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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海外多元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显然移民和移民文学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丰富的移民生存体验上产生的超越地域时空的人文视角，使海外作家在较短时间里能将自身身份体认上产生的困惑推展为生命本体和人类认知上的难题，在创作中呈现出一种跨文化的视野。在欧美，很多华人移民作家起初都是因寻找身份认同而走到文化文学前台的，于是无形中推动了海外移民文学的现代转型和发展。再则，蓬勃兴起的海外移民作家群和其他族裔学者的研究理论丰富和扩展了人们对这个领域的认知，并带来多种意义的启迪：作为一种时代个体行为，移民作家为什么会以跨文化的文学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人文关怀、移民心声？是否在创作中参与了其自身文化身份的定位过程？而北美的移民作家在东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即是本书所要阐述的重点。
面对经纬交错华洋混杂、资料浩繁与众声喧哗，从个体在社会中寻找身份和身份认同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来透析移民文学成长发展的内在因素。在比较不同族裔的移民文学时，可以有更多参照，但这些方面的文本仍显得相对欠缺。毕竟西方研究关注点不在移民境遇或族裔文学的深度，而是对社会历史现象的反思和批评。
既然生活在全球经济化时代，不能不看到国际化因素对移民文学的影响和移民作家对文化融合的影响。有不少学者认为，海外华人移民身处全球性语境的西方文化环境中，又得益于自身开放的心态，所以其创作开始呈现“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融中西文化的境界。 [31] 而且，视角越界较多地出现在新移民作家创作中，必定是联系着他们跨文化视角的复杂性的。这种跨文化视角的复杂性带来创作思维和叙事语言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譬如在高行健的《灵山》中不断变换的视角“我”“你”“他”，表述的实际上是同一主体的感受。海外作家面对异质文化，产生的感受自然更复杂难言。所以，视角越界让人感受到了跨文化对话的艰难。正是在跨文化的追求中，移民作家延续了他们的视角越界的叙事身份，呈现了活力和困窘并存的创作境遇。
有法国学者在评价旅法作家山飒（1990年赴法留学，其小说《和平天门》《柳的四生》《围棋少女》等屡获法国龚古尔文学奖、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卡兹奖等）时表示：“各种文化在山飒这个中国女性那里得到了重组。” [32]
正因为海外华人移民作家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文化的“混杂性”，在客观上已成为当前世界文学进程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全球语境下出现的文学的多样性。“因为这些作品是介于两种文化之间的，有母体文化的特征，也有‘异’文化素质，可与本土文化文学对话，也融合有某些世界性的‘话语’，跻身世界移民文学的大潮中，有助于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33] 新移民作家群近些年引起学界重视，与国际化趋势、移民素质提升及所在居住国的经济文化与政治地位等相关联。恰如饶芃子教授等所总结的，新移民与以往的华人移民以及从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移居的华人移民有着非常大的不同。他们在写作中表达出了许多新的思想，这些思想超越了从前的移民作家大多局限于漂泊、乡愁等少数传统主题的状况，为我们展现出全球化时代中华文化新的发展趋向和华裔群体新的价值选择。
由于社会背景、文化环境隔膜和其他因素阻碍，长期以来学界对海外移民作家、学者在推动中华文化文学走向世界的意义关注不够，对移民作家、学者在促进中国文化文学的嬗变的影响没有更深入的探讨，致使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事实上，“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的人深知北美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的意义。假如不是因为留学北美，大概就不会有文学史上的胡适之，也不会有闻一多以及梁实秋等，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史将会是另一番模样”。 [34] 正是在北美的环境气氛中，文学实验的思想萌芽由想象变成了思想实践，并最终在母国本土成长、壮大。以文学史的尺度来衡量今天的北美华文文学，很难说北美华文作家中会不会出现像历史上胡适之、闻一多这样的杰出人才，并拥有像当年那种改变传统文学现状的勃勃雄心。仅从海外作家阵容和势态来看，今天北美的华文文学人才的确是世界其他地区所难以媲美的。作家像北岛、阿城、查建英等，批评家像刘再复、李劫、李陀等，都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像哈金、裘小龙，他们的英文小说开始进入北美文学主流，荣获过重量级的文学奖。另外像严歌苓、张翎、陈河等作家的作品在国内主要文学期刊上发表，并多次获奖。这些当然是人们无法忽略北美华文文学存在的理由。
事实上，不仅海外创作赋予了中国现代文学以创造的灵感，这种血缘关系今日依然没有中断。不仅文学文化思潮的精神源流在北美，或是像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理论、文化研究、自由主义理论、新左派理论等，都与北美思想文化潮流有关。而且，这些理论对中国本土的文化影响常常离不开中国文学和文学研究的领地。像胡适之他们第一批庚子赔款的中国留学生从留学到最终回到本土发挥文学文化影响，这中间的周期大概是十年。今天世界的文化状况和中国文学面临的问题已不复是20世纪初的景象。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文学都面临着一种重新创造和选择的考验。
过去，由于华人文学研究缺乏一种开放的国际性的学术对话空间，而往往陷于自我言说的怪圈。对理论的忽视和迟滞状态主要表现在“面”的拓展上，即由“台港”向“台港澳”而“海外”而及“世界”，即从“空间”上将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华文文学逐步包罗在自己的研究范畴之中。但在问题的深入上，则显得有些不足。而华文文学研究学术空间的创立，需要对多元学术资源的吸收、利用和转化；处于生机勃勃而又惨淡经营的支撑这远景的具体实现，继续努力于保持现有的命脉及成果，是作家评论家应肩负的历史使命！
总之，海外华人文学作为一个具有世界性的新的学术领域，尽管已经受到国内外学者、作家的认同，也逐渐与国际上的移民文学、离散文学接轨，形成一个极具特色的文化、文学圈。但要想成为有经典意义的成熟学科，还缺少有理论体系能构成学科依托的权威著作，这是近期学者们努力的方向。此外，也还未引起西方主流学术圈的关注。因此华人移民文学的双语创作和研究显得尤其重要。
目前虽然有不少论说在关注“世界”的华文文学史，但迄今尚无一部著作从总体上剖析华人移民文学，这是个在全球化背景下所处的特殊地位，蕴含一系列具有普泛世界意义和文化价值的富于挑战性的学术命题。也许因为缺乏理论的洞见和分析的手段，仿佛踟蹰在丰富的宝矿面前而不得其门，难以触及这些命题的要端及深层价值。这些问题一再被提出又一再被忽略，往往会上热络会后冷寂。正如学者专家所关切和期待的：有些概念的误解、权宜性的表述和庞大作家群读者群的缺席，学科建制梦寐与命名的困扰，仍然是一个难解的扣，有待更年轻一辈的研究者来破解。 [35]
由于本人研究海外文学既有“现场感”，亦比较熟悉各作家群，在本书的宏旨上有直接切入点，对移民身份和文化属性这个选题有着“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透视。而非单纯地从抽象的论题出发，对海外华人学者不同视野和立场的研究，从多重视域和角度进行分析和概括，力求辩证地把握问题实质。以后殖民理论的文化身份等重要命题，将海外移民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对象来研究，并借此来考察海外华人移民文学的转型与发生、与本土文学的某些相关特征和差异性，在拓宽本土研究领域和开阔研究视野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1] Peter Straffon & Nicky Hayes， A student ' s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 ，Edward arnold，1998，p.87.
[2] Paul Gilroy，“Dispora and the Detors of Identity”，in Identtity and Difference ，Ed.， Kathryn Woodward ，Sage Publications and Open University，1997，p.301.
[3] [美]埃里克·H.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孙名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 [美]斯蒂芬·P.桑德鲁普：《〈喜福会〉里的汉语》，乐黛云、张辉主编：《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王铭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页。
[6] 《天使岛诗篇》被视为研究华人文学发端。天使岛上遗存诗词有135首。从1910年到1940年，大约有10万名中国移民滞留岛上。在拘留所的墙壁上，刻下一首首或凄凉或悲恸的诗歌，以发泄心中的满腔怨愤。1910年3月16日旧金山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刊登的据称是最早发现的华文作品，华裔学者麦礼谦、林小琴、杨碧芳辑录相关诗歌，搜集了90张历史照片，采访了19位亲历者，珍贵资料整理成书，一经出版，就获得了“美国图书奖”，并被列入“美国经典文学书目”。
[7] 《海外华文文学的身份证在哪里？》，《羊城晚报》2005年10月3日。
[8] 何与怀：《关于华文文学的几个问题》，《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
[9] 饶芃子：《中国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历史》，《羊城晚报》2002年6月14日。
[10] 刘登翰、刘小新：《关于华文文学几个基础性概念的学术清理》，《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
[11] 古远清：《21世纪华文文学研究的前沿理论问题》，《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12] 赵毅衡：《三层茧内：华人小说的题材自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13] 陈国恩：《3W：华文文学的学科基础问题》，《贵州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14] 钱超英：《“诗人”之“死”——一个时代的隐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7页。
[15] 刘俊：《第一代美国华人文学的多重面向》，《红杉林·美洲华人文艺》2006年创刊号。
[16] 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China World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Literatures）是从事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学者、专家和研究人员组成的非营利学术团体。经八年筹备，于2002年5月获国家民政部批准正式成立，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管，秘书处设在广州暨南大学。
[17] 洪治纲：《中国当代文学视域中的新移民文学》，《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
[18] 刘登翰：《华文文学研究的瓶颈与多元理论的建构》，《福建论坛》2004年第11期。
[19] [美]埃里克·H.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孙名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0] 福柯后期的主体解释学的核心，主要为1981—1982年法兰西学院的演讲（2001在法国以《主体阐释学》为书名出版），《性经验史》第2卷、第3卷以及《主体与真理》《什么是启蒙》等。[法]福柯：《疯颠与文明》，刘北成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21] [美]佳亚特里·C.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1942—）其名声仅次于萨义德的当代最有影响，同时也最有争议的后殖民批评家，由于她的双重边缘身份：既是一位知识女性同时又有第三世界背景。1999年其著作《后殖民理性批判：走向行将消失的当下的历史》（ 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 ）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时，学术声誉达到了空前的境地。
[22] Homi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Homi K. Bhabha是后殖民理论的主要代表性人物之一，现任教于哈佛大学。1990年出版由他主编的《民族与叙事》（ Nation and Narration ），1993年出版个人论文集《文化的定位》（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巴巴的理论在全球引起巨大反响，为学者提供了广阔的论域，也为文学与文化批评拓展了新的探索空间。巴巴的“模拟”、“混杂”、“矛盾状态”、“文化差异”、“文化翻译”、“少数族化”和“本土世界主义”等概念也在批评界广泛流传并被使用。
[23] [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24] [英]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5] [美]卡尔·博格斯：《政治的终结》，陈家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26] [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理论》，唐小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27] 查尔斯·泰勒是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荣誉退休教授，当代道德哲学的重要代表。强调自我都是环境形成的（situated self），现实环境规定着人的目的、塑造人的理性、激发人的创造性。泰勒在《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中对“我是谁”这一斯芬克司之谜的回答是：“知道我是谁就是了解我立于何处。”（Charles Taylor， Sources of the Self：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p.27）
[28] 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1932年出生于牙买加，1951年移民英国。曾任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后任奥本大学社会学教授，是英国最杰出的文化理论家之一。
[29] Stuart Hall，“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Theorizing Diaspora ，eds.，Jana Evans Braziel & Anita Mannur，Malden：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3，pp.236-237.
[30] 朱立立：《华文文学后殖民批评的可能性及限度》，《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1期。
[31] 黄万华：《在旅行中拒绝旅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32] [法]费朗索瓦·努里斯耶：《来自中国的海之寂》，收入山飒《围棋少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53页。
[33] 饶芃子：《海外华文文学的比较文学意义》，《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34] 杨扬：《地缘文化与北美华文文学——对北美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关系的思考》，《华文文学》2006年第1期。
[35] 刘登翰：《走过三十年》，《台港文学选刊》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