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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海外华人文学的核心关键词是身份认同？所谓身份，一般指的是在某个社会结构中人所具有的合法居留标识及其所处的位置。作为从心理学引入文化研究的重要概念，身份认同原意是“一个个体所有的关于他这种人是其所是的意识”。 [1] 作为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析工具，身份是“人们对世界的主体性经验与构成这种主体性的文化历史设定之间的联系”， [2] 换言之，身份是一个族群或个体界定自身文化特性的标志。而所谓“身份焦虑”就是指身份的矛盾和不确定，即主体与他所归属的社会文化传统失去了联系，失去了社会文化的方向定位，从而产生观念、心理和行为的冲突及焦虑体验。
美国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在其论著中将“Identity”表述为“同一性”， [3] 即所谓的认同也就是人们对于自我身份的确认。身份认同带有社会和历史的影响及烙印。正由于海外移民处在一个疏离错位的文化氛围之中，急剧的人生境遇变化使得移民的归属感岌岌可危。事实上，时空的断裂还只是造成他们身份危机的因素之一。个人的身份认同还与民族、人种、族群等其他相对稳定的范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便是移民的后代，同样有可能存在身份认同的危机。
美国学者斯蒂芬·P.桑德鲁普在分析移民文学的特性时指出：“移民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展示出一系列复杂的分裂化的忠诚、等级制度以及参照系等问题。对于移民者本身来说，各种各样的边缘化是一种极其复杂而且通常令人困惑不已的体验。一方面，移民在新的文化环境中体会到了不同程度的疏离感：陌生的风俗、习惯、法律与语言产生了一般将其甩向社会边际或边缘的强大离心力；另一方面，移民也体会到了一种对于家国文化的疏离感。那些导致移民他乡——远离自己所熟悉的、鱼水般融洽、优游自如的环境——的各种因素，会更为清晰与痛苦地一起涌来。” [4]
安东尼·吉登斯则认为“机会”与“风险”并存，现代生活与个体决策经历“转换的每一个片断都倾向于变成一种认同危机（an identity crisis）”。因而产生焦虑，“由于与客体世界的建构性的特征相关的自我知觉变得模糊不清，正在发展的焦虑会威胁自我认同的知觉”。而“焦虑是所有形式危险的自然相关物。其成因包括困窘的环境或其威胁，但它也有助于建立适应性的反应和新的创新精神”。 [5]
移民在迁徙异乡的漫长过程中，虽然可以跨越国家的疆界，获得另外一个国家的居留权，但却无法从中获得归属感。因此，海外华人文学表现了移民及其后裔的一种尴尬：既疏离于故乡，又疏离于异乡。移民作家不仅描写这种困惑，也试图书写与重构失去的“家园”来解决自己身份问题。然而在疏离错位的当代文化氛围中，这种建构身份的努力有时反而使身份问题变得更加尴尬和模糊不清，从而使身份焦虑不但未能缓解反而被加深。移民作家在创作中描述了因为种族差异无法得到移民国家的认同，又由于时空的疏离与祖国有着隔膜，徘徊在双重边缘的尴尬状态，因而引起人们对自身存在以及全球化带来的各种变化的关注。
当移民跨越国界在地理位置上重新定位后，其族性和文化性必然会受到异域主流文化和其他方面的影响，包括排斥、渗透、分解、融合，会经历从单一到双重甚至多重的变化，同时也促使移民在传统和异质文化冲突中不得不重新寻找和建构新的文化身份。离开故土以后的文化身份的追寻、重建、认同和确认，是离散理论中的一个核心部分。
海外华人文学与其说表现了一种认同感的匮乏与需求，不如说是深刻的现实焦虑的呈现；与其说是对自我身份的建构，不如说是对自我身份的解构和由此产生的焦虑。人们所关心的已不是如何通过自己的力量去实现自我，而是如何在文化身份中获得认同。而文学地缘的变动，虽然有因为疏离本土文化而生出隔膜和痛苦，但也促使在异域成长的文学产生新的变化，反而成为海外作家得天独厚的条件和机缘。移民作家的曲折经历以及创作绩效宣示他们以传统及地域、民族等稳定的范畴为纽带建构文化身份的努力，也宣示了跨文化的书写对母国文化发展变化所产生的影响。
本书试从身份认同这个角度切入，从个体的现实身份、语言身份、群体的文化身份、艺术身份和性别身份等几方面来分析北美新移民文学的特点及成就；通过对海外作家作品的观照，结合传统文本细读批评和文化研究的方法，阐述北美华人作家群体与流派之形成、发展与影响、其作品主题、风格之变化等。
绪论部分对海外移民文学的研究状况进行综述，说明在这种背景下各种研究理论的积极意义，同时介绍本书的立论依据、主要观点和篇章结构。本书的主体部分大致沿用“概念”到“现象”再到“个案”的思路，分八章来论述海外移民文学的文化身份寻找和建构。通过对海外移民作家作品的观照，结合传统文本细读批评和文化研究的方法，分析在多元文化语境中的身份建构之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近年来学界主张超越语种的区限而立足于族性和文化之上，将“华文文学”易名为“华人文学”，扩展了研究视野。“华人文学”、“华文文学”和“新移民文学”原义有所不同：前者包括海外华人不同语种的创作，甚至有些外文作品已经改编成歌剧或影视剧，并广为流传或赢得主流社会的奖项；后者则多指海外华文作家创作的各种题材体裁的作品；“新移民文学”特指大陆新移民作家在海外三十多年来的文学创作。通过对当今最活跃的北美华人代表性作家的作品，尤其是对小说的观照解读，来探讨华文文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及独特价值。限于篇幅，重点也就是构成20世纪后半叶的海外华人文学创作的论述。
从文学地图上看，世界华人文学有北美板块、东南亚板块、澳洲板块、欧洲板块，而北美作为海外移民文学的重镇，尤其活跃。随着北美新移民作家逐渐兴起，作为最具创新力的群体，与海外华人文学的发展历程同步，又表现出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
关于北美华文文学的断代，其说不一。有学者认为，移居美国的华人大致可以划分为四批。第一批从1840年到1911年，所谓“晚清七十年”。早期移民大多充当苦力，下矿山，修铁路，种植瓜果蔬菜，开饭馆或洗衣店。见诸报端的文字几乎很少，除清末早期留学生凤毛麟角的文字，亦有“天使岛诗篇” [6] 。第二批是“抗战”（1931—1945）前后。移民大多是学者、教授和留学生，从事教学或研究工作。第三批是20世纪70年代到世纪之交。这批移民的构成比较复杂，经历了不少挫折和艰辛。80年代之后大批新移民文学创作渐入佳境。
全球化与信息化的迅猛发展，使思想文化交流超越时空的限制。在多元化的世界，多元化的生存空间和个体立场身份，产生了多元语境中的文学，赋予作家更加灵活多样的表达方式。当代新移民作家因而比前辈作家更能在不同文化之间进行平等对话，深入人的内心世界，深入异质文化的内核。而信息化的社会，更平添诸多表达平台，借助网络，打破时空疆域约束，在不同界面中切换、跳跃，获得更多的创作灵感。因而创作势头正越来越受到海内外读者和学者专家的关注。
海外华人文学作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无论从世界移民文学的研究和发展，还是对嬗变中的中国文学所产生的影响都是不可低估的。尤其作为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移民文学在很大的程度上体现了全球化视域下异质文化的冲突、融合的历史。本书试从文化身份的角度，分析华人移民文学的特质和走向，阐述移民作家不仅承载着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文化精髓，更凸显其在全球化、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建构身份、融合为全新的生命特质。
由于移民在异乡生存不易，早期华人移民谋生的压力大于文字表达或文学创作的动力，华文文学基本上是处于一种喑哑的状态。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仿若星星之火，若明若暗。据考证，北美华裔移民文学创作的最早源头可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赴美任教的戈鲲化，其《赠哈佛特书院罗马文掌教刘恩》和《赠耶而书院华文掌教前驻中国使臣卫廉士（三畏）》（1881）据称是在美国最早出现的华文创作。20世纪上半叶，在美国旧金山海湾的天使岛上，20多万华人移民被拘禁，他们在居住的木屋板墙上镌刻了大量的诗词，经后人发掘、整理、结集出版——构成了北美华人文学的早期形态。先是进入了华人历史学家的视野，随后被移民文学研究者关注。
“二战”期间随着华侨抗日文艺的兴起，华人创办了第一份华文纯文学期刊《华侨文阵》，同时在1944年明确提出了美国华人文艺的概念，以至于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形成了北美华人文学的强盛势头。到了五六十年代，大量来自中国台湾和香港的留学生赴美留学，许多人或者在出国之前就有创作的经历，或者在留美后开始自己的创作历程，他们的创作和他们的存在，使华人文学开始以一种绚烂丰富、成就卓然的姿态出现，从80年代到现在，大陆赴美留学人数的增多和各种各样的移民越洋跨海，定居繁衍，则使北美作家队伍不断壮大，也使海外华人文学的呈现形态更加纷繁多姿，成为世界华文文学中最亮丽的景观。
半个多世纪以来，北美华文创作可谓风格各异、佳作迭出。譬如“白先勇在各种浪迹天涯者的大悲大恸中表现出的对人类文明进化受阻的透悟，於梨华所写几代华人无根放逐、寻根飘泊、落根无定中的苦苦挣扎，聂华苓对人生终极意义上的游子归宿的探寻，张系园从人类文化共同命运上对海外游子命运的审察，郑愁予在西方智者和东方仁者的心灵对话中酿成的深沉气韵，王鼎钧在磅礴人生和宗教虔诚中的大化境界，琦君在清明敦厚中呈现的世态百相，杨牧对中国传统文人静观自得、精神高蹈的文化资源的深入开掘……” [7] 都足以在华文文学史上留下辉煌篇章。
随着全球化趋势、海外中文热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华人文学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发生了质的飞跃及变化。而这种流变恰恰传达出科技文化与社会人生所呈现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移民潮的兴起，使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蔚为大观，北美华人作家协会、美国华文文艺界协会、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美国中文作家协会、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加中笔会、纽约女作家协会、海外文轩、文心社、诗艺会等，有些属于初出茅庐的小众团体，有些闻名遐迩甚至已经创立逾半世纪，聚集了譬如纪弦、黎锦扬等前辈作家，和聂华苓、於梨华、陈若曦、李黎、从甦、喻丽清等资深女性作家，而新移民作家更是活跃其中、影响越来越广泛：有以留学生涯开拓其异国人生的创作，成果令人瞩目，譬如查建英小说的理想追寻及文化冲突，严歌苓创作出入于“历史”和“想象”间的智慧，当是其中的佼佼者；也有以异域谋生的打工者为表述对象，形成了美华文学的“草根文群”；更有一大批在海内外华文报刊园地呕心沥血的耕耘者，将色彩斑斓风格迥异的人生经历积淀和感悟，或闪烁在读者众多的平面媒体中，或流动在网络纵横交错的多维时空，逐渐形成海外华人移民文学异峰突起的势态。
有关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一般包括海外华人文学、华文文学和新移民文学研究。中国大陆学者对海外华人文学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台港文学研究。当时，首先关注台港文学并在大陆倡导此项研究的是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的学者。1979年，广州《花城》杂志创刊号发表了香港曾敏之先生的《港澳与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此后，有关研究文章愈渐增多，但主要的关注点是台湾和香港文学。1982年6月，在暨南大学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台港文学”研讨会。1986年在深圳大学举行的第三届研讨会议的名称更改为“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这一更名说明：大家已认识到台港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差异性。1993年在庐山举行的第六届研讨会上，与会代表有感于世界范围内的“华文热”正在加温，正日益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经过充分酝酿，“世界华文文学”被正式命名，这意味着一种新的学术观念在大陆学界出现。从此开始建立了华文文学的整体观。
这30多年来，经历了对海外华文文学“空间”的界定、历史状态和区域性特色的探索，以及中华文化关系探源、如何撰写海外华文文学史等重要问题，进而转入世界华文文学的综合研究和世界华文文学史的编撰，以及从文化上、美学上对各种理论问题的思考， [8] 并已经有专门的刊物：《台港文学选刊》（福建省文学艺术联合会主办）、《华文文学》（广东汕头大学主办）、《世界华文文学》（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主办）、《世界华文文学论坛》（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主办）。此外，《中国比较文学》等一些有影响的学术期刊，也不定期开设这方面的专栏，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月刊也经常复印有关论文。可见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已受到人们的关注，也有了相当的学术和社会影响。
目前国内已有20多所大学和科研单位成立了研究单位，举行过多次研讨会及征文评奖活动，并出版了海外华文文学百科全书、学术刊物、作家辞典和大批文学作品。从发表和出版的华文文学研究论文和著作看，大体可分为六类：一是作家论、作品论；二是各地区、国家华文文学的概论；三是各种专著、专论（含文体论、文学思潮、流派论等）；四是各种论文集，其中有代表性的为历届学术年会和国际研讨会的十几本论文集；五是各种文学史（含国别、地区华文文学史，文学理论批评史等）；六是各种辞书。从已有的各种研究成果、研究对象的地域分布看，大陆学者对台湾、香港文学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也多。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美华文学、东南亚各国华文文学、欧华文学先后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也有不少成果问世。在澳门回归前后，关于澳门文学与文化方面的研究论文也相当多。近四五年，澳大利亚华文作家作品也为研究者所注意，已有专著出版，报刊上也发表过一些有关评论和论文。从体裁上来说，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批评都进入了考察之列。通俗文学和精英文学都受到研究者的热情关注。 [9]
多年来，国内学术界对华人文学的研究，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对居住于外国、以所在国语言进行写作的华裔作家的研究；二是对居住于中国大陆以外的、以华文进行写作的华裔作家的研究。前者通常命名为某某国华裔文学研究，后者则常常命名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而对华裔文学的研究，起初多集中于美国，后来扩展至加拿大，对其他国家的华裔作家涉及并不多。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长期以来依地缘划分主要是中国台港澳、东南亚、北美，近几年开始扩展至欧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两大类，在命名和研究范围上一直存在分歧和争议。有些人认为不管是以何种语言写作，只要是华裔，就可以集结在华裔文学的旗下，这主要是以血缘为划分依据的。有人据此又提出了“华人文学”的概念，认为这一概念更为准确地涵盖了其研究范围。而后者在命名方面最为纷乱，有“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海外华文文学”“华文文学”等，在涵盖范围上也一直没有公认、统一的说法，有的认为主要包括居住于中国大陆以外的以华文写作的华裔作家；有的认为除此以外，还应包括虽不是华裔，但以华文写作的作家，如澳大利亚的白杰明、韩国的许世旭、日本的新井一二三等；有的则认为台港澳本来就是中国领土，其文学自然也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不应该与其他国家的华文文学混为一谈。厦门大学周宁教授提出“走向一体化的世界华文文学”，包括大陆在内的汉语文学，拥有共同的作者群、读者群，共同的媒介和文化价值观；跨越国家界限，以民族语言为基础建立一个“想象的疆域”，一个文学中华；这个观念的“宏大叙事”性质，反映了华文文学某种超越性意识。
福建省社会科学院的刘登翰、刘小新研究员在《关于华文文学几个基础性概念的学术清理》中提出：突破语种的限制，接纳华人的非汉语书写。 [10]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古远清教授在《21世纪华文文学研究的前沿理论问题》 [11] 中提出三点：一是研究对象是华文文学还是华人文学；二是学科命名是“海外华文文学”还是“世界华文文学”；三是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即“语种的华文文学”还是“文化的华文文学”。该文观点与刘登翰、刘小新文章思路相近，都认为华文文学应该把华人非汉语写作纳入研究范围，不同的研究可以共存互补。有些学者主张仅以语言作为界定依据，而不涉及国籍与血缘，这样就无所谓“中国文学”与“海外文学”了。其观点是把居住于中国本土（包括台港澳）以外的华裔作家都纳入华人作家的群体之中的，如以英文写作的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谭恩美、赵健秀、黄哲伦、哈金等，以汉语写作的虹影、严歌苓等。这一认定显然比较宽泛。赵毅衡教授则更为清晰地把华裔写作群体划分为三，即“留居者华文文学、留居者外语文学、留居者后代外语文学”。 [12]
武汉大学的陈国恩教授认为：“海外华文文学学科要走向成熟，必须更好地解决三个基础性的问题，第一是弄清楚海外华文文学要研究些什么，第二是明确由谁来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第三是搞明白为谁而研究海外华文文学。” [13] 认为海外华文文学，不能当作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部分来研究；相反，要关注它的既不同于中国文学而又介于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之间的那种身份，以及这种身份所包含的海外华人面临中西文化冲突时如何从自身的生存经验出发融合中西文化矛盾，从而获得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的独特经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主体存在差异，所以包容的态度和宽容的精神十分必要。这些观点对本书研究的主旨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海外华人作家是个数量庞大、情况复杂的群体，需要在细致的划分下分别论述。就地域而言，生活于欧洲和北美、澳大利亚等地的华裔作家与东南亚诸国的华裔作家，由于地域和文化的差异，写作中的文化意蕴也是纷繁复杂的。而作为少数族裔生活于西方国家的华裔群体，虽然同样视自己为当然的居住国国民，但历史上的排华阴影、种族歧视、文化冲突等因素却使他们无法完全融合进主流社会，从文化身份上看亦属边缘状态。
在身份认同上除地域上的区别以外，代际区别也是个重要因素。在其居住国出生并长大的华裔作家，与成年后才移居外国的第一代华人移民作家，不仅在文化认同上有着极大的差异，他们的作品所体现的中华文化底蕴也有极大的差异。而且1949年之前从中国大陆移居国外的华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中国台湾移居到国外的华人，和内地改革开放后移居国外的华人，在移民的构成、移民的心态以及他们在居住国的生存和发展状况等方面都有区别。
因此，近年来有专家提出，对海外华人文学的研究，除已有的国别维度之外，还需要建立分期、分群等更多的维度，才能更加有效地对这一领域进行研究。深圳大学钱超英教授认为“在不同的历史情景中，不同种类的华人虽然很少否认自己的华族来源，但又往往有不同甚至相反的政治立场、行为方式和心理倾向，从而使‘海外华人文化’的含义极难‘一言以蔽之’。过去的研究似乎较多关注华人作为异族社会里的‘族群’之一的共同性。但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海外华人，已是包含多个‘亚群’的高度含混的‘群集’，它们在各种特定环境下对身份有着分化性的建构取向”。所以，“只有标出一定的时间坐标和历史条件，绘制出群体分布的多样化拼图，海外华人文学才会获得确切的理解；从而，那些个别的杰出作家和作品所携带的群体标识意义，也才能获得展示的有效背景”。 [14]
南京大学刘俊教授认为，北美华文文学作家几乎全为“第一代”华人移民，英文文学作家则既包括第一代来美的华人移民，也包括在美国出生的华裔（华人第二代、第三代）。在美国华人文学的英文文学中，第一代英文文学作家以黎锦扬、哈金、郑念、巫灵坤、闵安琪等人为代表；第二代、第三代华裔英文作家的代表人物则有汤亭亭（Maxine Hong Kinston）、谭恩美（Amy Tan）、任碧莲（Gish Jen）、赵健秀（Frank Chin）、李健孙（Gus Lee）、雷祖威（David Wong Louie）、徐忠雄（Shawn Wong）——所谓“当下华美小说界的七大台柱”，以及剧作家黄哲伦（David Henry Hwang）等。第一代华人移民英文作家，基本来自中国大陆，他们的大陆经历和感受也就成为他们创作的主要内容——向西方世界和英文读者呈现一个对它/他们而言非常特殊的国家和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第二代、第三代华裔英文作家，则喜欢在作品中渗入东方的历史、典故、神话、传说和风俗并使之成为这类作品中的重要元素（如关公、花木兰、孙悟空、岳飞、蔡琰等人物形象，以及东方的宗教、饮食、家庭伦理等），有许多作品甚至是在这些东方“资源”基础上的改写和重写（如汤亭亭的《孙行者》），其中当然也杂糅了他们在美国语境中的当代意识（如对自己文化—身份的思考、女性意识、代际关系、历史反思等），这些作品，有对自己边缘地位不满的反抗，却也具有利用自己的东方资源“暗合”乃至“迎合”“东方主义”的嫌疑。 [15]
海外华人文学研究从起步到稳步发展经历了十八届大会后转入侨办，由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主办首届世华文学大会（广州）、第二届世华文学大会（北京） [16] 的运行轨迹，逾三十年的发展空间，已经形成了相当庞大的阵容，而新移民文学作为其中最具活力、最具潜力的一部分，也正逐渐引起学术界更多的关注。不少人一度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前景担忧，认为随着移民第二代乃至第三代逐步融入居住国的本土文化，对母体文化的联系会越来越少，种族的观念会越来越淡薄，状况令人忧虑。但仍有不少学者认为，尽管受到诸多原因的影响，但是海外华文文学仍然前景广阔。一是因为华文文学的三大支柱依然存在，并有所发展，即华文学校、华文报刊书籍、华文文艺社团。二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华文化日益受到重视。三是国际交流合作的不断加强，新移民人数大大增加，新移民文学为世界华文文学注入了活力。
评论家洪治纲在阐述当代华文创作成就时认为：“新移民文学是多重文化相互碰撞与交汇的产物，它的蓬勃发展，不仅为中国当代文坛注入了强劲的审美活力，而且以其自身特有的审美经验、文化视野和生存体验，极大地充实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审美内涵和精神思考，为中国当代文学不断融入全球化语境提供了广阔的途径。” [17]
正如专家学者所分析的，海外移民文学有特殊的文化背景和文学流程，有自己迥异于其他文学的存在形态和创作现实，因此也有潜在于创作实践和历史发展中的理论话语和命题。“理论和文本，应当是一种互相映照的关系，理论既是对文本的解读，也是文本的升华。” [18] 另外，需要对其他文学理论资源进行借鉴和吸收。这些理论资源，既有中国传统的诗学批评理论和方法，还有近半个世纪以来不断更迭的各种新的批评理论，诸如政治社会学的批评，文化人类学的批评，心理分析法的批评，比较诗学的批评，结构主义的批评，文化诗学的批评，后殖民主义的批评，女性主义的批评，等等。“由于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移民文学的存在语境各不相同，因此，在想象中建构起来的世界文学总体，是一个多元的散存结构，它直接导致了文学诠释理论的多元化和多重性。不同的理论可以用来解读华文文学的不同层面和不同姿态，也可综合地用来分析总体。”
在对各种批评理论的借鉴中，最先引起对移民文学关注的是比较文学理论。比较文学的“他者”理论、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等已经成为移民文学诠释自身“身份”特质的有效手段。
从身份认同和文化属性视角去透视海外移民文学是近年较新的课题。可借鉴参照的理论专著包括美国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 [19] 的论述、福柯的主体阐释学 [20] 、佳亚特里·C.斯皮瓦克身份与政治 [21] 、霍米·巴巴的《文化的定位》和《认同之间》 [22] 等跨文化交流中有关文化与身份的考察、萨义德的“东方学” [23] 等后结构主义与后殖民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后结构主义对身份观的颠覆性影响，“身份”不但是被建构起来的，而且是依赖某种“他者”而建构起来的。自我或“他者”的身份并非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不断地寻找和变化的过程；因此在此意义上，他拒绝任何本质主义的文化认同观，把精神上的漂泊当作知识分子的理想家园。另外还有如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 [24] 、卡尔·博格斯的《政治的终结》 [25] 、乔纳森·弗里德曼的《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理论》 [26] 等都从某个角度为移民身份认同和文化属性的命题提供了理论资源。
后现代各种理论流派从各自的视角对身份认同进行讨论，比如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身份认同进而与种族、性别、阶级、权力、全球化等理论问题相互交叉和融合，成为不同学科共同关注的一个“热点”。比较而言，社会学和心理学对身份认同的讨论较为深入，为其他学科的讨论奠定了基础。社会学和心理学对身份认同的研究沿着两条路线展开，分别是身份理论（Identity Theory）和社会身份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身份理论主要是微观社会学理论，用来解释个人与角色有关的行为；社会身份理论是一种社会心理学理论，用来解释群体的认同和群体之间的关系。
身份理论和社会身份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走向融合。这两种理论相互联系、互为补充，为文化身份研究提供理论基础。以文化身份来观照海外华人文学研究，有必要追溯身份认同理论的发展过程，弄清其思想要义。
“身份”（identity）在英文中与“认同”同义，对于“认同”，加拿大学者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一书中这样写道：对于认同问题，“经常由人们以下列方式自发地提问：我是谁？但是这并不必然能通过给予名称和家世而得到回答。对我们来说，回答这个问题就是理解什么对我们具有关键的重要性。知道我是谁，就是知道我站在何处。我的认同是由提供框架或视界的承诺（commitment）和身份（identification）规定的，在这种框架和视界内我能够尝试在不同的情况下决定什么是好的或有价值的，或者什么应当做，或者我应赞同或反对什么。换句话说，这是我能够在其中采取一种立场的视界”。 [27]
关于文化身份的概念，英国著名文化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 [28] 给予了精辟的论述，他认为文化身份及其特征有两种理解方法，一种认为文化身份体现了集体的身份和特征，即拥有共同的祖先、历史和文化，同属一个民族。在此定义下，文化身份和特征反映了共同的历史经验和文化密码，这些特征使人们成为“一个整体”。这个集体的文化身份被认为是稳定的和持久的。
另外一种对文化身份和特征的理解强调“不同”的重要性，认为文化身份决定了“我们是什么”，或者是“我们已经成为了什么”。文化身份在这里既是“是”也是“成为”，它既属于过去，也同样属于未来。文化身份有它的历史，但并不是既有的存在可以超越地方、时间、历史和文化。和其他历史性的事物一样，文化身份及其特征经历着不断的变化，它是历史、文化、权力操作的主题。所以第二种理解认为文化身份和特征是不稳定的、变化的，甚至是矛盾对立的，在它身上镌刻着一个集体的多种相似点和许多不同点。 [29]
“身份绝非根植于对过去的纯粹‘恢复’，过去仍等待着发现，而当发现时，就将永久地固定了我们的自我感；过去的叙事以不同方式规定了我们的位置，我们也以不同方式在过去的叙事中给自身规定了位置，身份就是我们给这些不同方式起的名字。”说到底，文化身份“不是本质而是定位”。
如果说海外移民文学的“文化认同”过去主要是在第一种立场上的话，那么经过世纪转折之后，文学中的“文化认同”（身份）观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开始出现了霍尔所说的第二种立场——文化身份不是一种本质主义的恒定，而是一种随历史发展和看取角度变化而变化的“定位”，当移民作家中开始有人自觉不自觉地采取这样的“文化认同”立场的时候，在他们笔下的人物身上，以前常有的惨烈的“文化认同”危机就不再那么强烈甚至不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通过改造和差异不断生产和再生产以更新自身的身份”，这种意识或者说身份选择，在新移民作家的创作中有了更为深入的表现和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