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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意义上来说，原本“家”不仅是一个身体可以回归的场所，也是一个灵魂可以停歇的港湾。那么，对于远离祖国的移民来说，他们对于“家”的体验是什么样子的呢？从不少海外移民作家作品中发现移民过程如何改变了他们对于“家”与故国的看法。首先是“梦”与现实无奈交织的纷繁意象：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吸引他们背井离乡来到这里，可是艰苦的求生击碎了他们的梦想。譬如：想住最便宜的房子，打更多的工，挣更多的钱，是新移民最普遍的心态。有的移民一周找过八份工，一天从早到晚连轴转，之辛苦劳累，不堪回首。有的移民提到初到异国他乡的滋味，一把心酸泪。自问：怎么过来的？也有的作品表现了徘徊不定的心态，对移民来说，返回故土似乎可以找到一个让疲惫的灵魂停泊的港湾，但沧桑依旧撕裂了他们对于安宁的想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家”是一个永远无法抵达的所在。
斯蒂芬·桑德鲁普在分析“移民文学”的特性时指出，“移民他乡的游子们至少会较为典型地体验到在新的文化环境中的某种程度的边缘化，但更为通常的是，他们将会变得越来越疏离那不断变化的本土文化”。当身份焦虑越来越成为华人创作描述和深层开掘的主题，那些经典中所体现的“边缘情境”也就自然进入了海外移民作家的视域或移民文学文本中。
背井离乡，身份飘零，举目无亲，万般无奈，栖栖惶惶，或多或少会体验到某种情绪沮丧。所谓的“边缘情境”，是指人的一种存在状态，这一概念源自德国存在主义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 [6] 由于某种严重的变故，比如亲人死亡、家庭破裂、身患绝症、面临生死关头、精神分裂、犯罪或堕落等，个体与他人、社会之间的对话关系出现断裂，个人置身于日常的生存秩序之外。存在主义认为，边缘情境有一个鲜明特征，那就是死神闯入了人的存在。在目睹他人死亡或者预期自己的死亡之际，个体不得不开始怀疑原来所谓的“正常生活”，于是顺理成章地，原来的规范与价值尺度、身份与自我、信以为真的生存意义，遭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或否定。
“流亡令人不可思议地使你不得不想到它，但经历起来又是十分可怕的。它是强加于个人与故乡以及自我与其真正的家园之间的不可弥合的裂痕：它那极大的哀伤是永远也无法克服的。虽然文学和历史包括流亡生活中的种种英雄的、浪漫的、光荣的甚至胜利的故事，但这些充其量只是旨在克服与亲友隔离所导致的巨大悲伤的一些努力。流亡的成果将永远因为所留下的某种丧失而变得黯然失色。” [7] 作为一位有着深切流亡体会的第三世界裔知识分子，萨义德对自己民族的痛苦记忆是始终记忆犹新的，这种流亡所导致的精神上的创伤无时无刻不萦绕在他的心头，并不时地表露在字里行间。但萨义德认为，假设流亡者拒不甘心在局外调治伤痛，那么他就要学会一些东西：他或她必须培育一种有道德原则的（而非放纵或懒散的）主体。萨义德的不同凡响之处正在于他能够将这种痛苦转化为一种既能在帝国的中心求得生存，同时又能发出批判声音的强大动力。毫无疑问，受到萨义德等后殖民理论家的启发，一大批远离故土流落他乡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也从自己的流亡经历中发掘丰富的写作资源，从而使得“流散写作”（diasporic writing）在全球化的时代方兴未艾。
作为海外移民，个人历史与生存现实都与故国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他们又实实在在跨越了国家的地域和文化疆界，身在异乡，这就注定他们的人生形态和文学创作拥有基本的双轴：一是与自己有着深刻历史联系的故土；一是与自己存在现实密切联系的新地。前者牵连着社会变动及个人生活和家族历史，涉及他们的情感记忆，后者则已经切入美国的商业化、多元化和国际化的生存现实。这样的双轴特性鲜明地体现在移民人群的华文创作之中。
海外华人文学自20世纪初开始发端，到了五六十年代大批中国台湾留学生赴美，呈现出第一个高峰，以聂华苓、陈若曦、於梨华、欧阳子、白先勇等为代表。他们那个时期表现的主题还主要是面对西方文化冲击下的精神“迷失”和“文化回归”，主要是海外留学生“无根”的精神痛苦。无论是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还是白先勇的《纽约客》、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傅家的儿女们》等，都是面对陌生的新大陆的疏离隔膜与无奈，表达自己那挥之不去的落寞孤绝与血脉乡愁，以及对西方文明不能亲近又不能离弃的悲凉情感。
盛开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现代”“超现实”“实验主义”的文学随着与西方文学的互动发展了起来。异乡人与乌托邦的产生，自然是出自对现世界的不满，也是向往他乡的一个出路。于是陈若曦以及她笔下那些以大陆当作乌托邦的造梦者，使回归的知识分子们走入了一片尴尬的祖国现实。陈若曦是一个关注流亡情境的小说家，她的《巴里的旅程》表现异乡人的失落与乌托邦的追寻，这两种处境，都表现这个世纪存在的症状，用海德格尔的表述，就是无家可归。家园是一个不真实的意想，但可以回归，只是总是走在回家的途中。中国台湾作家与西方作家的不同点是，他们常以个人的遭遇，比喻家国整体的命运，精神和情感个体都在流亡中。
而於梨华作为旅美作家，创作主题包括离国怀乡、感时忧国和社群与文化认同，以及新生代与中国文化日益疏离等问题。当年轻人去了美国，发现国民政府的命运其实正是自己命运的写照，美国不是自己的国家，勉强开创事业，也无法打入他们的社会、获得真正的认同，他们永远只能处在边陲，他们因此再度地失落了。她创作的知识分子系列小说深刻揭示了现实命运与心灵向往之落差，和二十多年后海外的大陆作家的处境心态既相似又有差异。而对故乡的认同和差异，其实也象征了这两三代中国人复杂的命运。共同点是她们属于一种语言、一种文化、一种个体的流亡，即所谓寄人篱下的彷徨、文化身份的寻找与建构。
“放逐”“流浪”的酸楚与文化疏离的痛苦，在东西方文化的夹缝和冲突中“自我”的丧失与寻找，便成了20世纪60年代后美华作品的文学母题之一。从白先勇、於梨华、丛甦、水晶到张系国、李黎、吉铮、保真等，无不以其充满流亡、放逐意识，孤独、陌生的异域感和回忆故土的汉语书写，努力建构自己的精神家园和华文天地，白先勇曾指出50—70年代美华作家群的几个重要特征：第一，他们旅居海外，但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政治潮流和历史变动，对他们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第二，他们的作品也热切关注中国民族的文化前途和命运；第三，他们置身海外，对海峡两岸都能采取独立批评的态度；第四，他们的创作对台湾和大陆的文艺思潮都有一定的贡献和影响。作为评价那个时代美华作家群的创作主流，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视野中来评析海外移民作家的文学创作，也是颇具启发性的。
“在海外华文文学世界里，聂华苓具有独特的意义。她有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美国三地的生活经历，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深切的人生体验” [8] ，是相当令人瞩目的一位。赴美后创作的《桑青与桃红》堪称她的代表作，也是作者最具雄心亦最富艺术探索精神的作品。强烈的政治隐喻和性议题的率直表现让这部作品个性泼辣鲜明，叙事和结构的刻意经营也使作品亮点突出，而中国女子肉体的越界漂泊与精神的跨国流离更让作品意蕴深幽，促人回味，因此一向受到华文学界重视，也是西方学者研究亚裔离散文学（Diaspora）、少数民族文学、女性文学与比较文学的重要范本。这批来自中国台湾的华人作家以文学叙事寓言性地表明一个弱势国家在变革曲折过程中所遭遇的自我认同分裂的惨烈；与他们的前辈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仅体味着第三世界弱势处境下海外华人自我的失调与失重，还深刻体悟到冷战时期的两岸分离与国家裂痕带给海外游子的无所适从之苦，他们从偏隅于小岛到蜉蝣寄身异国，强烈地体验到身份认同的困扰，台湾—大陆—中国，这种一体性中的历史裂痕令20世纪中叶的海外中国人对民族国家政治有了难言的痛切感受。它不强求时空的连续性，但是它打造了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新型关系。
当学者们纵横考察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时，会不经意发现，或许由于机缘，有些作家是经历了大红大紫后又被时代冷落或冷藏，而有的恰恰相反，先不被重视、时过境迁却又被追捧推崇，甚至被一代又一代青睐。这，不能不说是文坛跌宕或文学史嬗变的奇特现象。尤其是，当有的名家备受关注和肯定，而有的却迟迟未得到恰当的评价和推介；反观海外热络的众声喧哗，不禁令人好奇，同一文学大家，为何会出现如此反差？从而更去多方搜寻该作家的作品研读。
这种外热内冷现象在旅美散文家王鼎钧文学研究上表现尤为突出，其可谓创作丰盛，作品甚至被列为台湾文科教学参考，在大陆文化圈外却知者不多，出版界近年来虽也出版了文集，但与其在海外的影响相差甚远；究其原因，似乎与作家本人的创作意识、敏感姿态，或时代环境因素纠结有关？恰如学者所见，相对于作家对故土的依恋与眷顾，也就是对自己在异乡空间的一再流浪；漫漫长路，使一代人从安逸的家乡走向激烈的战场，从悲壮的流亡沦为凄凉的逃跑，最后从偏安的中国台湾流落到红尘滚滚的美国。这里没有了枪炮声，也远离了复杂的人际关系，恩怨淡化，要学习适应异乡的水土，接受命运的安排。尽管不甚甘心，仍然理智地承认：“想那山势无情，流水无主，推着挤着践踏着急忙行去，那进了河流的，就是河水了，那进了湖泊的，就是湖水了，那进了大江的，就是江水了，那蒸发成气的，就是雨水露水了。我只是天地间的一瓢水！……所有的故乡都是从异乡演变而来，故乡是祖先流浪的最后一站！” [9] 正是有了这种体悟，游子的乡愁已在凄美中赋予了时代巨手对生命的裹挟，优美中伴随了悲壮的成分。在“臣心如水”中，作家诉道：“故乡，我要跪下去亲吻的圣地，我用大半生想象和乡愁装饰过雕琢过的艺术品，你是我对大地的初恋，注定了终生要为你魂牵梦绕，但是不能希望再有结局”；“还乡对我能有什么意义呢？……对我来说，那还不是由这一个异乡到另一个异乡”？
从其自述里我们知道，王鼎钧的创作经历远比留学生丰富。作为抗战时文学小青年的思想轨迹，从左翼文学到写实主义兴盛，再到现代文学的冲击，这些文学思潮均对作家创作产生深远影响。 [10] 王鼎钧一生经历过许多灾难，颠沛流离与人生困顿，其散文饱含对人生、社会、历史的深刻认识。凝成智慧篇章及哲理意趣。王鼎钧中年旅美，主要作品皆在此时段完成。《文学种籽》《左心房漩涡》《看不透的城市》《两岸书声》《有诗》《海水天涯中国人》《山里山外》《随缘破密》《沧海几颗珠》《千手补蝶》《意识流》等。他不断突破自己，呈现“涝水尽而寒潭清”和“繁华落尽见真淳”的景观。
如果说海外华文作家为追寻和建构文化身份在创作上持续不断的努力，那么如此锲而不舍的追寻和努力是否达成了他们的心愿呢？
著名女作家聂华苓曾经坦言：“我们几位由大陆到美国定居的作家，多年来坚持用中文写小说、散文，但是在大陆我们算不了主流。因为我们不是用英文写作的，在美国也不是主流。在台湾虽然较受重视，也算不了主流。美国有些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人看到了这一点，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伯克利分校和哥伦比亚大学等学校，选了我的《桑青与桃红》作为教材。”湖北作家洪洋表示：“美籍华人女作家的作品，走进了美国第一流大学的课堂，这就是令所有中国人自豪和高兴的事！”而且希望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应当把目光放开来，把地球上所有国度里华人作家的创作纳入主流。 [11] 旅居加拿大的移民作家痖弦则说：“海外华文文学无须在拥抱与出走之间徘徊，无须堕入中心与边陲的迷思，谁写得好谁就是中心，搞得好，支流可以成为巨流，搞不好，主流也会变成细流，甚至不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