱康德所指出的这两个方面的特征。包括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研究，从持各种观点的论著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各自所强调的无非是这两种特征或其中一种，要么谈“马克思哲学革命”使哲学成为科学，要么谈“马克思哲学革命”实现了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变革。不过这里我们首先考虑一个更基本且更直接的问题：康德所宣称的形而上学的革命具有这两个方面的特征吗？一句话，所谓“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吗？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我们主观的认识形式主动要求客观的认识内容吐露大自然的秘密，用作者自己的话说，这对于以往要求认识符合对象的那种思维方式来说是一次“思维方式的革命”。但如果就此便承认康德实现了一场形而上学的革命则过于草率。因为我们不仅没有考察革命的第二个方面的特征，而且没有意识到这两个方面的特征实际上并不具有同等的分量。

之所以说“发生思维方式的转变”与“走上科学的道路”是科学革命的两个方面，就是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一回事，只不过是从两个视角去看、用两种说法去说罢了。但它们的不对等性在于后一个方面较前一个方面来说更容易观察指认。一门学科走上了科学的道路事实上是显而易见的，这可以从科学界的实际情况看出来，但把这种变化归结于思维方式的转变还是实验仪器的改进抑或是理论观点的更替，则需要细加分析。

康德所做的工作实际上是发动了一场革命或更谨慎地说是 试图 发动一场革命，他提出了一种不同于以往对认识来源和知识标准的看法的新观点，当他说这是一种“思维方式的革命”的时候，实际上存在的是“思维方式的革命”的一种 可能性 。当新的看法还在康德头脑中酝酿的时候，革命显然还没有任何迹象，即便在《纯粹理性批判》出版以后，也不能说革命就业已发生了，因为一个最直观的标准就是，如果这场革命的确发生了，那么形而上学就该同数学、自然科学一样走上了科学的康庄大道。然而事实是怎样的呢？逻辑经验主义、实用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等，都是如何看待形而上学这一门学科的呢？康德心目中的与他自己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形而上学革命”是使形而上学从此走上科学道路的革命，这场革命显然没有实现；而后来那些认为存在一场以“康德”命名的革命的人，他们心目中的革命是一场变革思维方式的革命。当我们勉强承认前一点而尽力强调后一点的时候，它们难道不是一回事吗？

康德为形而上学提出的首要任务是解释“先天综合判断”为什么是 可能的 ，而这个提问的前提是这种“判断”是 现实的 。在康德看来，这种“判断”实际存在的证据就是以欧几里得（Euclid）几何学为范本的数学，以及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然而解释力更强的相对论的出现则证明了牛顿力学不过是关于宏观世界中低速运动物体的经验规律，而不是理性强加给我们的“先天原则”；康德心目中的几何学的普遍性、必然性与非空洞性不过是“数学几何学”与“物理几何学”在日常生活中偶然的、粗略的重合。 非欧几何与相对论的建立并没有直接证明“先天综合判断”不存在，但至少证明了如果它们存在那绝不会是欧氏几何与牛顿力学，当然也绝不会是非欧几何与相对论。所以，康德的主要工作即使本身不是错误的，也是从错误的前提出发的。康德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尽管这种“不言而喻”似乎并未超出哲学的范围，但即使在哲学界，当人们不假思索地宣称康德实现了哲学中的“哥白尼式革命”的时候，他们心目中所想的是康德实现了思维方式的转变 ，而并不是康德使形而上学走上了科学的康庄大道。所以今天人们说康德实现了“哲学革命”与当年康德说数学和自然科学实现了科学革命以及他自己要发动一场“形而上学革命”，是完全不可相提并论的。

我们否认康德实现了“哲学革命”所依据的绝不是什么任意的标准，而恰恰是康德自己所提出的标准。 1GC+v7b63s27aorCMKuUcqh5kdrkOnlspBIpCWcx3ISwmLLNtOnezDXffroFq8G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