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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移民形容，移民异国的过程不仅是一次人生裂变，还是人的第二次投胎。它意味着你所习惯了的语言、思维、种群、伦理、习俗、环境、亲朋好友的圈子，和许多属于你的时光往事，都要逐一淡出，甚至通通放弃，一切从零开始，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生存系统和文化生态，这些感受非亲身经历者很难懂得。不少叙述者对自己童年和青年时期的反思，以及对自己上辈生活故事的讲述，反映了种族混合的社会状态。同时亦表现他们无效地为融入主流社会所做的努力，并在很大程度上因为这种努力的无效而痛苦。
严歌苓在小说《人寰》 [3] 中对失语症有着极为生动的描述：“一些时候我的表达性就是很差，不想说话。讲英文尤其是的，我那母语的一半变得非常挑剔，很刻薄，讲英文的这一半刚开口，它就找到了毛病。然后开始指责。此后，我每成形一个英文句子，就会听到尖刻的评论，是我母语的那一半。说它的句子结构笨重，用词不巧妙。如此断裂。我那讲英文的自我变成了我整个人的异端，显得那么孤立。就想把嘴闭起来。”
“我有时更喜欢我这英文的一半。它好像是年轻的。它是——我老在想——它是无辜的。它鲁笨、稚拙、直率。它是我的年仅十八岁的语言啊。而我的中文，我的母语，它其中包含的我是有城府的。我那个基本与我同龄的语言。它那巨大的弹性，易变和善辩，它多成熟。……这样的时刻发生，我能做到的只有缄默。”
新移民作家正因为文学的边缘位置和文化身份建构的困境，触及了“失语”与边陲文学的语言表征之困境，经典缺席、文学史叙事的结构与文化政治的悬浮状态，而“身份焦虑”则更加凸显。所以说，新移民作家更把中文写作当作乡思、乡恋、乡愁的一种寄托，是对故国家乡母语和母语文化的一种回归，是对孤独于异国他乡的失语和失忆的一种抗争，是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灵魂归宿的一种最后的奋斗。母语写作既是现实重压的释放缓解，也是文化身份的寻找建构；既是漂泊灵魂的寄托，也是精神还乡的最佳途径。如此例子可谓比比皆是。从新移民作家的华文创作中不难发现语言的多层功能和多项意味。
于是，白日在白人中间说着带有广东或福建或四川或其他地方口音的英语，夜晚则回归到乡音浓郁的亲友中，并且以格外虔诚的心灵去书写着母语、进行着华文文学创作，为自身文化身份建构做不懈的努力。作为一种文化需求，移民文本试图提供的不是在酷烈的现实面前对自身身份的幻象，而重要的是通过自我建构，可以超越固定身份的刻板局限。
在海外仍坚持笔耕不辍，以“假洋鬼子”为名写了一系列作品的刘荒田应该属于新移民作家中的“高产户”，据说曾经创下一天写七篇文章、一年出五本书的纪录。写作既是他生活的状态也是他精神的寄托，“每天有没有灵感都要逼着自己坐在电脑前”，可见华文是终身苦恋的对象。 [4] 为稻粱谋他在旧金山餐馆或酒店端了二十多年盘子，谋生之余，出版了三十多部散文集。其百万字散文作品，酸甜苦辣，挥洒自如写尽新旧移民海外生存的风霜，留下斑驳惊心的时代侧影。他所抒发的“假洋鬼子”情怀，正是海外文学所特有的一种“双面人格”的界定，它的深刻含义除了对移民身份的自我调侃，更蕴藏着一种文化融合的艰难，一种环境挣扎的隐痛，一种海外人生渴望消融这种痛苦的幽默式悲怆。从他的散文集《中年对海》 [5] 自序中可见一斑：
从“入海口”这永恒与此生的交接处回望，倒是颇有意思的：生命的河川，怎样以众多的忧愁来堆垒稀少的欢娱，怎样以滔滔的失落换取涓滴的成功，怎样从万顷浑浊筛出偶然的清澄，怎样为了糊口或者寻找，为了逃避或者超越，付出毕生的奔流，最后，怎样夹带落花和岸影，没入普希金所讴歌的“自由的元素”，这庞大无匹的蔚蓝。对海的中年，并没到达海洋。这本散文集所收的，都是人生江河的景观。此刻我又站到窗前，海上的雾气散了，鱼鳞般的光浮动着，它是实实在在的、咸涩的水之总汇。人赋大海以无奇不有的虚玄意蕴，是人的事，大海并不因此变得空幻，使每片浪花都成神谕，涛声也不是朗诵诗。那么，我且把“永恒”放到咖啡杯的后面去，思量晚饭吃什么菜；拨个电话，问问正在上班的女儿感冒好了没有。干了会家务，再看远处，大海暂无动静。
由诗歌到散文，其间不仅仅是艺术表现手法或形式的变化，还是思维层面的变化，写作风格由轻快向厚重、由敏感多情向冷峻或调侃的方向变化。譬如诗集《唐人街的地理》中那篇《春夜》的淡淡韵味，抒发着一个初到异邦的男人之乡情，“潮湿的空气分送着微甜……那年我就是在微甜中/跌入情网/小情人的鬓发也是微甜的啊”。令人联想起作家王蒙的某些感言——年轻时对任何事物都敏感，春天的气息、心灵微妙的颤动、姑娘脸上的红晕——那种集视觉、嗅觉、触觉、味觉于一体的敏感使笔下的文字显得格外灵动。然而经历运动颠簸、两个不同社会的对比，苦涩中含有微甜，是否亦有更多的感受要付诸笔端呢？又是如何把他穿透力的目光投射在美国社会的点点滴滴、方方面面的：譬如《无孔不入的美国律师》《看牙医记》等，写金钱意识的无所不在大肆横行；那近似杂文的创作囊括了唐人街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白人社会的林林总总。他曾经感慨以前发表了作品、出版了书总有一阵子兴奋，而现在这个兴奋时间越来越短。看着成堆的文稿自嘲“粗制滥造”之作。这种对自己的不满足感即是他更加投入地进行创作的动力、不断升华的动力。而亦庄亦谐、信手拈来、俯拾即是的反讽与自嘲构成他散文风格变化的明显特征。
1948年刘荒田生于台山。1980年移居美国，以一位东方他乡异客的身份对这个移民国度进行了细致的体察，细微真实地体味了文化的碰撞、冲突、渗透、交融，这也使他完成了从诗人到散文作家的转变。曾获2012年度“世界华文成就奖”，著有多本诗集以及三十种散文随笔集，获得四次诗歌奖，《刘荒田美国笔记》获“中山杯”全球华侨文学奖散文类首奖。
林林总总的人生，演绎着形形色色的喜怒哀乐。刘荒田笔墨精粹关注移民各种酸甜苦辣。“去广东市场”寻常买货一趟，阅尽洋插队或偷渡客前世今生恩怨纠葛的驳杂世相。 [6]
读他近期散文，似乎有意无意浮现出一个衣食无忧幸福美满的男人形象。他说其实不然。他说当物质生活需求满足之后，会时不时生出“没意思”的感觉，去反躬自问、去更多探求人生的终极目标；所以说人到中年的海外华人写作者仍是“漫漫长途，上下求索”。然而，“长年在地理和心理的双重边缘，经受东、西方两种文化夹攻，边缘人往好处说是左右逢源，进退自如；往坏处说，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这种生存状态，和‘洋鬼子’沾点边，却总真不起来” [7] ，于是只好自嘲、幽自己一默。
他自称人生六十年，半生中国半生美国，心态半洋半土；在他大量的随笔中读者同时不难发现其受五四杂文影响至深，“如身穿一件未曾晒干之小衫”的生存状态，骨子里的市井气息与西方文化、与唐人街混杂关系、纠缠不清的恩怨，迟暮心态陷入欲弃还留、欲恨还爱的复杂纠葛。而文风的前后变化：前期直面的是传统文化与乡愁，后期多半是华人圈的琐碎叙事；同样是嘲讽，前期出于至性深情，流露出浓厚的悲悯意识，后期则有点滑稽玩世；前期糅入了更多的主体性，后期基本上属于“他者”的讲述，缺乏个体生命的热烈参与。评论家苏炜在一次点评中所言，“假洋鬼子”的文章是好的，但总也逃不出唐人街的“草根”气。或许，从另一角度透视了海外移民文化认同问题的悬置——身份之游移、认同之虚妄。
“用英语作为工具是一回事，把它变成你灵魂的语言是另外一回事。” [8] 毕竟，灵魂的语言是一个民族所有的记忆、创造与传承为最后的依据的秘密花园，是安身立命之所在。海外移民作家的语言混杂是一种叙事策略，而母语的回归和他语的交融，实际上是海外环境中“灵魂的语言”和“工具的语言”的生存和应变策略。“与第一代移民出国主要是谋求物质生活改变不同，当新移民有着强烈的跨文化精神交流的愿望时，他们在语言上的多向努力就显得更加自觉、强烈。”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