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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在过去的年代里，由于种族歧视、文化差异与语言隔膜，以及或多或少“白人至上”的意识作怪，对于美国主流社会而言，那些“流浪的中国人”的悲欢离合，与他们毫无关系。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风声鹤唳，黄皮肤的华人很容易成为替罪羊。天使岛移民拘留所即是最痛苦的例证。历史的沧桑一页翻过，车轮进入20世纪90年代，《埃里克·钟的传奇》（中文译为《融入美国——一个留学生的奇遇》） [6] 一书的出版，成为继谭恩美的《喜福会》、汤亭亭的《女勇士》等之后引起社会关注的又一部作品，很快登上了美国的畅销书排行榜，多家美国报纸都发表了有关这本书的消息并刊登了作者的照片和介绍、评论等。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是一本用英文写的书，又与其作者罗其华先生以自身“传奇”经历为创作素材不无关系。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与从前那些热衷于描摹东方主义的“中国想象”的华裔文学，有关中国男人留着辫子、中国女人缠裹小脚之类以迎合西方人的猎奇心理的作品显然不同，《融入美国》描述的是台湾赴美留学生在“新大陆”求学、求职、入籍、生活，成为留而不走的“真正的美国人”的现代传奇。所以，其英文原名叫作《埃里克·钟的传奇》也就并不奇怪了。“融入”恰恰极其准确、传神地传达出了90年代的变化，即从“漂泊”到“融入”新移民文学，从主题、文化意识、美学风格乃至语言书写等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他们的人生痛苦并不在物质层面，而在于精神世界的迷失、疏离和在中西文化冲突中对西方文化的无法（也不愿）认同。但20世纪80年代后情况则发生了根本变化，《融入美国》中的维克多、埃里克、乔治、弗兰克、汤姆（唐毅）等一群“新留学生”，用他们的话来说，“我们到美国来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要像美国人那样生活吗？”。无疑，“像美国人那样生活”已成为他们来美留学与生存的唯一动力。尤其当维克多在休斯敦一家石油化工公司谋到了起薪13000美元的职位时，埃里克他们“第一次看到了报酬：一份真正的美国职业，一个真正的美国式前途。辛勤耕耘所得到的成功的收获，是我们大家的出路的‘蓝图’。这是我们过去所真正追求的：成为这个丰富的社会中有用的一员，并分享那丰富的一份。我们永远不想再回老家去了，回去意味着失败，意味着逃避”。这里没有“空洞”的说教，只有现实的存在；这里没有“无根”的苦恼，只有人生的抉择。因为埃里克来美国以前就坦承，“没有谁强迫我来”，他来美国的原因除了机遇就是出于自己的“渴望”。因此，埃里克、维克多等“新留学生”比起白先勇作品中的吴汉魂、李彤（也包括丛甦的《想飞》中的沈聪）等前辈来，很少有“无根”“失根”的彻骨痛苦与疏离的尴尬，甚至可以说，他们是一群自觉自愿的“断根者”，哪怕在移民局官员面前坦然地写下“我爱美国”，以求通过入籍审查。此时的他们，是把自己当成了“地球村”的公民，所以不再有东方人在洋人面前的自卑、自闭与萎缩。就像第一个教埃里克“认识”美国的维克多，“能够看到自己正处于这一切的中心——这就是他在那个令人激动的新世界的自我写照”。因此，他们不再有《安乐乡的一日》中的依萍对于生在美国、长在美国的8岁女儿宝莉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气急败坏，他们留学的目的直截了当，即“移民”，把根基从故土移到美国。埃里克·钟不仅自己成了“真正的美国人”，还使自己的老父亲“移民”美国：他“出生时是日本帝国的臣民，34岁才成为中国国民，1989年，他以78岁的高龄，又当了美国公民”。在这里，不仅显示了美华文学中一个被不断书写的文学主题的演变，其中人物的心态及其心理特征上的差异，更是划出了这一文学主题演变的清晰轨迹。 [7]
面对海外纷杂多变的“华文文学”，人们常常习惯性地由“华文”想到“华人”，于是，海外的华文文学就被定位在“少数族裔的文学”，进而演绎为“边缘文学”。其实，这里隐藏着一个很大的误区。文学里表现的“边缘人”，并不意味着这就是“边缘文学”。海外的华文文学，虽然表现的是异国生活，或者说是异国的华裔作为“边缘人”的独特生活，但它因为是用汉语写作，所以归根到底它应该是属于中国文学的主流在特定发展阶段的海外分支。在这里，并不是说作家身处何地，创作的文学就一定要融入所在国的文学主流，例如一定要把严歌苓纳入美国文学的范畴。反之如哈金，他虽然写的是中国人的故事，但他用英语写作，被美国人接受，所以他的创作就自然地进入了“美国文学”。
另外还有在新移民文学初期红红火火地在国内打响的包括《曼哈顿的中国女人》 [8] 《北京人在纽约》等一批纪实文学，比较受关注，也吸引了国内的出版、影视界的眼球，毕竟还是在异域建立了一个新的“美国神话”，令人振奋和被激情感染，不少读者因为读了这本书而踏上北美新大陆。多年之后，周励又出了一部《曼哈顿情商》 [9] ，创作的劲头似乎有所减缓，似乎就满世界跑，挑战南极体现生命力之澎湃！但就在前不久新冠肺炎病毒肆虐的至暗时刻，周励完成了她一次生命的锻造，面对残酷无情的历史镜头、无数冤魂的惨淡呼喊，奋笔疾书，捧出了新作《亲吻世界——曼哈顿手记》，依然是热腾腾的火辣辣的直抒胸臆而充满活力。难怪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在序言中如此感慨：“周励确实是站在当下的立场上回顾历史，但是‘以史为镜、以史为鉴’的环境和功能没有改变，正如作家在书中写到纽约的疫情：‘一个0.1微米的诡异病毒，居然成为压弯海霸巨舰的一根稻草，“罗斯福号”停靠在我熟悉的关岛，几年前我实地探访了太平洋战争关岛战役遗址，对那里很有感情。新冠病毒COVID-19大摇大摆，无孔不入，环球肆虐。……勇敢战斗在第一线的纽约市医护人员一个个病倒，即使大难不死的痊愈者也立即重返前线。截至复活节，全球公开报道因新冠去世的娱乐名人已经达到61位。……撕心裂肺的悲恸笼罩全球。’”
2010年是周励的本命年。那一年她做过一次手术，幸无大碍。以后的十年里，她孜孜不倦、神采奕奕地实践着她的探险生活：三次北极探险，四次南极探险，还多次登上阿尔卑斯山，攀登马特洪峰和西藏珠峰大本营，浮潜于印度洋、太平洋、大西洋和加勒比海……这期间还夹杂着极其繁忙的访问、寻找、读书、查阅资料、写作、开会活动……这样的生活方式，仅仅是出于对旅游的喜爱吗？当然不是，那是探险，是向自己的生命极限挑战，向自己的意志挑战，她要证明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高贵和百折不挠。据说我们现在被处在一个小时代，人们是以做“小”来证明自己的生存智慧，而周励则用她的探险理想毅然决然地打破了庸常之辈的理想。我们虽然在严酷的疫情下蜗居斗室不敢或不能越雷池一步，但我们内心的渴望不能不被周励热烈的生命节奏激发。 [10]
苏炜教授则以感性的语言评价她：周励是这么一位有着“热气腾腾的灵魂”（借用某位名家之语）的奇女子。对远近的世事人生，她永远有燃烧着的探究热情；对周遭的朋友亲人，她也永远捧出的是炽烈的人性温热。在我看来，她早期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形象，只是这个“热灵魂”的先声；此书呈现的周励人生与思考的轨迹，才是这个“热灵魂”真正“见真章”的一页——那乘滑翔伞横穿马特洪峰的英姿，那在南北极绝境的北极熊和大企鹅前跃身冰泳的身影，那在帕劳贝里琉岛发现尼米兹石碑的无言激动，那在法国普罗旺斯乡间的薰衣草香气里为寻查文森特·梵高历史真迹留下的蹀蹀足印……你会真切读到，一个早已走出“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背影的——厚重而真实、非凡甚至超凡的周励。 [11] 张翎、陈瑞琳都撰文分享了当年读《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一书印象至深，甚至促发文学梦的往事。
从海内外到神州大地，从出版到媒体到学术讲座，充满激情的周励又轰轰烈烈火了一把，并登上文学期刊的封面人物。从《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的发表，到《曼哈顿情商》至《亲吻世界——曼哈顿手记》，构成传奇女作家三十年的“曼哈顿三部曲”，重叠的文字，仿佛穿越了她的岁月传奇。从大上海到北大荒，从黄浦江畔到纽约布鲁克林大桥；从“展现一个时代，到影响一代人”，周励似乎以她的丰富人生书写了“爱拼才会赢”的绚烂篇章！ [12]
当期推出洋洋洒洒近万字的江少川教授对周励访谈录。周励说：自传体小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90%基于真实生活，实际上真实生活比书中的还要精彩。《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出版之后，你为何中断写作，沉寂了十多年，是苦难写尽了，还是有一本好书足矣，抑或其他什么因素？周励说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如海明威所讲：“一个人一生中写一本好书就够了。”我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的笔尖总带有一种魔力，他塑造的每一个人物和事件都是一条通向人间罪恶深渊的坑洼小道，永恒的黑暗、疯狂、流放、监禁、死亡……我为自己是一个用“人类心灵深处从远古以来就存有的真实情感”写作的身居美国的华人而感到欣慰。我想到如果我的第二本书对一个时代再起不到什么影响的话，不写也罢。而作家天生的灵性总像海水般地冲击着我，好友在越洋电话中对我说：“你应当再写一本书。你要写一个女人的心灵世界，写你的美国生活，写中美之间的交流与冲撞，写与每一个读者有关的你的世界……”她热情的“力”，穿透了纽约的天空，于是我又拿起了笔。 [13]
随着新移民在异国他乡立足繁衍、生长壮大，海外华人移民文学在文学主题、文化意识、美学风格乃至语言书写等方面开始在传播中不断地嬗变。当然，这里还是有一个文化认同和身份定位问题。但经过了近三十年的发展流变，海外华人文学也逐渐从边缘向主流游移，呈现出斑斓景观。因此，从小说创作或文学文本到视觉影像的艺术表现，反映了海外华人的文化身份认同有着多方面的和更为宽泛的艺术形式；随着时代推移，华裔群体慢慢发出自己的声音并逐渐产生影响，而华人如何在西方世界调整自己的身份位置与生存策略，以及如何在各个领域里表现跨国与跨越族群的互动关系，都是值得人们审视和探究的。在此过程中，无论是从族裔身份困惑的亲历者、旁观者、作者、学者还是编辑、导演等甚至还是从所塑造的艺术形象来说，如何将从隔膜到融入的主旨延伸、如何变异质文化为多元文化或主流文化，均具有从文本到影像、从艺术形象到理论探究的路径或技巧。
总之，“文学领域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要跨越边界”“Go beyond the boundary”（跨越边界），就是要走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我们知道，中国现当代文学之初和世界文学有很密切联系，早期的作家，如鲁迅先生，他首先是翻译家，从其他语言文字中获得新的视角和灵感，促进了现当代文学创作的发展。就像英国作家哥尔德斯密斯的小说《世界公民》中那位来自河南的中国哲人，用新的语言创作得心应手。对文学国际交流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变的时代。“唯变为不变”是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 [14]
全球化时代对传统观念及文学表现方式、甚至传播手段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被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题旨所取代。内容的变化必然发生风格和形式上的变化，也只有变化了的形式和风格才能反映不同的时代内容。华人文学发掘自身储备的优秀的历史文化资源，大胆借鉴和挪用外国文学经验，在宏观的大文化背景下，化腐朽为神奇，突破语言与思维方式的障碍，打破单一的社会历史视角，在不同的语言及文本创作中吸取新的因子，融合创作，进而丰富与发展文学艺术，文学典型更具跨文化的审美价值及启迪意义。
[1] 黄汉平、张顺美：《华裔美国文学中的母亲形象与中国情结》，《思想文综》，暨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 吕红：《爱情、黑帮和凶杀 亚裔电影的卖点》，《世界周刊》2008年3月9日。《午夜兰桂坊》，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358—366页。
[3] 吕红：《〈伊芙与火马〉：移民子女的困惑迷失与寻找》，《世界周刊》2007年9月9日。
[4] 吕红：《好莱坞华人之梦》，见美国《星岛日报》（副刊）2008年6月29日、2008年7月6日。
[5] 2021年6月28日美国侨报网《黄柳霜登上美国硬币，华裔续写好莱坞传奇》。
[6] 罗其华：《融入美国——一个留学生的奇遇》，蒋见元译，南海出版公司1993年版。
[7] 钱虹：《从“放逐”到“融入”——美国华人文学的一个主题探究》，《华文文学》2008年第2期。
[8] 周励：《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
[9] 周励：《曼哈顿情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10] 周励：《亲吻世界——曼哈顿手记》，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版。
[11] 苏炜：《周励的极致》，《红杉林》2020年第4期。
[12] 吕红：《草色鹅黄中的朦胧春意》，《红杉林》2021年第1期，“卷首语”。
[13] 江少川：《一个中国女人的“曼哈顿三部曲”——周励访谈录》，《红杉林》2021年第1期。
[14] 陆建德：《世界华人文学的跨文化交流及意义》，黄汉平、吕红主编：《跨越太平洋——北美华人文学国际论坛文选》，暨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