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迁移流动和健康是本研究最为关注的概念。迁移在不同的语境和文化背景下，表示不同的含义。本节对迁移流动和健康的基本概念、测量，以及在相关领域中使用的数据情况进行梳理。
迁移流动可以拆分为两个核心概念。在英语语境下，使用migration表示迁移，immigration表示跨国迁入，emigration表示跨国迁出。In-migration表示国内迁入，Out-migration表示国内迁出，并可以统称为Population movement，即人口移动。对于迁移并不严格区分迁移和流动两种行为。但是，在中国社会中，对迁移和流动具有不同的界定。本部分重点探讨迁移与流动的相关概念和测量。
从迁移的范围来看，可以分为国际迁移和国内迁移。
《人口科学辞典》将国际人口迁移定义为跨越国界或行政区域的人口迁移。主要分为政治原因的国际迁移和经济原因的国际迁移（吴忠观等，1997）。政治原因的国际迁移一般是由于战争、变革或是社会动荡引起的人口迁移，例如，国际难民等。一般而言，在讨论迁移与健康的关系时，主要关注由于经济原因而产生迁移的人口。在已有的国际迁移研究中，最常见的是墨西哥、拉美地区的人口向美国的国际迁移。此外，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的国际迁移问题也受到诸多关注。
国内迁移是指人口在国界范围内地区之间的空间移动。这种移动通常指人口居住地发生永久性或长期性改变。在中国，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国内迁移又可以细分出“迁移”和“流动”两种类型。具体来说，迁移是指人口发生流动并且获得迁入地户籍；流动是指人口发生流动，但并未获得当地户籍。虽然流动人口生活在城市中，但是未获得城市“合法”身份，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无法得到保障。
迁移与流动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得到流入地的“户籍”身份。在国际上，流动人口也被翻译为“The floating population”，形象地表明了流动人口处于一种“漂泊不定”的生存状态。由于“流动人口”并未完成户籍身份转换，而被视为除了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之外的“第三类人口”，也被称作“隐性”的城镇人口（程遥，2012）。
国家统计局将流动人口定义为人户分离中扣除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人户分离人口是指居住地与户籍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及以上的人口（国家统计局，2020）。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城乡之间、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规模不断扩大，流动人口规模不断增加。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的大趋势是规模仍会持续增长，东南沿海仍是跨省流动的主要方向。城—城流动的增长将使人口流动空间模式多元化（段成荣等，2017）。因此，北京、上海、广东、深圳、成都以及一些省会城市仍会是主要的人口流入城市。
关于“流动”这一概念的界定，目前我国尚未统一。学术界和政府部门根据自身研究或管理需要对流动有不同的界定，主要从时间、空间、户籍、流动目的等方面着手。对流动的界定可以区分出一个地区的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本研究关注的是流动人口这一群体，因此需要梳理现有“流动人口”的定义，进一步明确研究对象。
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中，将流动人口定义为在一定地理区域内发生短暂流动行为的居民，主要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进行划分。从空间角度来说，关注居民是否改变居住地；从时间角度来看，可以分为“暂时性”离开和“永久性”离开。如果居民是暂时离开户籍地，改变居住地，那么这类人口称为“流动人口”；如果是永久性离开户籍地，发生居住地的改变，那么将这类人口定义为“迁移人口”。在中国的户籍制度下，以户籍是否变化为依据判断是不是“迁移人口”。张展新和侯亚非（2009）也通过户籍变化角度对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状况进行划分，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改变户籍登记地的人口迁移，在管理上称为“迁移人口”；第二类是，不改变户口登记地的人口迁移流动，在人口管理中称为“流动人口”。从户籍角度来看，流动人口是指在外地居留而无当地户籍的人口。吴瑞君（1990）认为，“流动人口”可以进一步分为两类，分别为流入某一地区但是不具有当地户籍的人口，称之为“流入人口”；具有该地区户籍但是又流出该地区人口，称之为“流出人口”。
结合流动人口的户籍身份和流入地城乡类型，又可以将流动人口划分为以下四种类型，分别为乡城流动人口、城城流动人口、乡乡流动人口和城乡流动人口。2010年普查数据显示，乡城流动人口所占比例最高，占流动人口的比例为63.30%，其次是城城流动人口，比例为21.15%，乡乡流动人口为12.69%，城乡流动人口为2.85%（马小红、段成荣、郭静，2014）。在以往的研究中，常把流动人口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探讨，马小红等人的研究表明，不同类型的流动人口在性别、年龄、民族、受教育水平、行业职业结构、地区分布和流动特征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在进行流动与健康的研究时，需要考虑不同类型流动人口的差异。
以上对“流动人口”概念的界定主要关注时间和空间的变化情况，一些学者认为人口流动的原因或目的也是判断人口流动的重要维度。吴晓（2001）认为对流动人口的界定需要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看，广义上来说，流动人口是离开户籍所在地，在其他行政区域内非永久性居留的人群；从狭义上来说，需要考虑人口发生迁移流动的目的，特指以外出谋生营利为目的的人群，但是不包括离开户籍地在其他行政区域作短暂停留的人群。
政府部门为了人口管理的需要，不同部门对流动人口的界定也不一致。由于人口界定口径不一致，也会导致统计数据的差异。国家统计局对流动人口的定义为，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但不包括直辖市或地级市所辖区内和区与区之间，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乡镇街道的人口。这一定义主要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进行筛选，时间上表现为离开户籍地6个月以上；空间上表现为跨乡镇街道。
原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司在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中将流动人口定义为，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及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15周岁及以上的流动人口。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司与国家统计局在界定流动人口时主要的区别在于：一是，国家统计局强调从离开户籍地的时间算起，时间超过6个月，可以视为流动；流动人口司从流入地的角度，强调在流入地居住超过一个月及以上。两者对流动人口的界定的参照标准不一致，但出于各部门的职责不同，两个定义虽然差异较大，但是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中国人口流动的现状；二是，对人口年龄的界定。国家统计局并没有将年龄作为是不是流动人口的判断来考虑，原流动人口司的监测调查强调流动人口的年龄在15周岁及以上人口，旨在从更宽泛的意义上了解流动人口的经济、生活、健康及社会融合状况。与此同时，该调查也进行了户籍人口的问卷调查，可以与流动人口的相关情况展开对比研究，为更全面地了解流动人口提供了可能性。
综上可知，政府、卫生健康系统、统计部门等行政单位对“流动人口”均有明确的定义，但是各部门的界定标准并不统一。流动人口的界定与数据可谓“数出多门”，各有特色。韦艳和张力（2013）对当前流动人口的多元统计口径进行了整理和对比分析，形成《“数字乱象”或“行政分工”：对中国流动人口多元统计口径的认识》一文，主要从流动时间、空间、户口登记状况、流动目的和人口年龄界限等方面探讨流动人口的界定问题，能够帮助我们对流动人口有更清晰的认识。
在学术研究中，常使用国家统计局在人口普查中对流动人口的界定。为了便于学术对话，在本研究中，对人口流动的界定采用国家统计局的概念进行操作化。一是空间上为跨乡镇；二是时间上为离开户籍地6个月及以上。
健康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对健康都有研究，并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展开分析和讨论。本部分从健康的定义和测量入手，了解健康的内涵及分类。
健康（Health）是一个多维概念、综合指标，很难用单一指标进行衡量。当前，研究者对流动人口健康的划分主要包括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主观健康和客观健康、近期健康和长期健康等。不同的研究选取不同的健康指标所得出的结论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健康不仅为疾病或羸弱之消除，而系体格、精神与社会之完全健康状态。它将健康定义为一种在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完满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的状态（WHO，1946）。这一概念从生理、心理和社会三个维度界定了健康。在此基础上，1989年世界卫生组织又将健康的内涵增加了一个“道德健康”维度，即“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而且包括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和道德健康”。健康不仅仅是指躯体健康，还包括心理、社会适应、道德品质与之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有机结合的。当人体在这几个方面同时健全，才算得上真正的健康。也就是说，一个人在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和道德四个方面都健全，才是完全健康的人。躯体健康一般指人体生理的健康；心理健康主要指具备健康心理的人，人格完整，情绪稳定。在所处的环境中有充分的安全感，正常的人际关系，有明确的生活目标。社会适应是指一个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能够适应复杂的环境。道德健康是指不以损害他人利益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有辨别真伪、善恶、荣辱、美丑的是非观念，能按照社会认为规范的准则约束、支配自己的行为，能为他人的幸福做出贡献。
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除了分为生理、心理和社会等多个维度的之外，对健康的表现也列有诸多细则：
（1）有足够充沛的精力，能从容不迫地应付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压力而不感到过分紧张。
（2）处世乐观，态度积极，乐于承担责任，事无巨细不挑剔。
（3）善于休息，睡眠良好。
（4）应变能力强，能适应外界环境的各种变化。
（5）能够抵挡一般性感冒和传染病。
（6）体重得当，身材均匀，站立时，头、肩、臂位置协调。
（7）眼睛雪亮，反应敏锐，眼睑不易发炎。
（8）牙齿清洁，无空洞，无痛感，齿、龈颜色正常，无出血现象。
（9）头发有光泽、无头屑。
（10）肌肉、皮肤有弹性。
其中前4条为心理健康的表现，后6条为生理、形态等生物学方面的表现。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健康概念，有的维度非常详细具体，有的维度较为宽泛，在学术研究中很难做到将每一条都操作化。在现有研究中，学者通常将健康分为医学、功能和心理三个维度进行测量。主要表现在，医学方面的健康通过医师专业经验及其他医学仪器辅助，客观地检查个人是否罹患疾病，判断其健康状况；功能性的健康是通过各种功能行动能力（Function Ability）衡量个人是否具有照顾自己日常生活起居，或从事某些需要体力的户外活动的能力水平。其中以所谓身体功能评估指标（Instrument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IADL）最为常见；主观的健康评价是由个人主观地对于自身健康或功能活动的感觉来自我评估。其中，医师评价诊断是客观的指标，自评健康状况属于主观指标（苏晓馨，201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将健康分为生理、心理、社会和道德四个维度较为全面，但是考虑到对道德这一层面的操作化较为困难，特别是在指标选取和数据方面难以得到较好的匹配。因此，在研究中经常关注个体的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健康三个维度。这一定义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经典定义，一直以来被广泛应用，也是符合健康定义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理—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以及健康测量从单一维度到多维的转变（陈攀等，2012）。如图2-2所示，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健康三个维度既相对独立，又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共同构成健康的综合概念。
图2-2 健康的三个维度 [2]
在讨论健康问题时，需要特别注意指标的选取及测量。在人口迁移流动与健康的研究领域中，虽然流动人口存在一定的健康优势，但是其人口内部存在较大的差异，不同性别、年龄、职业的流动人口所面对的健康问题不尽相同。特别是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生活方式、健康行为和生殖健康服务的使用方面受到城市居民的影响，也在发生积极变化（郑真真、连鹏灵，2006）。
根据现有研究，本研究将健康分为以下四个维度进行探讨。第一个维度是自评一般健康状况，这是对健康的主观评价。个人对自身的健康状况作出总体上的健康评价，既包括生理层面，也涵盖心理层面和社会层面。在国内外研究中，自评一般健康状况得到广泛的应用，其操作性强，并且对个体的健康状况具有较好的预测作用。第二个维度是生理健康，主要包括疾病指标、生化指标和机体功能指标。第三个维度是心理健康，可以从积极心理指标和消极心理指标两个方面进行划分，积极心理指标包括生活满意度、对未来生活的信心程度等；消极心理指标包括抑郁、焦虑等心理疾患状况。第四个层面为社会健康，这一维度的健康研究相对较少。一般而言，社会健康的指标包括社会适应、社会支持、社会网络、社会融入等方面。如图2-3所示，本研究将从以上四个维度对健康指标的测量进行介绍。
图2-3 本研究中健康指标的分类
（1）自评一般健康状况（Self-rated Health，SRH）
在大多数研究中，研究者使用自评一般健康状况来测量个体的健康状况。其测量方式是在调查中询问，“您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如何？”，答案包括非常健康、健康、一般、不健康、非常不健康五个选项。由于自评健康状况题目较为简单，易于测量，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自评一般健康（SRH）成为衡量健康状况的常用指标（McDonald and Kennedy，2004；Ullmann et al.，2011；Chen，2011；Tong and Piotrowski，2012；Bostean，2013；Riosmena et al.，2013；刘晓昀，2010；秦立建等，2012；秦立建等，2013；秦立建等，2014；吉黎，2015；王伶鑫、周皓，2016）。
由于自评一般健康是主观测量，可能引起回答异质性的困扰。因此，有学者使用锚点情境法（Anchoring vignette method）处理回答异质性问题。吴菲使用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数据检验自评一般健康的回答质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群体在面对同样的自评健康问题时，如未加调整，所得的年龄、迁移状态以及社会经济地位对自评健康状况的影响会产生实质性的偏误（吴菲，2019）。
自评健康的测量，除了单一问题外，还有研究使用SF-36健康调查量表（36-ItemsShortFormHealthSurvey，SF-36）进行健康测量（Chamchan et al.，2015）。该量表由36道自评题目组成，用于测定生活质量，包括总体健康、生理功能、躯体疼痛、角色功能、社会功能、活力、认知功能和心理健康8个维度，该量表能够对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进行综合测量。
此外，死亡率（包括全因死亡率、成人死亡率、儿童死亡率等）也是从整体上评价健康状况的指标之一（Clark et al.，2007；Collinson，2010；Ginsburg et al.，2016；Lankoandeet al.，2017）。
（2）生理健康（Physical Health）
现有研究中对生理健康指标的测量较为丰富多样。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疾病指标、生化指标和机体功能指标。疾病指标主要包括慢性病（Goel et al.，2004；McDonald and Kennedy，2004；Gushulak et al. 2011；Tong and Piotrowski，2012：Bostean，2013；王桂新等，2011；齐亚强等，2012；牛建林，2013）、头疼、两周患病状况（齐亚强等，2012）、糖尿病（Ebrahim et al.，2010；Ullmann et al.，2011；Tong and Piotrowski，2012；Riosmena et al.，2013；易龙飞、亓迪，2014）、心血管疾病（Lankoandeet al.，2017）、生殖健康（女性妇科疾病、男性生殖系统疾病）（牛建林，2013）等。
生化指标包括BMI（身高、体重）（Goel et al.，2004；Antecol and Bedard，2006；Ullmann et al.，2011；刘晓昀，2010）、腰臀比（齐亚强等，2012）、肥胖状况（Goel et al.，2004；Ebrahim et al.，2010；Ullmann et al.，2011；Riosmena et al.，2013）、血压状况（Salmondet al.，1985；Ebrahim et al.，2010；Ullmann et al.，2011；Tong and Piotrowski，2012；Riosmena et al.，2013；易龙飞、亓迪，2014）、高血脂（Ebrahim et al.，2010）等方面。机体功能指标包括自理能力（Bostean，2013）。
在健康研究中，生化指标引入到社会与人口视角下进行研究具有较长的历史。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批社会医学领域的研究者就开始探讨生化指标在帮助理解社会环境对健康的作用机制上的作用（李婷，2015）。在此，需要重点介绍“适应负荷”这一概念。适应负荷的概念最早由斯特林（Sterling）和埃耶（Eyer）在1988年提出（Sterling and Eyer，1988）。与它相关的一个概念是适应稳态（Allostasis），通常指有机体为了应对外部环境的刺激，通过改变其生理参数来维护内部环境的适配（李婷，2015）。适应负荷（Allostatic Load）被定义为由长期压力的存在，被反复激起的适应反应（Allostatic Responses）对身体造成的一种慢性耗损（McEwenand Stellar，1993）。适应负荷将环境压力及相关的社会心理因素与疾病联系起来，能够较好地解释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机制（杨洋等，2018）。适应负荷主要关注人体生理健康的变化情况，对其的测量也涉及一系列生化指标。一般情况下，适应负荷一般包括10～17个指标，涉及神经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代谢系统、心血管和呼吸系统以及人体体型测量等系统，指标越多，其潜在的解释力也就越大（李婷，2015）。
除了以上生理指标外，一些研究还考虑了健康/不健康行为对健康的影响，如吸烟（Ullmann et al.，2011；Tong and Piotrowski，2012；Riosmena et al.，2013；易龙飞、亓迪，2014）、饮酒（Ng E et al.，2005；Hawkins et al.，2008）等。以上指标能够反映人口不同层面的生理健康状况，不同的研究根据研究需要选取指标进行分析，为研究人口健康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数据资料。
（3）心理健康（Mental Health）
健康具有多维度性，健康不仅指躯体上没有疾病，也包括心理和社会层面的健康和完善。目前，在相关研究中涉及的心理健康指标有K6/K10凯斯勒心理疾患量表（Chen，2011；Harrigan et al.，2017）、抑郁量表（Chen et al.，2014）、SCL-90量表、心理压力量表（Chen，2011）、SF-36健康自评量表（其中涉及心理健康的维度）（Chamchan et al.，2015）等。相对于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的指标较为集中，而且多以量表的形式进行测量。通过标准化的量表进行心理健康的测量，有助于不同国家地区的研究进行对比。
（4）社会健康（Social Health）
世界卫生组织关于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健康的三维健康定义已经提出70余年。目前，在学术研究中，对于人口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都有较多的探讨，成果丰硕。但是，对社会健康的关注相对较少。已有研究表明，对社会健康进行测量有助于更全面了解个人的健康状况，以及疾病对患者的生理、心理、社会适应等多方面的测量（Hahn et al.，2010；阳义南、贾洪波，2017），在本部分需要对社会健康的指标的测量进行重点讨论。
社会健康作为个体健康的一个维度是美国社会医学家帕森（Parson）于1951年提出的，指的是个体在与他人相处或交往的状态以及个体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情况。国内学者称之为“通过健康生活方式确定的一种社会质量与社会状态”（汪雪莲、许能锋，2007）。在社会健康的概念下，引申出社会支持、社会网络、社会适应、社会活动、社会联系等次级概念。社会健康强调人们在社会方面适应环境、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和程度。人具有生物和社会双重属性，通过生理、心理和社会共同发展，达到对环境的良好适应状态。不同于国外主流研究的范式，大部分国内学者把社会资本、社会角色、社会参与作为健康的影响因素（作为解释变量），而不是作为健康的构成要素或测量的指标。
总体来看，国内学者探讨国内社会健康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还不够丰富。已有文献表明，我国国民社会健康的相关研究较为缺乏。目前仅有几项针对老年人、学生、HIV患者等特殊人群的研究，并不能反映我国国民社会健康的全貌。相关影响因素也需要进一步探索（阳义南、贾洪波，2017）。
现阶段，社会健康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对社会健康的测量大致分为两种方式，一是，使用专门的社会健康量表开展研究。学者们编制的专门测量社会健康的量表工具，常见的有，社会支持Berle指数、社会健康问卷、社会关系量表（SRS）、社会支持问卷（SSQ）、社会适应量表（SAS）和社会适应性自测量表（SAS-SR）、社会适应不良调查表（SMS）和社会问题问卷（SPQ）、Katz适应量表、自测健康量表（SRHMS）等（胡丙长，1990；刘更新，1994；忻丹帼等，2013）。社会健康子量表包括角色活动与社会适应，社会资源与社会接触，社会支持三个维度（陈攀，2012）。
二是，选取单一指标测量，使用若干指标共同反映社会健康。通过梳理现有文献发现，在单一指标测量社会健康的研究中，不同研究者使用的社会健康指标存在较大的差异。有的学者对个体的社会健康采用社会支持（socialsupport）和社会功能（socialfunction）两个方面的指标进行测量（Hahn et al.，2010；Abachizadeh et al.，2013）；相关研究基于生理—心理—社会三维健康视角，从社会支持（关系、网络）角度分析社会健康（Marks，2005；阳义南、贾洪波，2017）；用社会活动、社会支持和社会网络三个指标测量老年人的社会健康（傅崇辉、王文军，2011；阳义南、贾洪波，2017）；傅崇辉（2016）的研究从社会活动、社会支持和社会网络三个维度对社会健康进行测量。社会活动的相关指标为“打牌或打麻将”“看电视听广播”和“参加社会活动”。社会支持主要从“获得的情感支持”和“可能得到的支持”两个方面测量。其中，使用“平时与谁聊天最多”“如果您心中有心事或者想法，最先向谁说？”两个问题测量老年人获得的情感支持。可获得的支持用“如果您遇到问题和困难，最先想找谁来解救？”来测量。社会网络由婚姻状态、经常来往的子女数和经常来往的兄弟姐妹数构成。
有研究使用社会适应、社会参与、社会角色或社会网络（社会支持）作为社会健康的测量指标（McDowell and Newell，1987）；也有学者从社会融合、社会认可、社会贡献和社会实现四个维度来测量社会健康（Prati et al.，2016；阳义南、贾洪波，2017）；有研究者使用社会融合、社会贡献、社会凝聚、社会实现和社会认可五个维度测量个人的社会健康（Keyes，1998）。对于多个单一指标的测量研究，研究者会根据所选的指标，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生成社会健康因子。进行回归分析，以及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通过文献和指标梳理可以发现，现阶段关于社会健康的研究逐渐增多，关于社会健康的指标日益多样化。社会健康的测量指标主要基于研究对象和现有数据进行选取。在进行社会健康的研究时，需要特别注意，社会健康强调的是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不是简单地等同于狭义上的“健康”概念。
表2-1 部分健康指标及测量
续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