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日本把握时机迅速调整了对非洲政策,将其提升到战略的高度,以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oky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frican Development,TICAD [1] )为牵引器,以开发援助、参与联合国行动、民间交流等多种方式积极开展对非洲的外交活动。非洲成为日本外交工作的重点区域。日本对非洲外交紧紧围绕着推进和落实TICAD所制定的宣言和行动计划展开。特别是近年来,为保持在非洲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日本根据其自身的战略需要,将非洲定位为经济成长的潜在区域、印度洋—太平洋战略的拓展区域、资源和市场的确保区域、人类安全保障的实践区域、国际机构中的援日区域。日本加速了对非洲的外交攻势。TICAD成为日本对非洲外交最重要的舞台,每届TICAD宣言都成为对非洲政策最重要的载体。通过实施TICAD,日本在非洲地区的形象从一个富裕发达的经济大国开始向友善、负责任、值得信赖的国家转变。
历史上非洲深受欧洲国家的殖民侵害。在非洲各国独立之前,日本与非洲国家缺乏政府交往和民间往来,这种状态直到20世纪60年代,日本先后与独立的非洲国家建立起外交关系而有所改变。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末期,经济大国日本与非洲国家的关系是以发展经贸关系为主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是日本经济增长停滞并开始下滑的时期,也是日本对非洲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时期。冷战结束后,为填补世界格局变化形成的势力空间以及寻求非洲国家对日的支持,日本迅速调整了对非洲政策,将其提升到战略的高度。
1992年2月,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引发经济大倒退。内阁府公布的统计数据表明,1992年和1993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分别只有0.4%和0,日本经济增长陷入长期低迷的状态。与此同时,1992年和1993年的公债总额分别达到179兆日元和190兆日元,创下当时的历史最高水平。1992年和1993年的国民负担率分别达到38.1%和38.6%,日本政府的财政负担日益严重。
面对日本经济可能出现长期低迷的趋势,当时的世界舆论界和许多国际战略分析家开始唱衰日本,认为日本将从此一蹶不振,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会持续下降。可就是在经济和财政状况双双出现持续恶化的情况下,1993年,日本政府却不动声色地做了一件看似有悖于经济常理的事情,决定对非洲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加大对非洲的经济援助。在世界各国的媒体、学界和政界纷纷热衷关注日本泡沫经济的氛围下,当时日本的这一外交举动并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
1993年10月,日本政府联合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召开了第一届TICAD,决定将此后日本所有对非洲的活动统一归集在TICAD的框架范围内。TICAD开始成为日本对非洲外交事务的指向标和行动机制。作为TICAD的具体施策方案,日本决定首先采取加大对非洲国家经济援助以及增加和促进人员之间往来的举措。在财政状况非常严重的情况下,1993年,日本向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提供的政府开发援助(ODA)总额为9.8亿美元。 [2] 10年过去了,日本经济被称为“失去的十年”,在经济景气和财政状况没有好转的情况下,日本丝毫没有放松对非洲国家的经济援助。外务省统计数据表明,2003年日本提供给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的政府开发援助总额为5.3亿美元。20年过去了,日本经济被称为“失去的二十年”,日本依然坚持并不断加大对非洲国家的经济援助。2013年,日本提供给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的政府开发援助总额达到21.4亿美元。
二十多年来,日本对非洲的外交活动从经济援助开始入手,之后拓展到政治、社会、教育、文化、维和等诸多领域。在对非洲开展外交活动的主体和对象方面,除日本政府之外,地方自治体、企业、民间组织和个人也成为交流交往的主体,非洲国家的政府、企业、民间组织、个人以及非洲跨国组织都成为交流交往的对象。与此同时,日本还针对不同的需求与各个国际组织合作共同开展对非洲的外交活动。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至今,日本与非洲国家和组织之间的交流交往活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体现为主体的多边化、领域的多元化、形式的多样化、内容的多角化。
2016年8月,为了体现亲近感拉近与非洲国家的距离,日本第一次在非洲召开了TICAD会议。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的第6届TICAD会议上,内阁总理大臣安倍晋三发表演说强调:“越过亚洲的海洋和印度洋来到内罗毕,感受到的是海洋之路将亚洲和非洲紧紧地连接在一起。能够给世界带来安定与繁荣的只能是自由开放的两个大洋以及两个大陆相结合所产生的伟大跃动” [3] ,提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概念,并将这一概念提升为“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FOIPS)。2017年度的日本外交蓝皮书中用特集的形式专门对这一战略进行了推介。 [4]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终止了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2017年11月,特朗普访问亚洲时多次言及和重申强调“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2018年4月,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对外阐释了美国政府对“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的认识,解释了“自由”与“开放”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和意义。8月,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在印太区域的安全合作》情况说明书,明确提出打造一个自由与开放、包容和法治的“印度洋—太平洋安全新秩序”,形成了美国的印太战略。
经过20多年的实施以及不断因势而谋地融入新的内容,在日本的主导下TICAD已经出现演变的势头,从最初的援助性质演变出具有防范和抗衡的性质。TICAD一方面作为日本对非洲战略继续在日本的非洲事务方面发挥着作用;另一方面衍生出“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成为美国和日本共同的战略。
2019年4月,日本外务省发布《外交蓝皮书(2019)》,确定了为维护和增进日本国家利益,外交事务需要贯彻执行的六个核心任务,强调外交政策将围绕着六个核心任务展开。 [5] “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成为六个核心任务之一。TICAD成为六个核心任务中“致力于解决全球性规模的问题”的重要内容之一。
通过TICAD的实施进程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对非洲政策进行重大调整是日本外交的一个长期布局,具有深远的意义。但是,即使是再长远的外交布局,28年前开始实施的TICAD也不可能是为了衍生出今日由美国政府接盘的“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那么,为什么日本会在经济和财政已经显露出重大困局的状态下,还要对非洲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当初,日本对非洲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目的是什么?对非洲政策的调整是内外压力的被迫而为还是看准时机的主动行动,日本对非洲政策进行重大调整是处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开展的?28年来日本实施TICAD的进程中,每一届TICAD的核心内容和具体举措是什么?TICAD是否随着世界形势的激荡变化顺势而为,每一届TICAD发生了哪些变化?每一届TICAD有哪些具体的计划和目标?日本在TICAD框架内具体在哪些领域和哪些方面开展了哪些工作?工作采取了哪种方法和形式?取得了怎样的成效?
特别是近年来,日本ODA纯额 [6] 从最高值时1999年的87.3亿美元减少到2019年的47.2亿美元,整体上呈现减少的趋势。这样的趋势是否会对以经济援助为主的非洲外交产生影响?2019年1月,时任外务大臣河野太郎指出:“日本不以军事力量为背景开展外交活动。但是,作为日本外交主要支柱的ODA金额比最高峰时几乎减少了一半,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外交已经进入通过智慧和努力去实现‘赤手空拳的外交能力’的时代。” [7] 日本是否真的要“赤手空拳”地开展对非洲的外交活动?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在日美两国大力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的背景下,“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是如何借助TICAD孕育而生的?两者的相互关系是什么?
就像上述诸多问题那样,大量的疑问自然而然接踵而来。这就需要对因TICAD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进行解释和回答,需要对TICAD进行深入和翔实的探究。研究TICAD的问题意识由此而生。
中国和日本是目前世界第二位和第三位的经济大国,都致力于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巨大的作用。中国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以及“一带一路”的合作倡议。日本提出了“解决全球性规模的问题”以及“高质量基础设施输出战略”。对于两国而言,非洲是极其重要的外交区域。
2018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中非领导人与工商界代表高层对话会暨第六届中非企业家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了题为《共同迈向富裕之路》的主旨演讲,指出“非洲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历史和自然延伸,是重要参与方。中国支持非洲国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愿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同非洲全方位对接,推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符合国情、包容普惠、互利共赢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8] 。
2019年3月,日本外务省在《日本与非洲》的报告书 [9] 中将非洲地区作为日本外交的重点区域,明确指出将以落实各届TICAD宣言内容为核心,推动和加强日本与非洲各国的友好交往和经贸活动,构建日本与非洲各国之间互惠互利的关系,谋求改善日本所面临的国际性问题、谋求扩大贸易和投资、谋求非洲各国的经济与社会的持续发展。
中国和日本都在努力地开展对非洲外交工作。在非洲,中国和日本无论是竞争关系还是合作关系都会对两国的非洲外交事务产生重大影响。2018年5月,中国和日本签署了《关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备忘录》。10月,在“第一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上,李克强总理在致辞中指出:“中日两国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会给中日合作带来更广阔的空间;两国更深入、密切的双边合作,也会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更大潜力。”“我们今天举行第三方市场论坛,就是要表明一个意愿:中日双方在第三方市场不搞‘恶性竞争’,而要更大发挥互补优势,更大拓展合作空间,在第三方市场实现三方共赢。” [10] 安倍晋三总理大臣指出:“日方愿同中方一同遵循开放、透明和市场化原则,在第三方市场开展符合东道国需求和国际准则的合作项目,实现互利双赢和多赢,为地区和世界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11]
中国和日本已经签署了52项针对第三国市场合作的协议,并在泰国、哈萨克斯坦等国已经成功地开展了针对第三国市场的合作。中日两国在非洲落实这些协议和推广合作成功案例的经验是十分值得关注的。正因为如此,研究TICAD是一件十分有意义并值得下功夫去做的事情。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陆续与非洲国家建立起外交关系和经贸关系已历经70多年,日本实施TICAD也已经将近30年。根据日本外务省的统计数据,1990年以来,经济发达国家向非洲国家提供的年度政府开发援助总额,日本与法国、美国、英国和德国一起,基本保持在前五位。日本在非洲已经成为较有影响力的国家。同时,日本政府非常关注世界主要国家对非洲的外交活动以及对非洲的援助,特别是将中国作为关注国家的重点。面对上述情况,我们对日本在非洲的外交活动以及针对TICAD的研究却非常匮乏, [12] 这一状况与中国对非洲援助和外交工作的现实与要求不相匹配,应亟须解决对TICAD等方面研究缺失的问题。基于这种需要和考虑,本书通过发掘和利用日本外交档案文献、历届国会决议以及演说和答辩记录、有关行政部门的数据、日本企业的文献资料,以及通过研习中日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日本的非洲外交活动进程和经纬进行梳理,特别是对TICAD进行探究,尝试着搞清楚日本对非洲政策的各个细节。
[1] 日本、非盟、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官方文件中对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通常使用TICAD,为与通用原则统一,没有特别需要的情况下,本书使用TICAD。
[2] 数据来源为日本外务省。由于外务省实施政府开发援助将非洲按照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和中东及北非地区进行划分,该数据不包含针对埃及、阿尔及利亚、利比亚、摩洛哥、突尼斯等五国的ODA援助。
[3] 详见2016年8月27日,TICAD 6大会“安倍晋三日本国总理大臣演说”。早在2007年8月,安倍晋三访问印度期间在印度国会发表了题为《两个大洋的交汇》的演讲,指出:“今天,作为自由和繁荣之海的太平洋与印度洋正在开展生机勃勃的携手,展现出一个突破固有地理疆界更为广泛的亚洲”,提出了日印两国共建透明开放、自由繁荣太平洋与印度洋区域的概念。其后,日本多次在国际场合将印太区域连接在一起提出“印太概念”。2016年8月,日本通过TICAD 6正式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概念,并迅速将其定位为“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
[4] 外務省『外交青書(2017)』,第一章“2016年の国際情势と日本外交の展開”。
[5] 2019年4月,外务省确定的日本外交的六个核心任务分别为:1.强化日美同盟以及编织日本与同盟国家和友好国家之间的网络;2.强化与周边各国的关系;3.推进经济外交;4.致力于解决全球性规模的问题;5.为中东和平与安定做出积极贡献;6.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外務省『外交青書(2019)』第一章第二節“日本外交の展開”。
[6] ODA由政府无偿援助、技术援助以及政府贷款(含政府投融资)组成。政府贷款分为年度纯贷款和年度总贷款两种,年度纯贷款为本年度回收额与借出额的差,年度总贷款为年度借出额。ODA纯额为无偿援助、技术援助与政府年度纯贷款的总和。ODA总额为无偿援助、技术援助与政府年度总贷款的总和。
[7] 河野太郎外务大臣在第198回国会召开时的外交演说。
[8] 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8-09/03/content_5318873.htm。
[9] 外務省報告書『日本とアフリカ』,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87153.pdf。
[10] 中国政府网:“第一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http://www.gov.cn/guowuyuan/2018-10/27/content_5335045.htm。
[11] 中国政府网有关第一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的介绍,以及日本首相官邸有关“日中第三国市場協力フォーラムにおいての安倍総理スピーチ”。
[12] 2007年,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等单位开展合作研究,以《成长的非洲——日本与中国的视点》为题出版了论文集,对中日两国的对非洲政策进行了综述性阐述。2010年,日本大学与北京大学合作发表了共同研究报告,对两国的对非政策进行了比较。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也发表了一些涉及TICAD、日本对非经济外交、日非能源合作等方面的论文。由于篇幅原因,在此不一一列举。