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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海德格尔的那句著名的论断：“语言是存在之家”，把人的最高本质归结为语言的存在，“任何存在者的存在居住于词语之中”。 [1] 对语言的不同选择对海外移民作家来说，亦属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标志。毕竟，海外的移民群体身处的语言环境和社会背景都发生了变化，诸多身份问题自然而然凸显出来。因为身份由种族、国籍、性别、语言、阶层、年龄和宗教信仰等因素构成，而区分个体的身份就是各种因素的综合。
“语言身份”是移民文学触及的核心问题。语言的转换“意味着一个人身份的根本性变更”。移民久居他国，往往语言又变得不伦不类，土洋夹杂，最典型的就是无论社交语言还是文本语言都越来越接近混杂口语，不那么规范了。过去胡适说：“匹克尼克来江边”，在当时很白话。现在华人常说：“给我一个CALL”，或介绍某某在Office当Manager，不是更中西合璧吗？当然，还有更绝妙的形容——“说起华语爱掺杂英语，操起英语又像方言，像一盘香菇麻油阳春面混入英国的香肠玉米、美国的番茄酱，搅拌成一塌糊涂，食之无味，弃之又嫌可惜”的语种大拼盘。
涉及诸如关于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孤独、如何融入主流等问题。由语言差异及文化冲突所隐含的代沟问题、啼笑皆非的差异，在许多华裔影片中俯拾即是。譬如像“The Hotel”（《旅馆》）则把关注的目光投射到ABC内心隐秘的角落。描写他们在USA这个种族的大熔炉里，是如何生存和成长的。透过一个13岁名叫Ernest的华裔男孩成长历程，诠释平淡人生所蕴含的泪与笑。作为少数族裔，男孩祖辈三代共同经营一家小小的汽车旅馆，每天他必须清扫客房，更换床单、卫生纸和冲洗厕所，抽空还要帮他单身母亲打理生意。他生性憨厚，加上比较肥胖，不时受到一些白人男生的欺负。
在当地图书馆举行的一次作文竞赛中，男孩子赢得了荣誉奖。冷漠苛刻的母亲轻贬他的成绩，驱使他继续清扫客房和更换厕所纸。直到有一天接待一个韩裔青年住客，在交往中产生了友谊。那个年轻人像兄长般体贴关心他，给他买吃的、教他打球，还教会他开车。但年轻人酗酒并常带妓女过夜，生活很颓废。Ernest打扫房间时发现被丢弃的成人性杂志，怀着好奇心翻阅性爱画面﹔从门缝窥探年轻人和女人之间的秘密，不巧被他好管闲事的小妹打断。朦朦胧胧，他萌生性意识。黑夜里他试图手淫，被小妹咕哝一句梦话就吓得缩头。他喜欢邻家一个伶俐可爱的华裔女孩，在当地餐馆做waitress。有一天他开车带她去兜风，在郊外他忽然停车，对女孩说我想跟你试试。女孩大惊失色，问他是不是疯了？男孩子嗫嚅说将来要和她结婚。女孩气愤大骂，你神经呢，谁要跟你结婚？！受挫的男孩一把将车钥匙甩出车外，撒腿跑了。这些细节令观众不断地发出笑声。
一段情窦初开的故事，让观众重温成长的经历﹔回味往日少年时代的青涩、尴尬，有几分惶惑，几分伤感和甜蜜。基调诙谐而轻松。但在轻松里也提醒了做父母的，切莫忽略在美华裔子女教育成长之隐患，甚至因为生活压力、忙碌或教育方式的简单粗暴问题。譬如严厉的母亲见韩裔青年与小妹亲热玩耍，忽地拉下脸面﹔别人恶作剧的怂恿Ernest和白人女孩接吻，被母亲发现就一个大耳光扇去……不分青红皂白，打得男孩晕头转向、眼泪汪汪。但当母亲夜晚看到孩子写的文章，俩人相互对望、流泪……透过泪水，观众看到了暖意和希望。
有趣的是，背景中的画外音一直是电视在播放国语的中国港台新闻和国际新闻。这个由外公、母亲、男孩和小妹组成的家庭里，外公说粤语，母亲则英文生硬并夹带粤语，孩子们几乎只会说英文。像这样的语言混杂状态在不少华人电影或以表现华人社会社区的电影中都有，譬如《千年敬祈》《伊芙与火马》《龙年》等，非常生活化地表现了老华侨和新生代，以及其他族裔所构成的北美华裔的语言混杂现象。
华人的文化属性和文化身份，到第二、第三代移民身上就基本上模糊了。从出生到成长都是在种族熔炉里的土生华人，既没有华夏民族数千年文化精髓和传统包袱，也就不存在什么文化碰撞的尴尬。但文化影响仍或多或少地存在于他们的作品中。移民后裔渐渐以英文或其他语言创作，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他们寻找祖宗根文化或者文化认同的困惑。“对于逐步失去中国人特征、已经失去使用汉语能力的土生华人而言，这种疏离和曲解也是通过努力才获得的。它既是一条弯路，也是一条漫长的曲线的开始。” [2] 所以说，多元文化中的“文化身份认同”是一个重要母题。它包含在生活经验、工作、教育、阶层、语言等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因素中，也包含在生命本体的成长过程中。
海外华人作家作品中经常出现移民初到异国他乡的交流障碍，或是面对异国语言和文化不适应情形。这个情形不是只发生在平民阶层，甚至包括有些高级知识分子，一到异域，因为语言优势丧失，不仅失掉了优越的身份地位，也失掉了安身立命的处所；就因语言功能丧失，从原先的主流沦落到少数民族的少数……无奈落入边缘人的尴尬状态，所以说，移民他乡在异国生存最直接深切的感受就是失语和失声。
从女作家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无根的一代”、汤亭亭的《女勇士》，到谭恩美的《喜福会》等都表现出类似的主题。表现了在“中国移民母亲”和“美国出生的女儿”之间，交织着由语言差异及文化冲突所展现的代沟问题。母亲无法跟女儿沟通，正是语言作为生存本身而包含的文化冲突。
毕竟语言不仅是一种交流工具，也是文化的一部分，人物的失语不只是因为语言的障碍，同时还来源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误解，移民能否在异国扎根取决于他们能否对该国语言文化的接受和转换，取决于能否应付自谋出路的艰难和文化失语症中的坚韧。因此，失语失声之所以首先成为新移民笔下反复渲染的情境，表明新移民对自己失却“存在之源”的伤痛有着深刻的体验，身份的建构存在于语言属性中，失语往往意味着身份的遮蔽乃至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