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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最早开始关注迁移与健康的关系是来自一项流行病学的研究发现。从Web of Science的文献检索中发现，1909年有两篇文章关注了迁移流动与健康的问题。这两篇文章是来自日本长崎、横滨的移民检查报告，记录了当时的卫生条件和移民的健康状况（Cumming，1909；Thompson，1909）。流行病领域的学者为了探讨环境因素与人类健康的关系，比较了一些经历过大规模人口迁移活动之后，社会中不同人群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差异的案例，结果意外地发现有移民背景的人群在发病率和死亡率等健康指标上的表现要优于本地居民（Kasl and Berkman，1983；Marmotand Syme，1976；易龙飞、亓迪，2014）。基于这一研究发现，学者们开始探讨迁移与健康的关系。2011年乌尔基亚（Urquia）和加农（Gagnon）两位学者根据迁移和健康领域的现有成果，编制了迁移与健康的术语表，进一步明确了迁移和健康相关研究中的概念界定和理论内涵（Urquia and Gagnon，2011）。通过文献梳理，迁移流动与健康领域的相关理论和研究视角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迁移和健康最著名的理论是“健康移民假说”（Healthy migrant hypothesis），也称为健康移民偏误（Healthy migrant bias），指通过反复观察发现，通常情况下，迁移者比本地居民健康。健康移民假说在国际迁移和国内迁移中都得到了证实，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移民都适合健康移民假说，例如难民、非法移民等特殊移民群体，他们不符合接收国的法律，无法享受到与迁移有关的保护。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迁移者可能并不是完全适用于健康移民假说。
由于健康移民效应不能完全被人口和社会经济特征所解释，从而提出了“流行病学悖论”的说法。特别典型的研究案例是，虽然拉美裔迁移者或墨西哥裔迁移者在美国有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但是，他们在健康上表现出较大的优势，其健康状况比美国本土出生的人口健康状况更好（Abraido-Lanza et al.，1999）。因此，“流行病学悖论”也称为“拉美裔或墨西哥裔悖论”（Hispanic or Mexican paradox）。这一理论是在试图解释健康移民假说的基础上产生的，通过对比迁移者与非迁移者发现，尽管一些迁移者的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和健康保障水平较低，但是他们的健康状况仍然高于平均水平。这一结论已经在死亡率、出生时体重和心理健康等方面证实（Escobar et al.，2000）。与此同时，也在美国的拉美裔迁移者与法国和比利时的南非迁移者中得到验证（Urquia and Gagnon，2011）。
“健康移民假说”和“流行病学悖论”所描述的是迁移与健康关系的表象。越来越多的学者试图探究造成这一“反常”现象的原因何在。选择迁移假说（Selective migration hypothesis）和三文鱼偏误假设（Salmon bias）是研究者探索造成“健康偏误”原因时提出的两个解释理论。选择迁移假说认为，迁移者的健康状况较好可能是来自选择的结果。只有那些具有良好健康状况的人才可能有潜质成为迁移者。大部分国际移民都是在健康方面具有自选择的群体，因此，他们的健康状况优于留在迁出地的人口（Jasso et al.，2004；Rubalcavaet al.，2008）。这一假设得到一些研究的支持（Poulter et al.，1988；Rubalcavaet al.，2008），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并非如此（Buekenset al.，1998；Landale et al.，2006）。值得注意的是，“选择迁移假说”和“健康移民效应”有所区别，“选择迁移假说”是迁移者与迁出地未迁移人口的健康比较的结果；而“健康移民效应”是迁移者与迁入地本地出生人口健康比较的结果（Rubalcavaet al.，2008）。
“三文鱼偏误”（Salmon bias）是对健康移民假说的另一种解释，移民有较低的死亡率可能是由于返迁造成的假象。对迁移者来说，当他们的健康状况恶化，他们会选择返回迁出地。因此，学者形象地将迁移者回流造成的选择性与在深海中生存的三文鱼，游向淡水江河上游产卵，产后返回海洋的特点类比，称为“三文鱼偏误”。也有学者将此现象称为“午夜列车效应”，源自于1973年的热门单曲《开往佐治亚的午夜列车》（ Midnight Train to Georgia ），讲述的是一位失败的音乐家从洛杉矶乘坐午夜的火车回到他最初的家乡佐治亚的故事（Nauman et al.，2015）。“三文鱼偏误”和“午夜列车效应”都是指迁移者在迁入地健康状况变差后返回迁出地的迁移“失败”现象。此外，返回迁出地的移民通常会在国家人口登记系统上保存较长一段时间，因此使分母膨胀，导致其对死亡率的低估（Weitoftet al.，1999；Urquiaet al.，2010）。
遗憾的是，移民的健康效应也不会长期存在，迁移者在迁入地可能面临健康的损耗，也称为健康移民效应的消失（Loss of the healthy migrant effect）。主要指移民的健康优势随着他们在迁入地居住时间的增长而消退，移民的健康状况出现恶化，健康优势消失的现象。这一现象被归因于几个潜在的过程，首先是，消极适应（Negative acculturation），例如迁移者在迁入地习得了吸烟、饮酒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从而导致其健康移民效应消失。虽然一些不健康行为，例如吸烟行为，对移民健康的作用并不是单独起作用，而是与其他因素混合作用的结果（Ng E et al.，2005；Hawkins et al.，2008），可能随着种族和性别的变化而有所差异。但是，与迁移者迁移后缺乏身体锻炼和体重增加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Goel et al.，2004；Ng E et al.，2005）。其次是，心理因素对移民健康恶化产生重要影响（Ng E et al.，2005），移民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成就不匹配，在迁入地缺乏新的社会支持网络也是压力的重要来源（Galarneau and Morissette，2004；Ng E et al.，2005）。学者提出，迁移者的健康状况会经历类似“回归”的形式，即当迁移者的耐力、动力和精力在迁移的过程中消耗殆尽，他们的健康状况会逐渐趋于迁出地的平均水平（Galarneau and Morissette，2004；Ng E et al.，2005）。
总体来看，根据迁移者的迁移选择和健康变化，可以了解到“健康选择”、“健康损耗”和“三文鱼偏误”等效应，都是“健康移民假说”的题中之义，以上现象涵盖在健康移民假说的理论意涵之中，也贯穿于迁移流动的始终。
健康的选择效应（Selection effect）是迁移与健康关系中最为广泛讨论和应用的一种。除此之外，还有社会化效应（Socialization effect）、适应效应（Adaptation effect）和中断效应（Disruption effect），以上四种效应合称为“SoSAD假说”（SoSAD hypotheses）（Ginsburg et al.，2016）。SoSAD假说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被广泛用于分析与移民有关的生殖健康问题。现在更为深入地应用于迁移与健康的相关研究中，它所包含的四个效应的内容分别为：
社会化效应（Socialization effect），认为迁移行为也许对迁移者的健康并没有显著影响，迁移者在迁入地可以保持良好的健康状况。更为重要的是，健康行为和童年经历对个人的健康状况产生决定性影响。迁移者的健康基础和健康行为在他们的儿童时期就已经形成，在发生迁移行为后，他们仍然能够保持这种健康状态而不受到环境变化的影响（Kulu，2005）。与社会化效应相对应的是“传播效应”（Propagation effect），是指迁移者在迁入地生活，面对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会逐渐适应，能够通过返迁行为将迁入地的健康行为和生活理念传播回迁出地。当迁移者返迁原籍时，他们面对迁出地的环境时，仍然需要有再适应的过程，称之为“再适应效应”（Re-adaptation effect）。
选择效应（Selection effect）是指个人在迁出地的健康状况决定了自身是否能够适应迁入地。考虑到迁移者在迁入地会面对很多压力和困难，那些健康和强壮的人更可能产生迁移流动行为（Urquiaand Gagnon，2011）。
适应效应或者同化效应（Adaptation effect/Assimilation effect），是指迁移者单方面适应迁入地社会的现象，迁移者放弃他们原有的文化，而接纳迁入地的部分或者全部主流文化（例如，语言、习俗、宗教等）。久而久之，表现出迁入人口与当地人口没有差别的现象，也被称为社会融入。在迁移与健康的关系中，主要指随着时间的推移，迁移者在迁入地生活一段时间后，健康移民效应的选择性会逐渐消失，其健康优势也会随之减弱（Urquia and Gagnon，2011）。
中断效应（Disruption effect），这一效应的应用条件并不太严格，通常指发生在迁移行为前后一段时间内可能给健康带来的影响（迁移前后的时间段根据迁移的具体情况来确定）。例如，迁移对难民或国内流离失所的人口健康状况的影响。这一效应通常应用于迁移与生育、生殖健康等领域。迁移流动行为会中断迁移者的生育选择（Goldstein，1973；Hervitz，1985；Kulu and Steele，2013；Choi，2014）。
SoSAD假说充分地将迁移的过程考虑到具体的研究中，能够更为完善地解释迁移与健康之间的关系。它通常用于新（首次）迁移，也同样适用于回流迁移，但是对健康的影响作用不同。在面对越来越复杂的迁移形式、迁移过程，SoSAD假说能够为实际研究提供理论支持和经验参考。来自非洲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迁移与健康的关系不仅仅是存在健康选择的作用，而且存在传播效应和适应效应（Ginsburg et al.，2016）。
迁移流动与健康的关系可以通过卡伦·金斯伯格（Carren Ginsburg）文章中的示意图清晰地展现，健康选择效应、健康适应效应（健康损耗）、再选择效应（三文鱼偏误/午夜列车效应）和再适应效应贯穿在迁移流动的始终（Ginsburg et al.，2016）。在迁移流动的不同阶段，对迁移者健康的影响存在差异。在考察迁移对健康的影响机制时，需要重点关注迁移流动行为发生前后，迁移者健康的变化情况。
人口迁移与健康的研究可以通过对迁出地与迁入地的社会发展状况的差异来理解人口健康模式的转变。同时，使用医学、社会流行病学的相关概念和研究方法不断丰富迁移与健康的研究（Acevedo-Garcia et al.，2012）。
图2-1 迁移与健康的理论（SoSAD假说）关系图 [1]
“迁移—快速健康转变”假说（“Migration-as-rapid-health-transition” hypotheses）作为一个理论框架被提出来，它试图通过健康转变理论的视角来看待迁移。这一理论认为，从发展中国家/地区到发达国家/地区的移民经历了“加速的健康转变”（Spallek et al.，2011）。
迁移者在迁入地享有更好的环境条件和卫生保健，这使他们能迅速降低传染病的死亡率。对移民来说是“加速的健康转变”，意味着迁移者在传染性疾病的死亡率快速下降，与此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在慢性病死亡率方面的优势也会逐渐丧失（Vandenheede et al.，2015）。这一理论框架可以帮助研究者从健康转变的视角理解迁移与健康的关系。
生命历程中遇到的不同事件都会深刻地影响着每个个体的健康，对迁移者来说更是如此。迁移者与非迁移者的生命历程不同，迁移流动行为给迁移者的生命带来新的境遇与挑战，这些事件都可能对他们的健康产生影响。在现有的迁移与健康的研究中，研究者在进行迁移与健康的研究时不能仅仅考虑在迁入地可能面临的压力，也需要考虑在迁出地和迁移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因此，需要从生命历程的视角关注移民在迁移前及迁移后在迁出地和迁入地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健康状况，以此增进对迁移人口健康状况的了解（Acevedo-Garcia et al.，2012）。比如，对于第二代和少数族群人口需要考虑他们的父辈，是否会将某些特定的行为和风险传递给他们。
研究者将生命历程的研究框架纳入迁移与健康的研究中，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一些学者认为，深入讨论和发展移民健康的理论框架和改善未来的实证研究至关重要。研究重点应立足于扩展在流行病学领域下生命历程的概念，使其能够应用于迁移者和少数族群的后代研究之中（Spallek et al.，2011）。
对个体而言，迁移流动是一个行为、一种选择；对整个社会而言，迁移流动是一个过程，一种现象。迁移流动对个人健康状况产生影响，个人健康也决定着其迁移行为。因此，在讨论迁移流动与健康的关系时需要充分考虑两者的互动关系以及迁移者所处的状态。
“健康移民效应”和“SoSAD假说”是迁移流动和健康研究领域非常重要的两个理论。严格意义上来说，两个理论内容有相似之处，但是从分析视角来说，两者却各有侧重。前者着重探讨和分析迁移和健康关系中“悖论”的原因，解释迁移者比非迁移者更健康的原因，其中包括选择性、健康损耗和三文鱼偏误；后者强调迁移的过程性，将迁移与健康的关系贯穿于迁移过程的始终，并包含多种关于迁移与健康影响结果和机制。
结合以上两个理论，迁移流动与健康的关系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三种机制：
（1）迁移流动前的健康选择效应。“健康移民假说”表明流动人口具有自选择的特点，那些具有良好身心健康状况的人更可能产生迁移流动行为。因此，个人在迁出地的健康状况决定了自身是否能够进入迁入地。对比流动前的健康状况和流动后的健康状况，迁移者是健康、有韧劲、有活力的人群，他们在流动后也具有健康优势。因此，在迁移流动后的一段时间内他们仍然能够维持健康优势。
（2）发生迁移流动行为后，迁移者需要适应新的社会环境，这可能会引起他们在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及社会支持等方面的变化，这展现了迁移流动这一行为对其健康的影响。“健康损耗理论”认为，迁移者为了适应迁入地的环境，他们的健康状况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损耗，即健康状况变差。相关研究通过对比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城乡流动者、城市居民、农村非流动者和从城市返回农村的返乡者发现，与农村非流动者相比，城乡流动者的健康状况更好，返乡者的健康状况比城乡流动者和农村非流动者更差。健康状况好的农村居民选择流动，在健康状况变差后选择返回户籍地。值得注意的是，与同时期不同流动状态的人口，特别是与非流动人口健康状况的对比，并不能真正体现流动对个人健康状况的影响。由于健康选择性的存在，非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可能偏大，拉低了整体的健康状况。从宏观层面来看，迁移流动改变了健康分布格局，经济发达地区、大城市获得了迁移人口的“健康红利”。
（3）个体在迁入地生活一段时间后，其健康状况会影响到个人的居留意愿——选择留下、流动他乡、抑或是返回故乡。其中，值得关注的是迁移者由于健康状况恶化而发生的返迁行为，被称为“三文鱼偏误”和“午夜列车”效应。“因病返乡”对迁移者来说是一种无奈之举，在城市生活意味着较高的生活成本，当健康状况发生恶化，无法胜任城市的工作，继续留在城市也许情况会更加糟糕。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返回农村后另做打算。
健康选择理论、健康损耗理论和三文鱼偏误贯穿人口迁移流动的始终，也是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理论支撑，在实证研究中提供理论指导。“迁移—快速健康转变”假说从健康转变的视角，关注人口健康在迁移流动中的变化情况。生命历程理论为迁移流动与健康研究提供了代际视角，将迁移视为一项生命事件，考察迁移流动对迁移者健康状况的影响，同时不忽视祖辈迁移流动行为给二代迁移者带来的生命印记。
随着迁移流动趋势不断加强，人们对健康越来越重视，关于迁移流动与健康的研究也在逐步增加，成果也越来越丰富，关注迁移者的健康问题，将迁移流动纳入到健康的研究框架中，可以增进人们对健康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