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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熟悉稳定而一成不变的环境，仅剩掣襟露肘的自己，感知命运无常，人的神经似乎都变得特别敏感，既脆弱，又坚韧。就好比那些“敢于吃螃蟹”者，当初谁不是把自己打碎又黏合起来的呢？科伯纳·麦尔塞说：“只有面临危机，身份才成为问题。那些一向被认为是固定不变、连贯稳定的东西被怀疑和不确定的经历取代。”尤其在全球化时代身份的问题变得更加紧迫和重要，原因包括：经济和文化发展迅速，主流意识形态和传统规范的削弱，信息的快速传播，商品、服务和人员的大规模运动以及国际和国内冲突的剧增，这些都导致身份窘困与身份认同的迫切感。
当人们处在一个稳定架构下的时候，是不会过多地去关注差异，而是会把注意力放在对于人类的存在与本质的形而上思考上。然而，移民过程中移民群体与祖籍国文化的疏离打破了稳定的身份架构，在不同文化之间穿梭、不同文化之间碰撞给他们造成了经验的破碎和归属感危机。人成了一个非中心化的主体，无法感知自己与过去、现实、未来的切实联系。个体生存因此失去了内在根基，沉入孤独漂泊的困境，最终陷入深深的焦虑之中。
移民作家们把移民归属感的危机比附为“家”的失落与远去。移民作家不仅仅描写这种困惑，也试图书写与重构失去的“家园”来解决自己的身份问题。然而在疏离错位的当代文化氛围中，某种认同努力有时反而更加使身份问题变得尴尬和模糊不清，使得身份焦虑不但未能缓解反而被加深。与其说表现了一种认同感的匮乏与需求，不如说是深刻的现实焦虑的呈现；与其说是对自我身份的建构，不如说是对自我身份的解构和由此产生的焦虑。因此从海外移民史与移民文学中，人们可以发现对身份形形色色的诠释。 [1]
任何一个寻梦者，不管来自哪个国家，在美国想要待下来首先都会面临着“Status”或“Identity”——身份转换或身份认同问题。
在黄运基的长篇小说“异乡三部曲”中 [2] ，主人公余念祖的经历深刻触及了这个长期存在却被忽略的现实：正常的移民史是第一代移民到这个国家后，第二代与第三代都是在移民国出生，并且在语言文化上完全融入移民国。然而，美国历史上的排华政策造成一个奇特的历史现象：早期移民的三代华裔都是先后在祖籍国出生成长，每一代移民都从头经历第一代移民特有的挣扎与成长过程。
当小小的余念祖冒名来美，从踏上海船的那一刻起就面临了身份的困惑，他被大人反复叮嘱必须记住有关自己身份查询的细枝末节；紧接着被囚禁在移民拘留所里等候身份辨别；成年之后，又因“非美言论”和父亲的身份坦白而再度陷入身份困境。被剥夺国籍、不名誉退伍、没有工作和生存权利等种种艰难陡然压下来。但主人公没有屈服命运，在郊外务农种菊花的同时进行艰难的诉讼，与美国政府打了长达十年的官司，终于赢得一个Freeman（自由人）的身份和权利。
在过去海外华人文学作品中，“身份”的焦虑并没有完全凸显出来。因早期华人移民数量不比现在，文化层次也不比现在。随着人类地球村意识出现，对精神的多元需求，对生存环境的改变需求，移民潮暗涛汹涌。从海外移民作家的文本透视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国际因素变化使美国这个最大的移民国家移民法趋严，条件越来越苛刻。无论你去租房、求学、打工，还是去DMV考驾照、去医院看病、去银行申请信用卡或贷款等，几乎任何地方都会被问到“什么身份”。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待遇。有无“身份”便左右了其生存意识和生存状况。在这一梦寻他乡的漫长过程中，以敏感反映移民社会生活和移民情绪的海外文学，身份焦虑亦越来越多成为描述和深层开掘的主题。
早期留学生文学之代表如聂华苓、於梨华、白先勇、陈若曦等，作品字里行间弥漫着漂泊意识与浓厚的乡愁情怀，一种文化身份无定及精神无所归依之感。
严歌苓曾坦言最初的海外漂泊、身份认同之体验：“人在寄人篱下时是最富感知的。”撞车了有没有人问伤？跌倒了有没有人问疼？没有。更多的时候，生存的迫急，使生活的目的变得坚硬而直接——“摆脱贫困，就是胜利”，“拿到绿卡，就是解放”。这是每一代移民都有过的状态。当信念成为事实，剩下的，便是生命的虚空。小渔磕磕绊绊，一路小心，终于熬到了领取绿卡的那天，她犹豫了，她问，我为什么待在这儿？我在这儿干什么？似乎任何一条理由都不充分，任何一条理由一旦成立，就立即显出了荒诞。《少女小渔》以巧妙的构思在人们司空见惯的现象里发掘出人生的悖谬。
卢新华的《紫禁女》以一个东方“石女”艰难挣扎与自救的悲凉故事，隐含百年来闭锁之苦，以及由此所承受的种种身与心的折磨。带有浓烈的象征意味。哈金的《等待》通过描述孔林在追求婚姻过程中所陷入的分裂和迷惘，体现了对传统欲弃不忍、对异域文化欲抱不能的尴尬心理。《纽约来的女人》漂泊多年的陈金莉满怀希望地回到祖国，却发现各种现实伦理已无法让她从容地安顿身心。这种困顿的背后，明确地隐含了国人对域外身份的吊诡心理。 [3]
加拿大华人女作家张翎的长篇小说《邮购新娘》，以独特的视角及笔调透出了移民身份未定的隐忍和焦虑。在《邮购新娘》中，被男人相中的女人持K-1签证以未婚妻身份进入了陌生的异国他乡，不料，婚姻美梦在即将成为现实的关口化为泡影。女人面临要么回国要么黑下来的抉择[K-1签证是非移民签证。即美国公民的未婚妻（夫）的签证。法律规定，签证持有者来美后必须与申请人在90天内结婚。如果不结婚，身份就有问题。K-3为美国公民的已婚配偶的非移民签证。来美后必须依靠配偶调整身份。一旦公民有变，这些配偶就面临困境。这些人都不能回国。如果回国，他们就会受到三年和十年不能进入美国的限制。有的人来到美国后，发现受骗上当，受尽折磨，就像走上“血泪路”]。类似的例子应该说在美国加拿大都不乏其人，难得的是女作家在表现此类题材时，不以故事取胜，而是关注故事背后的生命本体，关注在社会背景变异中人的命运。作品主人公江涓涓不甘心让自己的艺术感觉钝化、生命激情消磨，即使是以“邮购新娘”的尴尬身份，也固执地要出去走走，并且凭着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完成海外人生的重要跨越。
作为女作家笔下的鲜活人物，隐忍或豪放、自尊自强的女性典型，应该说她们的精神追求和人生命运具有某种代表性。如同主人公寻求身份的确定感一样，阅读者也试图把握小说叙事的某种确定性与完整性，而把握确定感的失败所带来的沮丧感抑或让阅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主人公的尴尬处境。再譬如虹影的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对自我身份的追寻贯穿始终，对过去贫瘠荒芜年代的回顾、命运的错综纠葛、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痛苦以及心灵深处的拷问，给读者带来强烈的震撼。
荷兰的华文女作家林湄在饱经漂泊人生之后，以十年功夫磨出一部《天望》。在自序中她如此感叹，“现实改变了我的生活境遇、文化背景和审美意识，也改变了我的身份和命运。我是谁？像一棵树吗？移植在天涯海角的另一片土壤里……” [4]
在吕红的小说《美国情人》《夜归》《午夜兰桂坊》《世纪家族》等作品中所弥漫的漂泊情绪，以及中西文化碰撞、生存现状所带来的精神落差，无不触及了这一移民文学焦点：身份困扰。因为，对所有移民而言，异国经历是一个颠覆心智的过程，是探险与心碎的混合：它打开了一切事物的可能性，同时也侵蚀了传统信仰与习惯。华人在新旧拉扯间左右为难、痛苦挣扎的困境，不正体现了生活之纷繁复杂、人性之纷繁复杂吗？在梦想追寻的过程中，身份的不自由，残酷的生存压力和生存环境，情感的压抑和牺牲，坐“移民监”的痛苦郁闷，都通过一柄“精神悬剑”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诸多困惑同时也反映在同胞遭受不公平待遇等问题上。显然，这时候“身份”已经不是外在形式上的，而是肤色标识。所谓排外意识、种族歧视往往是潜隐在诸多理由和借口之下的，并错综复杂地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即便你是入了籍、是有身份地位的美籍华人，但在老美眼中，从骨子里你还是异类。这，当然又是另一个话题甚至是文学创作进一步挖掘的主题。可以预料，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海外作家对这一透着身份困扰的现实题材作深入透彻的刻画和描述。 [5] 尽管移民生活充满失落感与漂泊感，但他们的移民经历以及杂糅身份，也给他们带来了不同的看世界的方式与文本建构的变化与突破。因而这种本质主义的自我选择、主观认定的“文化认同”与异域语境下新产生的“文化认同”间的差异性，构成了表现海外华文文学中众多人物内心冲突和心灵矛盾的主观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