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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意义上来说，原本“家”不仅是一个身体可以回归的场所，也是一个灵魂可以停歇的港湾。那么，对于远离祖国的移民来说，他们对于“家”的体验是什么样子的呢？从不少海外移民作家作品中发现移民过程如何改变了他们对于“家”与故国的看法。首先是“梦”与现实无奈交织的纷繁意象：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吸引他们背井离乡来到这里，可是艰苦的求生击碎了他们的梦想。譬如：想住最便宜的房子，打更多的工，挣更多的钱，是新移民最普遍的心态。有的移民一周找过八份工，一天从早到晚连轴转，之辛苦劳累，不堪回首。有的移民提到初到异国他乡的滋味，一把心酸泪。自问：怎么过来的？也有的作品表现了徘徊不定的心态，对移民来说，返回故土似乎可以找到一个让疲惫的灵魂停泊的港湾，但沧桑依旧撕裂了他们对于安宁的想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家”是一个永远无法抵达的所在。
斯蒂芬·桑德鲁普在分析“移民文学”的特性时指出，“移民他乡的游子们至少会较为典型地体验到在新的文化环境中的某种程度的边缘化，但更为通常的是，他们将会变得越来越疏离那不断变化的本土文化”。当身份焦虑越来越成为华人创作描述和深层开掘的主题，那些经典中所体现的“边缘情境”也就自然进入了海外移民作家的视域或移民文学文本中。
背井离乡，身份飘零，举目无亲，万般无奈，栖栖惶惶，或多或少会体验到某种情绪沮丧。所谓的“边缘情境”，是指人的一种存在状态，这一概念源自德国存在主义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 [6] 由于某种严重的变故，比如亲人死亡、家庭破裂、身患绝症、面临生死关头、精神分裂、犯罪或堕落等，个体与他人、社会之间的对话关系出现断裂，个人置身于日常的生存秩序之外。存在主义认为，边缘情境有一个鲜明特征，那就是死神闯入了人的存在。在目睹他人死亡或者预期自己的死亡之际，个体不得不开始怀疑原来所谓的“正常生活”，于是顺理成章地，原来的规范与价值尺度、身份与自我、信以为真的生存意义，遭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或否定。
“流亡令人不可思议地使你不得不想到它，但经历起来又是十分可怕的。它是强加于个人与故乡以及自我与其真正的家园之间的不可弥合的裂痕：它那极大的哀伤是永远也无法克服的。虽然文学和历史包括流亡生活中的种种英雄的、浪漫的、光荣的甚至胜利的故事，但这些充其量只是旨在克服与亲友隔离所导致的巨大悲伤的一些努力。流亡的成果将永远因为所留下的某种丧失而变得黯然失色。” [7] 作为一位有着深切流亡体会的第三世界裔知识分子，萨义德对自己民族的痛苦记忆是始终记忆犹新的，这种流亡所导致的精神上的创伤无时无刻不萦绕在他的心头，并不时地表露在字里行间。但萨义德认为，假设流亡者拒不甘心在局外调治伤痛，那么他就要学会一些东西：他或她必须培育一种有道德原则的（而非放纵或懒散的）主体。萨义德的不同凡响之处正在于他能够将这种痛苦转化为一种既能在帝国的中心求得生存，同时又能发出批判声音的强大动力。毫无疑问，受到萨义德等后殖民理论家的启发，一大批远离故土流落他乡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也从自己的流亡经历中发掘丰富的写作资源，从而使得“流散写作”（diasporic writing）在全球化的时代方兴未艾。
作为海外移民，个人历史与生存现实都与故国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他们又实实在在跨越了国家的地域和文化疆界，身在异乡，这就注定他们的人生形态和文学创作拥有基本的双轴：一是与自己有着深刻历史联系的故土；一是与自己存在现实密切联系的新地。前者牵连着社会变动及个人生活和家族历史，涉及他们的情感记忆，后者则已经切入美国的商业化、多元化和国际化的生存现实。这样的双轴特性鲜明地体现在移民人群的华文创作之中。
海外华人文学自20世纪初开始发端，到了五六十年代大批中国台湾留学生赴美，呈现出第一个高峰，以聂华苓、陈若曦、於梨华、欧阳子、白先勇等为代表。他们那个时期表现的主题还主要是面对西方文化冲击下的精神“迷失”和“文化回归”，主要是海外留学生“无根”的精神痛苦。无论是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还是白先勇的《纽约客》、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傅家的儿女们》等，都是面对陌生的新大陆的疏离隔膜与无奈，表达自己那挥之不去的落寞孤绝与血脉乡愁，以及对西方文明不能亲近又不能离弃的悲凉情感。
盛开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现代”“超现实”“实验主义”的文学随着与西方文学的互动发展了起来。异乡人与乌托邦的产生，自然是出自对现世界的不满，也是向往他乡的一个出路。于是陈若曦以及她笔下那些以大陆当作乌托邦的造梦者，使回归的知识分子们走入了一片尴尬的祖国现实。陈若曦是一个关注流亡情境的小说家，她的《巴里的旅程》表现异乡人的失落与乌托邦的追寻，这两种处境，都表现这个世纪存在的症状，用海德格尔的表述，就是无家可归。家园是一个不真实的意想，但可以回归，只是总是走在回家的途中。中国台湾作家与西方作家的不同点是，他们常以个人的遭遇，比喻家国整体的命运，精神和情感个体都在流亡中。
而於梨华作为旅美作家，创作主题包括离国怀乡、感时忧国和社群与文化认同，以及新生代与中国文化日益疏离等问题。当年轻人去了美国，发现国民政府的命运其实正是自己命运的写照，美国不是自己的国家，勉强开创事业，也无法打入他们的社会、获得真正的认同，他们永远只能处在边陲，他们因此再度地失落了。她创作的知识分子系列小说深刻揭示了现实命运与心灵向往之落差，和二十多年后海外的大陆作家的处境心态既相似又有差异。而对故乡的认同和差异，其实也象征了这两三代中国人复杂的命运。共同点是她们属于一种语言、一种文化、一种个体的流亡，即所谓寄人篱下的彷徨、文化身份的寻找与建构。
“放逐”“流浪”的酸楚与文化疏离的痛苦，在东西方文化的夹缝和冲突中“自我”的丧失与寻找，便成了20世纪60年代后美华作品的文学母题之一。从白先勇、於梨华、丛甦、水晶到张系国、李黎、吉铮、保真等，无不以其充满流亡、放逐意识，孤独、陌生的异域感和回忆故土的汉语书写，努力建构自己的精神家园和华文天地，白先勇曾指出50—70年代美华作家群的几个重要特征：第一，他们旅居海外，但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政治潮流和历史变动，对他们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第二，他们的作品也热切关注中国民族的文化前途和命运；第三，他们置身海外，对海峡两岸都能采取独立批评的态度；第四，他们的创作对台湾和大陆的文艺思潮都有一定的贡献和影响。作为评价那个时代美华作家群的创作主流，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视野中来评析海外移民作家的文学创作，也是颇具启发性的。
“在海外华文文学世界里，聂华苓具有独特的意义。她有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美国三地的生活经历，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深切的人生体验” [8] ，是相当令人瞩目的一位。赴美后创作的《桑青与桃红》堪称她的代表作，也是作者最具雄心亦最富艺术探索精神的作品。强烈的政治隐喻和性议题的率直表现让这部作品个性泼辣鲜明，叙事和结构的刻意经营也使作品亮点突出，而中国女子肉体的越界漂泊与精神的跨国流离更让作品意蕴深幽，促人回味，因此一向受到华文学界重视，也是西方学者研究亚裔离散文学（Diaspora）、少数民族文学、女性文学与比较文学的重要范本。这批来自中国台湾的华人作家以文学叙事寓言性地表明一个弱势国家在变革曲折过程中所遭遇的自我认同分裂的惨烈；与他们的前辈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仅体味着第三世界弱势处境下海外华人自我的失调与失重，还深刻体悟到冷战时期的两岸分离与国家裂痕带给海外游子的无所适从之苦，他们从偏隅于小岛到蜉蝣寄身异国，强烈地体验到身份认同的困扰，台湾—大陆—中国，这种一体性中的历史裂痕令20世纪中叶的海外中国人对民族国家政治有了难言的痛切感受。它不强求时空的连续性，但是它打造了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新型关系。
当学者们纵横考察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时，会不经意发现，或许由于机缘，有些作家是经历了大红大紫后又被时代冷落或冷藏，而有的恰恰相反，先不被重视、时过境迁却又被追捧推崇，甚至被一代又一代青睐。这，不能不说是文坛跌宕或文学史嬗变的奇特现象。尤其是，当有的名家备受关注和肯定，而有的却迟迟未得到恰当的评价和推介；反观海外热络的众声喧哗，不禁令人好奇，同一文学大家，为何会出现如此反差？从而更去多方搜寻该作家的作品研读。
这种外热内冷现象在旅美散文家王鼎钧文学研究上表现尤为突出，其可谓创作丰盛，作品甚至被列为台湾文科教学参考，在大陆文化圈外却知者不多，出版界近年来虽也出版了文集，但与其在海外的影响相差甚远；究其原因，似乎与作家本人的创作意识、敏感姿态，或时代环境因素纠结有关？恰如学者所见，相对于作家对故土的依恋与眷顾，也就是对自己在异乡空间的一再流浪；漫漫长路，使一代人从安逸的家乡走向激烈的战场，从悲壮的流亡沦为凄凉的逃跑，最后从偏安的中国台湾流落到红尘滚滚的美国。这里没有了枪炮声，也远离了复杂的人际关系，恩怨淡化，要学习适应异乡的水土，接受命运的安排。尽管不甚甘心，仍然理智地承认：“想那山势无情，流水无主，推着挤着践踏着急忙行去，那进了河流的，就是河水了，那进了湖泊的，就是湖水了，那进了大江的，就是江水了，那蒸发成气的，就是雨水露水了。我只是天地间的一瓢水！……所有的故乡都是从异乡演变而来，故乡是祖先流浪的最后一站！” [9] 正是有了这种体悟，游子的乡愁已在凄美中赋予了时代巨手对生命的裹挟，优美中伴随了悲壮的成分。在“臣心如水”中，作家诉道：“故乡，我要跪下去亲吻的圣地，我用大半生想象和乡愁装饰过雕琢过的艺术品，你是我对大地的初恋，注定了终生要为你魂牵梦绕，但是不能希望再有结局”；“还乡对我能有什么意义呢？……对我来说，那还不是由这一个异乡到另一个异乡”？
从其自述里我们知道，王鼎钧的创作经历远比留学生丰富。作为抗战时文学小青年的思想轨迹，从左翼文学到写实主义兴盛，再到现代文学的冲击，这些文学思潮均对作家创作产生深远影响。 [10] 王鼎钧一生经历过许多灾难，颠沛流离与人生困顿，其散文饱含对人生、社会、历史的深刻认识。凝成智慧篇章及哲理意趣。王鼎钧中年旅美，主要作品皆在此时段完成。《文学种籽》《左心房漩涡》《看不透的城市》《两岸书声》《有诗》《海水天涯中国人》《山里山外》《随缘破密》《沧海几颗珠》《千手补蝶》《意识流》等。他不断突破自己，呈现“涝水尽而寒潭清”和“繁华落尽见真淳”的景观。
如果说海外华文作家为追寻和建构文化身份在创作上持续不断的努力，那么如此锲而不舍的追寻和努力是否达成了他们的心愿呢？
著名女作家聂华苓曾经坦言：“我们几位由大陆到美国定居的作家，多年来坚持用中文写小说、散文，但是在大陆我们算不了主流。因为我们不是用英文写作的，在美国也不是主流。在台湾虽然较受重视，也算不了主流。美国有些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人看到了这一点，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伯克利分校和哥伦比亚大学等学校，选了我的《桑青与桃红》作为教材。”湖北作家洪洋表示：“美籍华人女作家的作品，走进了美国第一流大学的课堂，这就是令所有中国人自豪和高兴的事！”而且希望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应当把目光放开来，把地球上所有国度里华人作家的创作纳入主流。 [11] 旅居加拿大的移民作家痖弦则说：“海外华文文学无须在拥抱与出走之间徘徊，无须堕入中心与边陲的迷思，谁写得好谁就是中心，搞得好，支流可以成为巨流，搞不好，主流也会变成细流，甚至不流。”
海外华人移民接触异域文化时存在几种不同的认同反应特征，一是“工具性的因应”，即在某种工作接触中自然参与异域文化；二是“认同”，即乐于学习当地风俗习惯并做出重大转变和适应；三是“退缩”，即对参与异域文化感到失望，而退回原母国人际圈中，他们对异域文化抱有挑剔和消极态度，对故乡社团则有强烈认同感和归属感；四是“抗拒”，坚持自己的祖国认同，不愿改变这一观念。早期华人作家较多地塑造了悲剧性的“流浪的中国人”形象，铭刻并延续了梁启超、鲁迅、郁达夫、老舍、闻一多等中国知识分子的域外创伤体验，唤起了近现代中国屈辱苦难的历史记忆。而来自台湾的留学生作家以文学叙事寓言性地表明一个弱势国家在后发现代化的曲折过程中所遭遇的自我认同分裂的惨烈；与他们的前辈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仅体味着第三世界弱势处境下海外华人自我的失调与失重，还深刻体悟到冷战时期的两岸分离与国家裂痕带给海外游子的无所适从之苦。
华人移民中有五种典型而不同的身份认同，几乎是概括了移民的心态、身份状态的类型划分。这五种认同不但存在于不同时代的华人身上，同时也可能存在于同一时代的华人身上。老一辈华侨倾向于“落叶归根”。第二种是“落地生根”。在20世纪初，土生华裔为了消除种族歧视，在各个方面尽量争取同化。那些在唐人街长大的华裔最渴望离开唐人街。因为不被主流社会接纳，好像自己是外国人。这即是所谓的“斩草除根”。此即第三种。第四种是“寻根问祖”。自20世纪60年代起，受黑人民权运动影响，华裔移民开始追求自我认同，更注重了解华人在美国的历史，争取华人权益。他们不仅了解自己的过去，而且还要通过多种途径多种方式去参与和影响美国主流社会。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曾经身为国内文化界主流但出于诸多原因飘零异乡的“失根族群”。
因为自己的“Identity”身份认同问题，有许多华裔——尤其是知识分子在海外就好像是“金鱼”，受到局限，成为“失根族群”。有诗人说，如果每年不回国一次我真要疯掉！内心挥之不去的困惑苦恼并非只是文人的无病呻吟或自作多情，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因素承袭。独身闯荡孤独、失意、颓废、漂泊的生命体验，殖民主义、民族意识、大都市、东西文明等语词的意义组合，构成了混杂的文化语境，设置了生命体验和文化心理的矛盾圈套。实际上这也是大多数移民体验的传神写照。所以对移民的看法，人们有时变得有些犹疑不定，矛盾思想常常交战于华人的心中。
大凡新移民，如果不是由祖辈或者父母传下的亲属移民、婚姻移民或是拿特殊人才绿卡者，一般从求学到寻找工作、寻觅情感归宿，皆有一番心酸或一番苦斗，甚至包括不堪回首的经历。在华文媒体上，我们也不时看到有关对移民身份问题的关注，提到“新移民入境安身难如意”，更点出“追求绿卡，甚于追月”。一部移民史就是一部争取身份自由平等的血泪史。身份焦虑如影随形伴随着华人移民生涯始终。因此，当人们历经艰辛走出黑暗的隧道口时，竟有长吐一口气和苦尽甘来的欣慰感：终于可以做个自由人了！
当身份转换后，寻常人也许就满足了异国他乡过安宁平淡的日子，但依旧有人惶惑：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归宿么？鲁鸣发出“海外华人共同的痛”之慨叹；刘荒田在散文书写中坦露心迹，对“英文横行”的异域的疏离及对母语的热爱，最终仍要回到自己心灵安身立命之处、华文为根基的故园。写完《超光速运行》的石小克谈杂感是：如释重负，总算了却一桩心愿。在美国生活的华人移民，总是很难。不是物质生活方面的东西，而是心理所承受的压力。总说是要融入主流社会，不管你是工作也好，生活也好，抑或是找个“老美”结婚，到头来发现，你还是漂在外面。你找到了千万条理由，文化差异、语言障碍等等； [12] 诗人王性初以感性的诗句表现漂泊者“根”与“家”分离无奈的同时，“孤独已从相对外在的怀乡，发展成为对生命的一种更普遍也更深刻的内视”。“孤独不再是对往昔的牵挂，喧喧大千，孤独是对世界既排拒又渗入的一种认知和态度。” [13]
从儿时的故居到异国的豪宅，从诗仙李白“何处是归程”到哲圣尼采对人的精神家园的拷问，李硕儒无语问苍天：家归何处？迷失在洪荒大野，再难找回自己的家。
正像有的学者分析的那样：哲学与文学中所揭示的现代人“被抛”感与存在的荒诞感，意味着人不仅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的家，同时人的存在本身也只不过是一个漂泊的过程。
事实上从人性的角度来看，无论海内还是海外，无论是异国还是他乡，人生漂泊的体验有时候是共通的。乡下人往城里跑，小城的人往大城市跑，内陆人往沿海跑，国内的人往国外跑，不都归结为精神上的不满足，或者对生存现状的突破，或者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开掘，或者对自由平等的向往，希望找理想的境界？从诸多新移民永不停息的奔波寻找中，从穷学生、打工者到拥有绿卡身份、洋车豪宅和安稳的生活之后所感受的内心困惑，既充实同时又很空虚，既拥有一切又似乎一无所有的精神状态，昭示出更深刻的哲学命题。
何处是归？何时归？我从何处来？到何处去？从文学描述的“身份焦虑”上升到哲学意义的思考。而表现这种精神迷失和追寻的，以大陆留学生查建英的代表作《丛林下的冰河》 [14] 最为典型。当小说主人公回答教授说，她到美国来，是为了看看、找找，其印度裔教授的话语则显得意味深长：看看是可以的，找什么就很难说了，等你找到，也许就不是你所要找的了（这里顺便一提，以往说到“海归派”多半是侧重他们回国创业什么的，其实从某种意义来讲，又何尝不是华人走过万里长路之后更高层面的精神回归呢）。
然而，回归之后又如何？尤其是当故国物是人非、日新月异不断变化，但游子的心态却时不时停留在当初出去的情境里，敏锐地感受到新旧文化之间的震荡、命运的沧桑，恍惚中时空交错，不由将这百感交集汇聚在文化碰撞融合的书写中，将某种文化理想价值与现实价值的冲突体现在文本中，而新生代对于文化身份的认同已经与老一代人显示出差异，相对于上一辈人来说，传统意识淡化——其身份情结是离散的，更加有一种无根感。
由此可见，华人移民在下一代学业完成或成家立业之后，亦有再度寻求精神寄托的彷徨。当你有了美国公民或者绿卡身份，有了在这个国家生存的基本条件，但是你的存在究竟是主流还是边缘的？是受重视还是被歧视？都是决定你的精神生活充实与否的重要因素。移民的东方文化背景显然不会成为西方文化的主流。尤其在文本选择中，西方人的阅读兴趣和关注点往往更偏重华人对过去那个时代的反思或揭露，而并非关注移民困境或表现移民生态的文学。但国内的文本阅读和选择趋向又如何呢？或因语言转换、文化背景或意识形态差异，往往对作品有截然不同的冷热反应，这个问题本书将在后面的章节论述。
如果说留学生在美国找不到心灵的“西方”归宿，是白先勇作品的显著特征，那么聂华苓的长篇小说则是对20世纪中国人“何处是归程”的持续追问。从留学生文学延续到新移民文学，再到严歌苓小说中的一系列女性形象的塑造，将移民文学中的文化属性和文化身份的思考延续到新的层面。
[1] 吕红：《海外移民文学视点：文化属性与文化身份》，《福建论坛》2006年第12期。
[2] 黄运基：“异乡三部曲”之一《奔流》，沈阳出版社1999年版；“异乡三部曲”之二《狂潮》，沈阳出版社2003年版；“异乡三部曲”之三《巨浪》，花城出版社2012年版。
[3] 洪治纲：《中国当代文学视域中的新移民文学》，《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
[4] 林湄：《边缘作家视野里的风景》，《天望》，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5] 吕红：《海外移民文学视点：文化属性与文化身份》，《福建论坛》2006年第12期。
[6]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悲剧的超越》，亦春译，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
[7] 参见萨义德《流亡的反思及其他论文》（ 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 ），哈佛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3页。
[8] 胡德才：《论聂华苓的〈失去的金铃子〉》，《阅读经典》，巴蜀书社2006年版。
[9] 《王鼎钧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10] 王鼎钧：《左翼文学熏陶记事》，《美华文学》2004年春季号。
[11] 洪洋：《高速公路梦幻曲》，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
[12] 石小克：《一点杂感》，《北京文学》2001年第8期。
[13] 刘登翰：《一个孤独者的繁复世界》，《文艺报》2005年8月16日。
[14] 查建英：《丛林下的冰河》，《人民文学》1988年第11期，收入《留美故事》，花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