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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日本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中断了200多年。明治维新开启了日本的近代时期，也打开了日本通往外部世界的大门。
明治维新之后，首先是一些日本民间人士开始前往非洲大陆进行旅游探险和经商活动。旅行者中村直吉从1901年开始花费6年时间遍历世界五大洲。在非洲期间，中村直吉对非洲的矿产、农产、动植物、人文、地理进行了翔实的考察。回到日本后的1908年，中村直吉将在五大洲的所见所闻汇集出版，其中对非洲大陆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描述，成为当时日本认识非洲的重要参考资料。
在中村直吉进入非洲大陆进行探险旅游的同一时期，一些日本人前往非洲的南非、马达加斯加等国从事经商活动，而野口英世、蜂须贺正等研究者也开始前往非洲的加纳、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埃及、刚果等国开展研究活动。此时，日本人所涉足的范围已经深入非洲的内陆地区。但是在这个时期，日本在非洲开展活动的主体主要是民间个人，还没有政府层面的活动以及国家之间的交往。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日本才正式与非洲国家建立政府关系。1910年至1918年期间，日本曾经任命在南非开普敦居住的英国人朱利乌斯·奥托·杰佩为日本驻开普敦名誉领事，委托他代理贸易业务以及领事事务。1918年，日本在南非开普敦设立领事馆，任命日本领事建立外交关系，正式开启了与非洲国家之间的政府关系。1921年4月，皇太子裕仁访问欧洲途中顺访埃及，拜见了君主福阿德一世。1922年2月，埃及独立之后，日本迅速予以承认，寻求在北非扩大影响。1923年，埃塞俄比亚为了加入国际联盟，与国际联盟常任理事国的日本举行会谈谋求支持。受外务省委托，日本驻埃及赛德港领事黑木时次郎多次访问埃塞俄比亚，强调发展两国间经济关系。1927年6月，日本与埃塞俄比亚签署通商友好条约，日本影响扩大到东非。1936年1月和1937年，日本分别在埃及开罗、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以及南非比勒陀利亚设立了公使馆，派驻了公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1941年和1942年，埃及、埃塞俄比亚以及南非与日本断绝外交关系，日本被完全排除出非洲大陆。
伴随着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日本企业也开始趁势尝试着进入非洲大陆。1894年，刚刚成立两年的日本棉花株式会社就开始从埃及进口棉花，并将棉纺织制品出口到埃及、埃塞俄比亚、南非等国家。1917年日本棉花株式会社派遣职员深入埃及、比属刚果、意属索马里、英属苏丹以及埃塞俄比亚等地调查农业、对外贸易以及棉花的种植、生产和交易等情况。随着东非成为日本重要的棉花原料供给地和棉纺织制品输出地，为了保持贸易的稳固性，1923年日本棉花株式会社在埃及亚历山大港设立了办事处，成为第一个成功进入非洲大陆的日本企业。1926年日本棉花株式会社又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坦噶尼喀和乌干达投资建立了棉纺织品初级加工市场，成为在非洲大陆投资的先驱。1928年日本棉花株式会社开始在坦噶尼喀尝试独自进行棉花种植，规模达到1000公顷。
日非贸易的发展促使日本与非洲大陆之间开辟航路成为急需。1902年，日本邮船会社开辟了日本横滨与比利时安特卫普之间的航线，12艘商船半月一期定期往返于日本与欧洲之间。在航线途中，日本邮船会社的商船需要途经埃及苏伊士运河和停靠赛德港，装卸埃及的棉花和出口非洲的棉纺织制品。
随着日非贸易的增加和扩大在非洲影响的需要，日本决定专门单独开辟前往非洲大陆的海上航线。1926年3月，三井财阀所属的大阪商船会社的“加拿大”号商船首次试航肯尼亚、坦噶尼喀和南非等国。3—7月，“加拿大”号几次往返于日本与肯尼亚、坦噶尼喀和南非之间，成功地开辟了日本与东非、南非之间的海运航线。在“加拿大”号始航非洲成功之后，大阪商船会社还追加派遣了“墨西哥”号、“巴拿马”号和“芝加哥”号等三艘商船前往非洲。4月，日本与东非、南非的航线被日本政府指定为政府航线，四艘商船每月一回定期往返于日本与东非、南非之间。1933年，大阪商船会社又开辟了前往尼日利亚拉各斯、加纳阿克拉、塞内加尔达喀尔的西非航线。日本政府将西非航线指定为政府航线，三艘商船定期往返于日本与西非之间。继大阪商船会社之后，1934年，川崎汽船会社也开辟了非洲航线，与肯尼亚蒙巴萨、坦噶尼喀达累斯萨拉姆和桑给巴尔、莫桑比克贝拉和马普托、南非的德班和东伦敦以及伊丽莎白港和开普敦定期通航。
1937年，日本制造“卢沟桥事件”开始全面侵华，为攻占华北、上海和南京，日本政府征用民间商船用于侵华战争，在日非航线上的商船基本上被政府征用，日非航线的海运规模大幅度缩小。1941年前后，由于日本疯狂残暴的全面侵华战争和占领印度支那向东南亚扩张，以及随后爆发的太平洋战争，英、美等国开始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所属非洲各殖民地国家终止了与日本企业的贸易往来，日非海上航线也全部停止。
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40年代初期日本被逐出非洲为止，近代日本与非洲一些国家持续交往了40多年。近代日本与非洲的交往存在以下几个特点。
从这个时期开始，日本不再把非洲大陆作为经由地进行顺访式的停留和考察，而是把非洲国家作为对象国，进行长期的经商和研究活动以及发展国家间的政府关系，开始进行有目的的驻留式的交往和外交意义上的交往。同时，近代之前的日本通过遣欧团在非洲一些国家做顺访式停留，是被动地与非洲产生关系，而近代日本是以开展民间贸易和建立国家间政府关系为目的主动地与非洲国家交往。
近代日本与非洲大陆的交往与日本早期资本主义发展息息相关。明治维新之后，在国家倡导的殖产兴业运动中，政府官方主导的棉纺织业逐步成长为日本最大的产业，棉纺织制品成为日本主要的出口产品，为帝国主义时代的日本奠定了物质基础，积累了财富和贸易经验。发达的棉纺织业需要大量的棉花原料，土地资源有限的日本只能依托海外特别是中国解决原材料问题，同时也需要拓展棉纺织制品海外市场。1892年，25家民间纺织商社合资成立了日本棉花株式会社从事棉花进口和棉纺织制品出口贸易。
19世纪末，由于美、英、德等国家纷纷在中国设立纱厂，日本从中国进口棉花数量逐年减少，不得不加大从其他国家进口棉花。日本在中国、印度、美国、缅甸等国开辟棉花原材料市场之后，产棉国埃及也进入日本的视野。
日本双日会社的前身是1892年创建的日本棉花株式会社与1896年创办的岩井商店、1874年创办的铃木商店合并之后的实业公司，在19世纪时其棉纺织产业的地位在日本位居第一，进口棉花发展棉纺织业对日本的殖产兴业做出过巨大贡献。尽管不是日本政府的统计数据，但是表1-1双日会社所显示的数据在19世纪时具有代表全国性指标的意义。通过表1-1的数据可以看出，从1896年开始，日本从中国进口棉花的数量大幅度减少，而自1895年起，从埃及进口棉花的数量基本上是逐年增长，5年之间增长了将近11倍，埃及成为替代中国的新市场之一。
表1-1 19世纪末期日本棉花株式会社使用棉花国别产地情况
日本与埃及开展贸易之初，是委托外国商社进行转口贸易。为了解决转口贸易带来的成本问题，日本从1900年开始直接从事与埃及的棉花和棉纺织制品贸易，为此日本企业定期派遣职员前往埃及，并最终在埃及设立了贸易办事处。
日本与埃塞俄比亚签订通商友好条约之后，日本棉纺织制品在东非的出口量持续增大。1933年，日本棉纺织制品在埃塞俄比亚的市场占有率高达70%，基本垄断了埃塞俄比亚棉纺织制品市场。同一时期，日本也从埃塞俄比亚进口了大量咖啡和皮革等原材料。1934年2月，日本《国民新闻》 [8] 以《与埃塞俄比亚的产业缘谈——资本家和工业家的新天地》为标题发表了日本商工省贸易局对日本民间与埃塞俄比亚开展贸易的看法，强调了对非贸易的重要性。
贸易的增长意味着运输量的增加。由于20世纪中期之前，航空运输能力并不发达，洲际间陆路运输存在无法逾越的困难，日本与非洲大陆之间出现贸易品运输问题。这个时期的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为跨洋运输提供了海运的可能。在此背景之下，日本民间海运公司纷纷开辟通往非洲的航线，成为继日本棉花株式会社之后进入非洲大陆开拓业务的企业。当时，日非航线所使用的“加拿大”号等几艘商船都是6000吨位级别的蒸汽船舶，每月定期往返于日本与非洲之间，足以表明当时的日非贸易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在贸易立国被确定为基本国策的环境下，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非民间贸易达到鼎盛时期，成为日本与非洲交往的核心。
日本政府与非洲国家发展官方关系，是在日本进行海外拓展扩大影响扩张势力的背景下展开的。从明治维新到1905年之前，日本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不再单单是以中国朝贡和册封式为中心的传统东亚秩序，同时还要面临欧美条约式的新型国际关系。在两种国际关系的夹击下，看到中国晚清的惨状，日本意识到只有充实国力并积极向外扩张才是顺应潮流的选择。此时日本政府对外活动的重心是“脱亚入欧”，“脱亚”是摆脱朝贡和册封式传统东亚秩序，“入欧”是与大国建立条约式国家关系，所涉及的区域是东亚和欧美，这一时期，日本政府没有能力也无暇顾及非洲。
1895年4月，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战胜中国，通过《马关条约》获取巨额赔款和赎辽费等充实了国力。1905年9月，日俄战争以日本获胜双方签署《朴次茅斯和约》而告终，日本跃进帝国主义列强行列。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方式宣告完成“脱亚”和“入欧”。此后，日本海外扩张势力的欲望迅速膨胀。1906年日本成立“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势力扩张到中国东北。1907年到1916年，日俄四次签订密约，划分在中国的势力范围。1907年日本与法国签署密约，相互承认各自在中国台湾、福建以及印度支那半岛、中国广西和云南的权益。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1914年日本取得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1918年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武装干涉俄国革命。完成“脱亚入欧”任务，积蓄了国力之后的日本，扩张欲望在这一时期达到高潮。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英、法等国瓜分了德国在非洲的殖民地，美国和日本迅速崛起。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中，推崇打破旧的殖民秩序，日本在亚洲急速扩张的同时，试图将势力触角从亚洲延伸到非洲，开始将非洲作为目的地，与非洲一些国家建立官方关系。1918年日本在南非设立领事馆派驻日本领事，第一次正式与非洲国家建立起政府关系。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分别在埃及开罗、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以及南非比勒陀利亚设立了公使馆派驻公使，在北非、东非和南非等区域搭建起进入非洲大陆的桥头堡。
由于20世纪40年代之前的非洲大陆基本上还是英、法等国家的殖民地，英、法等国对日本的扩张抱有戒心与排斥，日本的影响无法深入非洲大陆内部。就连法西斯国家意大利也对日本怀有戒心。第二次意埃战争前夕，面对日本大力发展与埃塞俄比亚的官方关系和日埃贸易，意大利认为日本扩张的野心太大。1934年，墨索里尼指责日本再次兴起了“黄祸论”，与日本驻意大利大使发生冲突。12月，意大利的报纸以《日本对埃塞俄比亚的野心》为题发表评论， [9] 指责日本觊觎埃塞俄比亚金矿和铂金矿的开采权。之后，尽管日本政府在意埃战争中保持中立立场，但是日本民间的极端国家主义者以黑龙会为中心公开声援埃塞俄比亚，不少政治家和企业家也都支持埃塞俄比亚。围绕着埃塞俄比亚问题，意大利与日本的对立表面化。1937年11月，日本由于政治需要与意大利和德国签署“三国防共协定”之后，日本与意大利的关系才得到改善。可以看出，在近代，日本的政治需求以及外部环境因素对日本对外活动的影响依然巨大。
1940年9月，日本签署《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加入轴心国，企图用法西斯主义改变世界秩序，英、美等国对日本的扩张行为无法继续漠视而放弃中立，日英和日美关系彻底破裂，日本势力被英国等同盟国逐出非洲大陆。日本与非洲国家的政府关系极其短暂，只有短短几年的时间。
1868年6月，日本维新政府第一次向全体民众发表“政体书”，公布“五条誓文”明示新国家的基本方针。同一天，睦仁天皇亲笔手书“亿兆安抚国威宣扬之御宸翰”，宣称要“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 [10] ，这成为近代日本对外政策的最高方针。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标志，日本结束了近代进程。近代日本以错误的对外政策招致了战败，日本帝国灰飞烟灭。1945年9月2日，日本在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签署投降文书，万里波涛之上日本国威荡然无存。面对未来，此时的日本民众是一片茫然和无力。从对外扩张和狂热战争中逐渐清醒过来的日本民众，开始认识到不管今后有怎样的未来，都无论如何不能再延续过去的对外政策，日本需要以全新的姿态和政策去面向世界。
[1] [日]太田牛一：『信長公記』（巻下），東京甫喜山景雄出版，1881年。
[2] [葡]ジョアン·ロドリーゲス（Joao Rodriguez）：『日本教会史』（上），大航海時代叢書第9巻，岩波書店出版，1967年。
[3] [法]弗朗索瓦·苏利叶：《列岛及日本王国的教会史》，1627年。
[4]
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所藏『増補華夷通商考』（西川如見遺書第4
）。
[5]
高嶋久也『欧西
行』（巻六）、政教社编辑『日本人』第3次第34号おける尾佐竹猛『夷狄の国へ：幕末遣外使節物語』。
[6] 摄为摄政，关为关白，都是官职。摄关政治指在天皇未成年时，由摄政的太政大臣代行国家政事。天皇成年达到亲政年龄之后，摄政的太政大臣改称关白。摄关政治下，名义上是关白辅佐天皇处理政务，而实为关白总揽大权处理政事。
[7] “圣胡安洗礼者”号（San Juan Bautista）是西班牙史料中对船的命名，日本仙台史料中记载为黑船，日本现在通用“圣胡安洗礼者”号。“圣胡安洗礼者”号由仙台藩主出资并拥有所有权，建造和航海由西班牙负责，曾经搭载庆长遣欧使节团从日本仙台两次横渡太平洋到达美洲的墨西哥。
[8] 神戶大学図書館所藏『国民新聞』，昭和九年二月十一日。
[9] 神戶大学図書館所藏『时事新報』，昭和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10] 早稻田大学所藏『御宸翰之御写』（藏号：02 04867 0077）。1868年4月6日，睦仁天皇率领维新功臣在神明前宣誓“五条誓文”实施维新变法建设新国家，天皇向公卿和维新功臣口述治国理念和目标。6月11日，明治政府以“政体书”的形式向全体民众公布“五条誓文”之时，天皇以“亿兆安抚国威宣扬之御宸翰”为题亲笔手书了《御宸翰之御写》。“五条誓文”是天皇面向神明的宣誓，而“亿兆安抚国威宣扬之御宸翰”是针对民众的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