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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死亡和迁移是人口学的三大经典研究领域。人口学起源于死亡研究，随着社会发展、医疗水平不断进步，人类的死亡率得到有效控制，研究者的研究视野逐渐从死亡转向健康。世界各国的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健康问题备受关注。生育是人口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已硕果累累。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们对生育的态度由最初的鼓励生育，发展为限制生育，直至放开生育二孩、三孩。我国的生育政策经历了“独生子女政策”“双独政策”“单独政策”“全面两孩政策”以及“全面三孩政策”。希望通过生育政策的调整提振低迷的生育率，应对来势汹汹的老龄化问题。
相比之下，中国的迁移流动研究起步较晚。从我国1949—2010年间人口迁移流动的相关政策来看，按照时间序列和政策取向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流动的政策（1949—1978年）；相对宽松的人口流动政策（20世纪80年代）；流动人口的管制政策（1989—1999年）；以服务为主体的社会融合政策（2000—2010年）。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后，流动人口政策相对宽松，中国才出现了人口的大规模迁移流动。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人口流动政策发生了根本变化，由限制变为鼓励，政策着眼点是保障合法权益，为流动人口创造良好环境，公共政策进入统筹城乡发展、以人为本、公平对待的轨道（郑真真等，2014）。2010年后，我国流动人口的相关政策继续秉持这一理念，政府部门积极探索帮助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生活，保障流动人口合法权益，提升他们的健康水平、幸福感的相关政策。
近四十年来，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不断增长，人口流动过程中呈现的问题也日益多样化。其中，健康是人类生存发展最为根本的问题，但是在人口迁移流动中却是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一是，人口的健康状况决定其是否能够发生流动行为，健康的人更可能发生迁移流动，存在“健康优势”；二是，当人口发生流动后，为了适应新的环境和生活，个人的健康状况可能发生变化，付出“健康代价”；三是，当迁移流动人口发生健康问题时，可能会选择回到迁出地，出现“健康劣势”，造成疾病负担转移。总体来看，迁移流动与健康互为因果，相互影响。随着人口迁移流动趋势加强，健康问题逐渐成为影响城乡发展、人民幸福的社会问题。
从世界范围来看，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人口迁移流动已经成为世界性的现象。越来越多的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从小城市迁移到大城市。2014年联合国《世界城市化展望》中的数据显示，全球超过54%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United Nations，2015）。当前世界城市人口已经超过39亿，到2050年，全球城市人口预计将达到64亿。从全球范围来看，每周约有300万人口移居到城市。国际移民组织（IOM）发布的《世界移民报告2018》数据显示，2015年，全世界有2.32亿国际移民和7.4亿国内移民（IOM，2019）。人口迁移推进了城市化进程，也使城市生活更加丰富多样。
中国也处于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之中，2011年末，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大陆的城镇化率为51.27%，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这是一个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统计结果，它表明我国已从整体上迈入城镇型社会的行列，我国城镇化进程也将从此进入一个新阶段（朱宇，2012）。《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公布了我国2013至2018年城镇化水平从52.6%提高到58.5%（政府工作报告，2018）。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0199万人，占63.8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0979万人，占36.11%。流动人口为37582万人，与2010年相比，流动人口增长69.73%（国家统计局，2021）。由此可见，中国的城镇化速度不断加快，人口迁移流动成为推动城镇化水平的重要力量。
图1-1 中国出生人口与总和生育率（1949—2020） [1]
出生、死亡和迁移是构成人口变动的三大基本要素。纵观我国70余年的人口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初，总和生育率已经低于更替水平。2016年全国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但是效果有限，未能扭转出生人口逐年减少的趋势。从近四年的人口发展形势来看，出生人口数连续下降。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规模为1200万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除1961年外的最低值，如图1-1所示。2020年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3，远低于2.1的更替水平，已经处于极低的生育水平。
出生和死亡决定人口的自然增长，迁入（流入）和迁出（流出）决定人口的迁移增长。从1949年以来中国人口变化情况来看，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均呈现下降趋势，如图1-2所示。2019年，我国的人口出生率为10.48‰，死亡率为7.14‰，自然增长率为3.34‰。2020年，我国人口出生率进一步降低为8.50‰。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进一步证明，近10年来我国人口增速呈现持续放缓的态势。
自改革开放以来，流动人口规模不断增加。从图1-3中可以发现，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的流动人口规模仅为660万人，2014年底全国流动人口规模已经达到2.53亿人。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为2.47亿，比2014年下降了568万。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规模为2.45亿人，在2015年基础上又减少了171万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2017）。2017年，继续减少82万，流动人口规模为2.44亿（国家卫生和健康委员会，2018）。2020年流动人口规模已经达到3.76亿。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流动人口已成为我国城市人口中不可或缺的群体。可以说，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正是流动人口不断增长的四十年。当前，流动人口约占中国总人口的26.65%，意味着平均每四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人是流动人口。
图1-2 中国人口自然变动情况（1949—2020） [2]
随着死亡率和生育率的降低，中国已经进入由人口迁移和流动主导人口态势的时期（顾宝昌，2013）。段成荣等学者对当前中国人口流动做出了新的判断，他们认为，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将持续增加，增速趋于放缓，但是波动性增强；东南沿海地区仍然吸引大量人口流入；人口回流和城城流动的增长将带动人口流动空间模式的多元化和重构城市规模体系等（段成荣等，2017）。由此可见，迁移流动已经成为决定人口态势的主导力量，流动人口的生存状态也正形塑着中国城市的未来。
大量人口涌入城市，给城市带来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流动人口为城市建设贡献了力量，他们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加强了流入地与流出地之间的文化交融。但遗憾的是，在大多数城市制订规划和相关福利政策时，尚未将流动人口考虑在内。流动人口在城市中能够享有的资源有限，特别是在医疗、教育等方面。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处于劣势地位，他们的健康也难以得到保障。因此，对流动人口来说，在城市缺乏相应的健康保障，他们的健康状况需要给予特别关注。
图1-3 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及比重（1982—2020） [3]
健康是促进人类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2016年，联合国第七十届会议上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第3目标是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这项议程是促进全人类健康重要行动纲领。中国于2016年底发布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旨在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大幅提高健康水平，显著改善健康公平。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总体来看，国民的健康不仅是各国努力的方向，也是人民群众共同的追求。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的健康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从平均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这两项指标的变化可以看到，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9岁上升到2018年的77岁；婴儿死亡率从1981年的34.7‰下降为2015年的6.1‰，如图1-4所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平等发展共享：新中国70年妇女事业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显示，2018年孕产妇死亡率18.3/10万，比1990年88.8/10万大幅下降了79.4%，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9）。以上数据充分证明了我国健康领域改革发展的成效卓著。当然，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我国的健康事业的发展仍然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需要统筹解决关系人民健康的重大和长远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2016）。
总体来看，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需要高度重视国民健康，稳定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医学保健制度是决定国民健康的关键（陈心广、王培刚，2014）。健康是一个国家发展进步的基础，是国内外共同关注的公共议题。从国家层面上来讲，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仍然存在较大挑战。由于健康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在个体发展的不同阶段面对的健康风险存在较大的差异。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处于高速发展，频繁流动的状态，需要特别关注脆弱群体的健康状况，突出解决好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流动人口、低收入人群等重点人群的健康问题。只有关注到弱势群体的健康问题，才能真正实现全民健康，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图1-4 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及婴儿死亡率（1981—2018） [4]
当前的中国是处于流动中的中国。2020年全国流动人口规模为3.76亿人，中国已经进入由人口迁移和流动主导人口态势的时期。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特别提出了流动人口的健康问题，要求做好流动人口基本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工作。流动人口作为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获取的医疗资源、医疗保健服务较为有限。因此，需要给予流动人口健康问题特别的关注。如果无法保障流动人口的健康，将很难实现全民健康的宏伟目标。
近年来，政府部门及国际组织积极开展活动及学术会议关注流动人口的健康及生存状况。2017年8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原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国际移民组织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在北京召开了“新型城镇化、健康和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国际论坛”，探讨了流动人口的健康、医疗保障、社会融合等问题。流动人口的健康问题日益得到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和学界的广泛关注。2018年3月，根据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将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员会”进行机构调整，成立“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进一步推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理念，将人民群众的健康视为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这一举措再次表明，健康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也将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如何使得处于流动中的中国实现“健康中国”的目标，“流动”群体不可忽视。对于稳定居住于城市或者农村的人口来说，他们可以依托城市社区、村委会等部门，政府可以有效地对户籍人口提供健康服务、定期健康体检、监测健康状况。但是，对于处于“漂泊”状态的流动人口来说，为他们提供健康服务存在诸多不便，同时，他们能够享受的健康服务非常有限。现阶段，政府部门已经意识到流动人口健康的重要性，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流动人口（新市民）健康促进宣传教育活动，旨在帮助流动人口树立健康的生活理念，提升健康素养和健康水平。
流动和健康是当前社会重点关注的两个公共议题，两者之间也存在重要的影响机制。当前我国人口的流动性不断增强，并逐步趋于普遍化的情况下，人口迁移与流动研究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得到各学科的共同关注。与此同时，当前中国处于高度频繁流动的状态，为了助力实现健康中国，需要特别关注流动人口的健康问题。流动人口的健康问题，自提出“移民健康悖论”以来，一直存在着许多理论争议和实证探讨，可见其问题的复杂性。在我国的相关实证研究中，亦存在许多值得深入讨论和分析的理论问题。
健康不只是一个医学问题，同样是一个社会问题。无论是就传染病还是就其他健康问题而言，仅从生物医学的视角探讨健康问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因此，人口流动与健康这个交叉的领域亟须社会科学家的加入（王文卿、潘绥铭，2008）。通过多学科、多视角的探讨，不断丰富迁移流动与健康领域的研究。此外，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健康是人们开展工作的基础。因此，每个国家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都应该密切关注本国公众健康状况，并采取适当的政策，最大程度降低本国公众因全球化可能面临的健康风险（刘晓惠，2014）。特别是，2020年以来世界各国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健康问题日益成为影响全球安全和发展的重要方面。
因此，厘清迁移流动与健康的关系，特别是流动对健康的影响作用，是实现健康中国的关键所在，也是难点所在。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关注流动对人口健康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会付出怎样的“代价”？就个体而言，流动前后的健康变化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其中，健康包括自评、生理、心理和社会等多个维度。希望通过本研究，丰富迁移流动与健康的研究内容，改善流动人口健康状况，助力实现健康中国的宏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